思想者小传
苏东水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世界管理协会联盟中国委员会主席。“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科学术带头人。学术研究涉及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主编及主要著作七十余部。十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特等奖、一等奖，曾应邀赴二十余个国家、地区访问、讲学，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管理学家。所著《东方管理》一书是国内第一本提出完整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的著作。
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已使得中国企业管理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典籍、独具特色的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中国管理的经验或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者的必然使命。而东方管理理论的探索，最初正是源于对西方管理话语霸权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经济管理实践及其思考的呼应，对“言必称希腊”式管理研究的批评。
在众多学界同仁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过程中，我提出并倡导进行东方管理研究。自1976年我在复旦大学开设“《红楼梦》中的经济管理思想”讲座以来，逐渐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本质属性的东方管理理论框架。一批学界同仁也开始和我一起致力于东方管理研究与实践。这群致力于东方管理研究的学者被称为“东方管理学派”，在国内外管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东方管理理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框架，也在国内第一个提出“东方管理学”这一全新的学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东方管理理论仍需要发展完善，尚需要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将其进一步推进。借此机会，对东方管理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简单的回顾与展望。
历经40多年来的努力，我用5个字来概括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学”、“为”、“治”、“行”、“和”。
“三学”：东西方智慧的交汇
在新经济环境下，只有充分发挥中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体现东方管理学科学性和艺术性协调统一的特点
有些人对东方管理学存在误解，以为东方管理学是要是回到故纸堆里，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管理思想。其实，东方管理学是一门现代的管理学科，它是在融合中外古今管理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管理体系。中国管理、西方管理以及华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是东方管理学的三大理论资源。
1.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
东方管理学根植于东方管理文化。易经的“阴阳”、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爱”、佛家的“慈善”、兵家的“用人”、法家的“崇法”等，都是我们深入总结、提炼、进行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的基础。如果脱离了这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所谓中国式管理理论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西方，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只不过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而在中国，有史料可查的管理典籍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尚书》、《周礼》。虽然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符合现代西方标准的、能够体现各行各业各种管理工作共同特点的管理学，但史料中所记载的中国管理的组织设计、典章制度构建、信息沟通、物流管理及工程建设等，都令现代人啧啧称奇。
按照文化的传承性来看，这些具体的管理人物和管理事件，都必然会在其后的管理实践中留下一定的痕迹，构成东方悠久的管理历史中的重要一环。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事东方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
2.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
东方管理从来就不否定西方管理，也不主张将东西方管理对立起来。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应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东方管理的研究决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东方文化情境； 相反，会积极跟踪西方管理研究，在把握吃透西方管理精髓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研究。只有在深刻理解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在东西方文化中进行东方文化的定位。
由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传统的中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比如，西方管理重分析、重理性、重科学、重法制，却不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不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更不注重以情感人的管理教育；而中国管理却恰恰相反，它重综合、重感化、重和谐、重仁爱，却不太注意营造法制意识和科学精神。
其实，这两个方面偏重任何一个方面而走向极致都是不可取的。历史上，商鞅和韩非等人曾经从根本上否定道德观念对人的制约作用。韩非甚至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利害关系，只相信赏罚的作用。他们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即从事管理的人主要依靠法制而不能依靠道德。其结果是，他们辅佐的秦国逐渐富国强兵，灭六国而统一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却又是严政酷吏，无视社会思想道德对管理的积极作用，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土崩瓦解。正所谓“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同样，如果片面强调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的东西，排斥科学、排斥理性，也会损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造成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因此，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同样是东方管理学的重要渊源之一。在新经济环境下，只有充分发挥中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体现东方管理学科学性和艺术性协调统一的特点。
3.华商管理理论与实践
海外华商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东西方文化具有巨大的互补性，而正是对二者的融合创新使海外华商具备了独特的经营智慧。
在东西方智慧的交汇点上，海外华人企业家们自觉地博取两种经营智慧的长处，并创造、提炼、萃取出一种全新的管理范式，促生了一大批在精于经营管理的同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海外华商巨富。
中国式管理最迫切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适应多元文化结构的管理智慧。因此，华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东方管理学的重要渊源之一。
“三为”：管理的本质是什么
许多人仅仅将“以人为本”理解为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人们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这只是理解了“以人为本”的浅表内涵
在以上这三大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提炼出了“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等15个哲学要素，萃取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三为”试图聚焦的是，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贯穿东方管理学的主线是什么。
1.以人为本
迄今，“以人为本”业已成为当今媒体、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然而，许多人仅仅将“以人为本”理解为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人们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这只是理解了“以人为本”的浅表内涵。所谓的将人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其逻辑仍是工具价值论。
与基于工具理性的人本观不同，东方管理学的“以人为本”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一切管理工作都围绕着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展开，这是它的浅表内涵； 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不断地运用挑战来锻炼人的智力、体力乃至意志品质，并在此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发展，提高人的生命存在质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现代东方管理之所以强调“以人为本”的本质，是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目的而非工具。这首先要求消解传统意义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
2.以德为先
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以德为先”不仅可运用于治国实践中，而且贯穿于治生、治家、治身实践。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
在组织管理中，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他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
对于企业管理而言，除加强内功修炼，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信誉外，还得在质量道德、竞争道德与经营管理道德方面加强引导和教育。
3.人为为人
“人为为人”是指“每个人首先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身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具体说来，“人为为人”概括了管理过程中三对矛盾的统一运动：（1）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我们主张以义取利；（2）激励与服务的关系问题，管理既是激励，更是服务；（3）“人为”与“为人”的关系问题，个体必须从利他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利己的目的。
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变的过程。“人为为人”事实上代表了一种高度的道德境界——有理性的利他行为。这样的人具有比较稳定的道德准则，其行为以是否服务于别人并提高整个组织的工作绩效为依据。
“四治”：管理不只关注企业
东方管理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四个方面。它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的各个层面，也符合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
四治体系是我基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而提出的管理范畴论。东方管理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四个方面。它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的各个层面，也符合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这与目前一些研究者仅关注企业管理层面的中国式管理不同。
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也主张不能将管理局限为“企业管理”。比如，巴纳德（Barnard）认为，企业管理只是一般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基本上与管理其他组织没有什么分别。管理大师德鲁克更是认为，“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和独具特色的工具”。纵观德鲁克一生对管理的研究和总结，基本也是围绕个人的管理、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三个层面展开。德鲁克的这种思路与东方管理学所讲的修身、齐家、立业、治国思想是相当吻合的。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和多种外来文化的渗透，积累了丰富而深邃的治国理念、法则和方法。就治国理念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道法自然、济世兴邦、礼法并举、以民为本等。就治国手段而言，有无为而治、唯法为治、以德治国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治国的实践、理论、经验都需要提炼、梳理和总结。
东方管理的治生论，是以“德本财末”道德观和“诚、信、义、仁”伦理思想为哲学核心，并以“积著之理”为中心，依循所发现的客观经济规律，由此所发展出预测、战略计划、市场营销、人事管理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因此，东方管理的治生之道，特别强调以德治生、以义取利，以仁德观建立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俗语说，“家和万事兴”。家庭不仅是个体社会化的最早场所，也是个体外出谋生、创事业的后方根据地。因此，将“治家”纳入企业管理范围也是相当必要的。中国当代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家族制企业的发展。研究中国家族制企业的发展、转型与传承，已成为历史交给我们的重要使命。
治身即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是个体成功的关键，也是治家、治生、治国的逻辑基础。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治身是一个不断积功累行的过程，是对自己私欲的克服，也是对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智慧水平的改善。其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因此，治身学既是中国式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区别于西方管理的一个重要特色。
“五行”：“三为”“四治”的体现
东方文化特别注重关系互动，“GUANXI”也已经为西方学者所关注。诚信是东方人缘沟通的基石，而和合则是东方人缘沟通的目标
“五行”管理是指对管理过程中运行的五种行为即人道行为、人心行为、人缘行为、人谋行为以及人才行为进行管理。它是“三为”、“四治”理论在实践环节中的具体表现，并分别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科体系中的管理哲学、管理心理、管理沟通、战略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对应。应说明的是，这种对应关系仅仅是指它们所研究的对象类似。从学科的内涵及其所采用的概念体系来看，它们之间是不同的。
人道管理，强调的是在管理过程中必须“得道遵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管理者必须尊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人心管理，意指任何管理过程最终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心理认知环节。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个人对人性的认识、假定决定了其管理方法、哲学。东方管理学认为，过往的人性假设失之偏颇，因而提出了“主体人”之假定。
人缘管理，类似管理沟通。东方文化特别注重关系互动，“GUANXI”也已经为西方学者所关注。东方管理学派基于对传统文化以及华商管理实践的考察，提出了东方“五缘”网络体系（即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这五缘网络不仅构成了人际互动的切入点，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社会资本。诚信是东方人缘沟通的基石，而和合则是东方人缘沟通的目标。
人谋管理，类似战略管理。中国兵家学说中蕴涵着璀璨的谋略思想，这比西方《战争论》中开始涉及战略这一主题早上了几千年。我国古代的决策谋略思想可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转化和运用。
人才管理，类似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已成为第一资源：对于企业而言，人才是基业常青之根；对于国家而言，人才则是强国之本。我国古代关于识才、选才、育才、用才有大量的论述，值得细细归纳、提炼。
“和合”：东方管理的目标
在东方管理“三为”、“四治”和“五行”的创新运用过程中，均存在各种矛盾的和谐问题。“和谐管理”一直是东方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
“和”为天下大道，“和”是东方管理的主旋律。在东方管理“三为”、“四治”和“五行”的创新运用过程中，均存在各种矛盾的和谐问题。“和谐管理”一直是东方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种和合思想体现在现代企业之间关系上，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更有合作。
和谐观不仅在治生、治家以及治身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治国领域也能得到广泛应用。从国家管理来说，“人为为人”管理的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从国际层面来说，“人为为人”管理的目标就是构建竞合有序的国际关系。
历经40年来，东方管理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在社会上，东方管理也日益被公众知悉。“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被众多学者、企业家所认同，并在管理实践中积极采用。东方管理学科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学术研究，开始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下一步，东方管理研究除了继续在大理论上进行讨论，建立更多小的中层理论，能否吸引、组织现在国内从事东方管理研究的学者进行合作，共同推进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我看这是非常迫切的。单靠某个学者在某方面的突破，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认为，我们可以发挥协同力，一起就一些重大问题开展专题研讨。“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东方管理研究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