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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千年的河洛情结 ——汉语通语和汉语方言的历史 一 中国在殷商以前的语言生活状况不易了解，暂不讨论。目前可以肯定，商代后期的语言即殷墟（今河南北部安阳）的语言（下面称为“商语”），是汉语的祖语，或者说是“前身”。当时的周（在今陕西）及附近的羌、戎等的语言可能是藏缅语祖语的一支，越（从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直到广西）的语言大约是壮侗语的祖语（不排除有南岛语的祖语），楚（今湖北）的语言可能是苗瑶语的祖语，夷（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安徽等地）讲的是什么语言目前不清楚。周围还有好些文化、语言各不相同的部族，它们奉国力强大、文化先进的殷商为宗主，这是一个以殷商为首的松散部族联盟，还不是真正的国家。 对周要多说两句。秦汉是周的继承者，所以一般会觉得周是正宗的汉族祖先。但据俞敏先生考证，周跟羌、戎的血缘更接近，如此则周的语言本也是一种藏缅语。周人自称是夏的直系后裔，那是代殷之后的政治宣传手法，有拉大旗的嫌疑，恐不能当真。不过周人确有继承夏文化的真切愿望，这是肯定的。 部族联盟内的各部族各有自己的语言，而商语在联盟内有特殊的、上层的地位，殷商以外的部族在各自使用自己母语的同时，也使用商语（至少其上层分子是如此）。设想周文王作为殷商的臣子“西伯”，他跟商纣王说话用什么语言？当然只能是商语。就是说，臣服于殷商的各部族会有不少双语人。但商语尚不具有后代“民族共同语”的性质，只算是部落联盟内的“宗主语言”。 周人说的商语必然带有周人语言的一些成分，夷人说的商语必然带有夷人语言的一些成分，等等。这些带有外族语言成分的商语，是商语在外族中的变体。当时，这样的商语变体应该有很多，它们是后代汉语方言的前身。当然，从道理上说，在商直接统治的区域（今河南、山东、河北各一部）内也会有商语的方言，但差异应该很小。 二 周自身的文化不很发达，周人在还奉殷商为宗主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很多殷商的文化，而且使用商语和殷商文字。考古学者在周的早期都城岐山发掘到的占卜甲骨（“周原甲骨”），基本上模仿殷商甲骨的占卜方法，使用的也是殷商文字。可见周人自己没有文字。后来周推翻殷商，代之为宗主后，对先进的殷商文化和语言、文字并不加以摧毁，反而全盘继承。甚至可以推断，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到后来完全改用商语。一方面，这是由于殷商文化的先进，另一方面，周全盘继承了殷商的政治遗产，其中包括大批原本向殷商称臣的部族，这些部族长期使用“商语变体”，这个状况是周人无法改变的。[注1] ---------------------- [注1] 文化较低的外族在入主中原后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改用汉语，这种事情在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如鲜卑、满清。 ---------------------- 周公镇压管、蔡、武庚叛乱后，迁封商王后裔于宋（今河南东部商丘），而于今河南西部黄河的支流洛水边筑城，名为“成周”，尽迁殷商贵族于此，并在其上游不远处筑“王城”以控制之。故周初之商语当以殷墟、宋及成周为标准。但殷墟的商部族旧人虽多，贵族迁走后，所余为下层百姓，文化水准大降；宋国所居虽商王后裔，而人数少，且必为西周统治者所有意抑弱之。是当时能光大殷商文化及语言者，唯有成周。此地之成为中国千年文化中心，自西周始。 周与商政治上最大的不同，是周代逐渐形成了国家。有周一代（包括春秋战国）是从商的部族联盟过渡到秦汉中央集权制的一种相对统一、又相对分权的国家形态。相应地，在广大的“王土”范围内也就产生了相对统一的文化和语言。从西周铜器铭文可见，周王朝和各邦国使用的语言文字都是直接继承甲骨文的，也就是当时通用的语言文字。显然，这个作为商语继承者的语言（下面称为“周语”），已不仅仅是部族联盟里宗主部族的语言，而是成为整个王朝境内各邦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对之已可以用到“通语”甚至“民族共同语”的概念。 幽王乱后，周室东迁王城。此后王城与成周逐渐连为一城，是为洛阳。此地既是文化中心，再兼政治中心，其通语基础的地位更为稳固。 三 方言是如何形成的？试想，胶东半岛的夷人原臣服于殷商，会说带夷人语言成分的商语。姜太公是羌人，他带着他的刚刚与周人联合战胜了商人的武装部族（这些人会说带有羌人语言成分的商语）君临胶东。作为统治阶层的羌人与被统治的夷人之间需要交际，会使用带有各自语言成分的商语来通话。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以商语/周语为框架、融合了羌人语言成分和夷人语言成分的语言，成为周语的一种方言，即“齐语”。可以推测，在初时，这还只是羌人和夷人的第二语言，在两族人之间交际时才用到，但到后来，作为上层语言、官方语言，其强势力量自然而然地占了上风，人们的母语作为底层语言，渐渐被淘汰，周语方言最终成为他们的唯一用语。[注2] ------------------------------ [注2] 在现代，少数民族从母语与汉语的双语人变为汉语单语人、母语被淘汰的情况随处可见。这是由于汉语作为上层语言在社会上对底层语言的强势地位自然造成的。 ------------------------------ 在周代，这样的方言以近似的方式在各地一个个地形成。譬如，周公的儿子伯禽带着一批周贵族到鲁国，后来形成的“鲁语”必然是带有周人早期语言成分的商语和夷人语言成分的商语的结合体。最早的汉语方言，基本上是外族人讲商语/周语时有意无意羼入自己母语成分的结果。社会地位高的语言是“上层语言”，社会地位不高的语言是“底层语言”，底层语言羼入上层语言的成分称为“底层成分”。底层语言成分是怎样羼入上层语言的呢？就是通过底层民众学习上层语言来实现的。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术语来说，就是：带有“母语负迁移”的“中介语”在习得者集团中凝固化，就成为目的语的一种方言，尤其是在他们放弃母语以后。这一方面是语言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语言分化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纷乱，周王室的势力江河日下，终至灭亡，各国也有新的文化中心出现（如齐国的稷下等），但因诸侯分立，互不相下，没有一个邦国的方言能被普遍接受，大家也只能沿袭传统，仍以洛阳话为通语。 《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说，孔子平时说方言（鲁语），但在念《诗经》和《尚书》以及进行各种礼仪活动时是说“雅言”的。雅言就是当时与各地方言相对的通语。 楚国是“南蛮”之国，与周王朝和黄河流域各国政治、文化联系都不那么密切，这也导致“楚语”在众多周语方言中显得比较独特。今天的学者对上古楚语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屈原的作品。楚辞的词语、押韵都跟同时期北方的文学作品有差异，但表现的基本上仍是周语方言之一种。楚语以商语/周语为框架、带有比较多的楚人母语（应是苗瑶语的祖语）的成分，是楚人在学习商语/周语的过程中形成的。 楚国的势力从最初的湖北、湖南及河南一部，后来扩展到安徽、江苏、浙江及山东一部，楚语和楚文化也随之扩散。汉高祖刘邦是沛丰人，其地在彭城（今徐州）附近，原属宋，彭城还成了宋国晚期的都城，照理应直接继承商语和商文化。但这里后来属楚，才百余年，至刘邦已自目为楚人，所唱《大风歌》也是楚声，可见楚文化的强势。由此可想见，楚语对战国后期楚国属地后代的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现代湘语是古代楚语的继承者。不过湘语（尤其是北部湘语）长期以来受通语及与通语同系的北方方言影响太大，许多古代特点都泯灭了。但还是有一些特点，例如鼻音尾韵缺乏、塞音韵尾缺乏、复元音韵母缺乏，这三点与苗瑶语很像，是否古楚语的遗传，值得考虑。 吴越地区的土著民族可能是今壮侗民族的先人，推测其地在周代的上层语言是融合了古壮侗语成分的周语方言（更早时周文王的伯父们来到吴地成为统治者，他们带来的上层语言是周人的母语还是带周人母语成分的商语，无可考证）。不过这里在战国后期受楚国统治，必受楚语的影响甚至覆盖。后经长期发展而成为三国两晋南朝时的“古吴语”。 四 汉立，议定都之所，刘邦初属意洛阳，终以军事上的考虑才选择了关中。这说明当时洛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仍很崇高，是全国文化中心。 西汉末，扬雄著《方言》，记录各地与通语不同的词语（“通语”这个术语即首见于《方言》）。现代学者根据此书，可以推断当时方言的一些分布情况。例如关中与蜀是一片，周郑（洛阳、新郑一带）是一片，青徐是一片，燕代是一片，赵魏是一片，荆楚是一片，等等。这些地名不少与战国的政治分域相重，令人想见其与先秦方言分片的传承关系。 蜀（今四川的主体）古代是少数民族地区，秦国平六国前，先占领蜀，大修水利，作为粮食基地，故汉时蜀地的汉语方言与关中相近。扬雄本人为蜀人，长居关中，但《方言》记载关中-蜀的方言词语并不很多。当然不是他不熟悉，而是关中-蜀方言与通语差别不大。 最引人注目的是，《方言》对周郑方言的方言词语收录比关中还少。有人说这显示扬雄不重视周郑方言，说明此方言不重要，故而不可能是通语的基础方言。这个逻辑不通。实际情况应该正好相反——由于周郑方言是当时通语的基础，故与通语相异的词语不多，这正如今北京话与其他方言比，不同于普通话的方言词语也少得多。 至东汉，首都重又回到洛阳。此后一直到西晋，首都只有短时间移至距离不远的许昌，仍在周郑方言区内。三国时曹魏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文化中心的邺城（今安阳）是原殷商旧都，此时也属周郑方言区。 五 洛阳是西晋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方言自是当时通语的基础。东晋南朝以建康（又称“金陵”，今南京）为中心，此处为古吴语区，下层庶族说古吴语，上层士族说当初晋室南迁时从洛阳带来的通语。材料见《颜氏家训》等，陈寅恪先生曾有深入考证。 这个时期在北方，有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指定鲜卑人改说汉语。他因推崇汉文化而迁都于洛阳，可见他所主张要说的汉语就是洛阳话。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洛阳语音就是当时汉语通语的“正音”。 陆法言的《切韵》是中古前期通语语音的代表。此书编于隋代的长安，当时首都也是长安，一些学者因之主张《切韵》表现单一的长安音系，这就太机械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反对“单一音系”之说，依《切韵》序所言，认为此书取南北古今语音，从分不从合，造出一个比任何实在音系都要复杂的、只可以见于纸面而不能验诸唇吻的系统。这种“大综合音系”的观点也多出于想象。 《切韵》序里提到《切韵》大纲的主要制订人“萧、颜”之一的颜之推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在《颜氏家训》里明确主张正确的语音“惟金陵与洛下”，所谓“金陵”音即前述江南士族的通用语音。显然，颜之推订音有两个基准，一是早年来自洛阳、在南方发展了三百年的金陵上层语言，二是当时的洛阳话。两相校对、互为补充而成的《切韵》，是一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周祖谟先生语）。例如洛阳鱼、虞两韵不分，金陵能分，从金陵；金陵从、邪两声母不分，洛阳能分，从洛阳，等等。所谓“综合南北”并非综合南北各种方言，仅是南方金陵、北方洛阳两个方言音系，而两者同出一源，在系统上、音类上乃至发音上都相去不远。如此综合出来的音系确会比金陵、洛阳两者的音系都复杂些，但不会是杂乱无章的系统。此即“有限综合音系”说，亦为“文学语言音系”说。 在此之后，北方方言系统的江南士族语言与古吴语融合（上层语言与底层语言融合），成为现代吴语的祖语。两晋之交，由于北人大量南下，侨居江南，原居江南的古吴语人口被迫往更南迁徙，进入福建，他们的方言与本地的闽越语（主要是楚灭吴后迁闽的吴越人带来的语言与闽地的土著语言融合而成）相结合，后来发展成今天的闽语。闽语是南朝古吴语的直接继承者，它与现代吴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相当大的区别。 六 盛唐与中唐之间发生了一个大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汉语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就是“安史之乱”。长期的太平盛世突然被战乱所取代，社会陷入动荡，人民被迫大规模迁徙。由于语言的社会交际性，社会生活频率与语言演变速率正相关，所以社会动乱对语言的变化影响很大。战争双方都动用了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也加速了汉语与北方民族语言的融合。安史之乱之前是汉语语音中古时期的前期，此后是后期。 中古通语的后期语音虽然与前期不同，但基础方言仍在河洛。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语的基础至中唐转移到首都长安，证据是慧琳《一切经音义》推崇“秦音”而贬斥“吴音”，“秦”即关中。这是误解。慧琳西域人，西域向称中国为“秦”。据潘悟云先生考证，西域称中国为chin（今英语China的语源），本是对“晋”的音译，回译为汉语时讹作“秦”。如此“秦音”正是指西晋的通语洛阳音，而非关中音。中唐人李涪《刊误》明确指出当时正音在洛阳。 北宋以开封、洛阳为东京、西京。据记载，寇准曾称西京洛阳语音最正，丁谓则云当以读书人语音为准。其实丁氏并未否定寇氏之说，正如今天说北京也有土音，并不能否定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南宋皇室居临安（今杭州），当时城中所用即为从中原带来的语音，今天的杭州话跟周围的吴语方言有明显差异，跟南宋皇室使用的语言有直接关系。南宋人路德章诗云：“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显示南宋文人仍以中原语音为正。 五代后唐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辽），致北宋的北部疆界大致限在北纬39°上下。分治的形势维持近两百年，至金兵灭北宋而结束。辽人治下的汉族人的语言有什么独特的演变？辽、金、元均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对此地汉语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汉语史研究上很有意思的题目。 七 秦平岭南，后来赵氏经营南越国，再经两汉和南朝隋唐，岭南已成为文化发达之区。出自岭南的文化名人，汉有经学大师、王莽的老师陈钦，唐有文人兼政治家张九龄、宗教家禅宗六祖慧能（他还是少数民族）等。此地的汉语最初也应该是本地土著人学习汉语时带入古壮侗语的成分而成。不过，今天的粤语更多地表现唐代后期通语的特点。显然，自汉至唐，通语一直在对岭南汉语/古粤语施加强大影响，使它一直跟着通语走；直到唐宋之间，这种影响才减少，粤语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在唐宋之间，南汉国（五代十国之一）对岭南有超过半个世纪内部统一、对北方封闭的统治，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方言形成的社会条件，所以我们推测粤语形成的时间就在南汉时期。 安史之乱及唐后期北方的战乱，使大批北方人民避难至江西。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大批人民一再南迁入赣、粤，加上后代的几次较小的人口迁移，最终在江西和广东北部、福建西部形成了客赣方言。其偏北的部分后来受北方话影响较大，形成赣语，偏南而与粤、闽语接触较多的是客家话。湘语与吴语都是古楚语的后裔，地域上原本连成一片，安史之乱之后的南下移民如同一个楔子插进来，所形成的客赣方言区把湘、吴两方言区分隔了开来。 北宋灭亡时，北人南迁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江淮。南宋与金划地而守，其“军事分界线”与今天的一条同言线几乎完全重合：这条界线以南有江淮官话、中原官话的信蚌小片方言以及吴语，它们的共同特点是eng/ing与en/in不分，以北则是区分eng/ing与en/in的。在南宋以前，江淮地区本是吴语区，eng/ing与en/in不分是吴语的特点；中原人迁来，与吴人混居，终使此地区的方言变为官话方言，但保持了吴语eng/ing与en/in不分的特点，这就是江淮官话。至于信蚌小片，最初应该也是江淮官话，是元以后中原官话向南扩展，这一小片方言才转为中原官话的，但eng/ing与en/in不分的特点一直保留。 八 一般划分汉语通语语音史的近代期是自元代始。元以大都（今北京）为首都，故一些学者认为元代汉语通语即大都话，根据是通语基础应当追随政治中心。但从理论上说，通语基础首先应追随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可以随时变易，文化中心的形成则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当时的大都应尚未至此。五代以还，东北华北为汉人与契丹、女真（金）人杂居地，金中都（今北京）话为当时这一片汉语的代表。蒙古人早期臣服于金，金人所用的汉语自是这种汉语，故早期蒙古人所用的汉语可能确实是北京话的祖语。古江宕摄入声字在《蒙古字韵》入萧韵，而正是这一片汉语的特点，至今仍是。 但在就整个汉族地区而言，中原音还是强势，大都话还仅是一个在局部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方言。汉语方言学界对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的形成原因有一个共识，就是：强势方言（譬如通语的基础方言）的读音传入弱势方言中，形成文读层次，而弱势方言自身原本的读音就构成白读层次。今天中原官话极少文白异读，正是它在历史上长期是强势方言的证据。 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当以中原语音为主要基础，李新魁先生考之甚详。《中原音韵》为元曲押韵服务，而大都为元杂剧早期的中心，故大都语音对之自有重大影响。南宋亡，元曲中心遂移至杭州，散曲更盛（更似宋词），受“南人”[注3] ------------------------------- [注3] 元代在政治上对人有等级之分，蒙古人地位最高，依次为“色目人”（西方和北方与蒙古结盟及没跟蒙古对抗过的民族，如回回等）、“汉人”（主要指南宋疆域以外的汉族人，又忽必烈登基、正式使用“元”国号之前臣服于蒙古人的女真、契丹、高丽、西夏、大理等与之同等），“南人”（最后被征服的南宋人）地位最低（这些并没有朝廷明文规定，但确是当时的政治行为规则）。但到元中后期，“南人”在文化上的地位几乎是最高的。 --------------------------------- 有学者推测南京方言为明代官话的基础，理由之一是明初定都南京，理由之二是明末清初有一些文史证据说明“南京话”的地位很高。但是第一，南京在明初作为首都的时间很短，不足以提升南京话的地位。第二，金陵/建康/南京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国南部的政治中心，此处的语言固然一直有很高地位；然而江左本地方言地位从来不高，地位高的是来自中原、在江左通行的上层语言，东晋南朝如此，南宋如此，明清亦如此。明清人所提及的“南京话”，常常不是指南京老百姓说的、属于江淮官话的方言，更多的是指南京的文人官僚说的上层语言。一个重要证据是：清初一些“南京话”资料中eng/ing与en/in分得很清楚，而江淮官话是不能分的，所以当时地位很高的“南京话”不会是作为江淮官话的南京方言，而是南京的上层语言，其性质与南朝“金陵音”一样，是中原系统的。明末著名学者、河南人吕坤作《交泰韵》，强调中州音为正音，指出当时的朝廷用语即为中州音；清初的学者如潘耒（他的家乡就在南京不远的苏州）也仍然推崇中原语音。 按李新魁先生的观点，汉语通语的语音基础在清代中期转为北京话。不过，这一基础有可能在清代以前已经在慢慢向北京话转移。用历史的眼光看，通语音系基础的转移不会像迁都一样，一下子搬家。假设是：通语原本的基础是某一个文化中心A（如洛阳）的方言，后来出现另一个文化中心B（如北京），其方言对通语的影响逐渐增大，原来的基础方言A的影响一点点减弱，通语中A方言的特点越来越少，B方言的特点越来越多；经历长时期此消彼长的过程，终于有一天完成转变。这个过程具体如何表现，仍有待研究。从前面所说《中原音韵》有综合因素的情况看，此过程可能在元代已经开始，直到清中期才完成。 九 如上所述，方言最初是通过外族人在学习商语/周语/汉语时带入外族语言的成分而形成，后来又通过人口迁移等方式发生分化，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许多方言。但是，这些方言形成以后，绝大多数并没有独立发展到今天。譬如，3000多年前“齐语”“鲁语”形成以后，并没有按自己的轨道一直发展成今天的山东方言，从语言特点看，今天曲阜的孔子后人说的方言不可能是孔夫子当年说的“鲁语”的直接继承者。从语音特点分析，包括山东方言在内的现代北方各方言的音系，基本上都是在《中原音韵》或与其相近的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纯从方言分化的维度说，今天山东方言的基本框架也就大约700年历史。这是为什么？古代的“齐语”“鲁语”哪里去了呢？ 在秦汉以降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下，文化、语言生活与政治形态相适应，通语对方言的影响力极为强大。通语的基础方言中原汉语本身在不断演变，而它在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演变都在向全国各方言扩散，或者叫辐射，而方言就会跟着通语变化。一个又一个的演变从通语基础向方言辐射，犹如在池塘中间扔一颗石子，波纹会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散，是一个不断的更新因素从核心向边缘陆续传播的历史过程。例如，中原汉语在历史上某个时候发生双唇音声母唇齿化（所谓“轻唇化”），这个变化传播到各方言，各方言会或快或慢地接受这种新读法；下一个时候，中原汉语发生四等韵产生前腭介音的变化，这种新读法扩散开去，各方言又会在一定时间以后也跟着这样读。这个时代有这个音类变化的辐射，下一个时代还会有下一个音类变化的辐射，一直持续下去。所以通语不断演变，会引领着各地方言也跟着变。 语言扩散最直接的方式是人口迁移。中原人口移居至某地，中原语言也就被带到该地，如前举东晋、南宋之例。但即使没有大规模移民背景，通语仍能辐射方言。政治上说，按传统的规定，官员是从外地派驻的，他与本地人对话必须用通语，本地与外来官员打交道的人也需要懂通语。这也是通语在明清称为“官话”的由来。文化上说，科举考试要求考生懂得通语，所以学塾要教授通语。经济上说，外出经商的人要以通语作为交际工具。总之，统一的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都需要通语在全国通行。在方言地区，通语被视为高尚的语言，即“上层语言”；懂通语的人被视为有知识的、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方言地区的人会出于倾慕高尚的心理而模仿通语、模仿说通语的人的口音。通语对方言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其纽带或中介主要是懂通语（不一定要说得很好）的官吏、本地知识分子、商人等。这些人不但会说通语，还会按通语的音类折合为方言，这就会形成方言中的文读层次。 方言模仿通语或通语折合为方言的音称为“读书音”（这是个很具褒义的词），主要是书面的、对文字的读音，与之相对的方言原来的语音就是口语音。现代方言学的术语是“文读（层次）”、“白读（层次）”。一般来说，文读对白读有优势。当文读出现以后，即使不识字的老百姓也会在口语中倾向于追随文读。慢慢地白读趋向于消失（但白读常会在口语与文字联系不上的词汇里保存下来），方言就通过文读跟上通语的变化了。方言的这种变化，并不是自身在演化，是跟着通语跑。 方言对通语的模仿，有直接取通语读音的，也有的是扭曲的模仿。闽语地处远边，中原语言的辐射较弱，造成闽语与通语面貌很不一样。但闽语也有较接近于通语的文读层次，那是唐宋间来自通语的。例如通语发生于唐中期的“轻唇化”未能扩散到闽语，所以闽语没有唇齿音，而唐宋间传来的通语是有f-声母的，闽语自身没有这个声母，发不出来，乃用hu-来模仿，于是“飞”读成“灰”，至今闽人多仍是这样说普通话。 其实这个过程与早期外族人习得周语/汉语很相似，只是换成了说方言的人习得通语。同样会有母语负迁移，同样会出现中介语，而中介语同样可能发生社会集团性的凝固化，从而形成新的方言或方言的新形式。连上层性的文读逐步排挤及替代底层性的白读，也跟少数民族放弃底层性的母语、改用上层性的汉语有些相似。看看在今天的方言区，也会因学讲普通话而形成普通话的地域性变体，便知道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规律的社会现象。 通过文读层次作为桥梁来引领方言，是通语与方言的历史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面——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当然，不仅通语有此能力，地域性的强势方言也有此能力。例如粤语有许多小方言，它们的文读层次往往来自粤语中的强势方言——广州话。 通语语音对方言的影响有强有弱，有的方言跟通语跟的很紧，有的就不总是这样。像粤语，自南汉以后，对通语就跟得比较少了。影响的强弱主要看两个方面：内因上看方言的音系结构与通语是否接近，越接近越容易受影响；外因上看方言所在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往来情况（首要当然是地理距离和交通），往来越密切越容易受影响。 现代汉语最大的方言是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包括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北京-东北官话、胶辽官话、晋语（有学者认为晋语是官话以外独立的方言）、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大体的音韵框架都是从《中原音韵》式的音系发展起来的。中原官话作为强势方言，向整个官话方言区辐射其在元明清时代的一个又一个演变，而各地官话除了自身的演变，也多接受了这些辐射，以致到今天，在那么广阔的地域里的官话方言如此接近。 当通语对方言的影响达到极端的程度时，“影响”就升级为“覆盖”（王洪君女史的说法是“推平”）。这种情况下，方言原来的特点几乎完全被通语的特点所替代。大量中原移民的进入可以达到这一点，长期频密的辐射也可以达到这一点。山东地区的方言，就算从扬雄时算起，到今天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已经不知让一代又一代不断演变的通语覆盖了多少次，古齐语、鲁语的特点早已被覆盖得荡然无存。作为汉语方言的岭南汉语（也不妨叫“古粤语”）在赵佗时代应已形成，但到南汉国时，它已受到唐后期及其之前的通语多次覆盖。 总之，要了解汉语方言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必须知道它们有两方面的发展动力：一个是其各自的演化，它常常造成分化，或增大方言之间的差别，是个离心的因素；另一个是通语/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引领，它会使方言向通语趋同，是个向心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的较力，就演绎出纷繁多样的方言现象来。汉语方言学界在分析方言的历史层次时，会很小心地分辨两种不同性质的层次，一是“自源层次”，即方言自身演化的成分，二是“外源层次”，即来自其他方言/语言影响成分，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语向方言扩散的成分。 因此，周代形成的方言，没有条件独立发展下去，它们或早或迟、或多或少受到历代通语的影响和覆盖；后来形成的方言，也一直在接受通语的辐射。现代汉语各方言中，除闽语能反映较多晋以前的汉语特点外，其他南方的方言基本上可视为中古后期通语的分支，北方方言则基本上可视为近代通语的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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