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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交媒体研究综述

 梨花带雨2018 2014-12-03

【作者简介】谢文静,女,博士,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新闻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新媒体、健康传播等。

【简介】社交媒体影响空前。学界对其实质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西方传播学界,对社交网络研究近20年,美国的谢文静博士梳理相关研究,发现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交网络、社会资本等,讨论了不足及未来的方向。值得分享给互联网业界和学界的朋友。

一、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ite)的定义与发展

  作为最早的研究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ite)的学者,BoydEllison曾对社交网络作了如下定义:社交网络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让个人(1)在一个相互联结的系统里建立一个公开的或者半公开的网页,(2)列举出来与他们相互链接的其他用户,(3)浏览并且进入他们系统内相链接的用户的资料。”[1]根据这个定义,BoydEllison认为第一个社交网络是1997年诞生的SixDegrees.com.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可以连接用户和促进沟通的网站,比如约会网站或者社区网站,以及ICQQQ的好友列表功能,但是这些网站或者聊天工具并不能使用户浏览其他用户的资料和社会关系。其他的一些网站例如校友网站或者班级网站虽然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和以往同学们的联系,但是用户无法创建自己个性化的资料和好友列表。SixDegrees.com是第一个综合了以上各项功能的网站。

  在1997年和2003年之间有很多其他的社交网络出现,比如LiveJournalAsianAvenueFriendster等。但这些网站多是昙花一现,虽在短期内有不少用户,但都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2006年至2008年间,MySpace是全球访问量最多的社交网络。2006年六月,MySpace超越谷歌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2]和之前的社交网络相比,MySpace具有一些独特的功能,比如用户可以将朋友加入链接,并且用户无需使用专门的计算机语言就可以创建自己个性化的网页。这些功能使得MySpace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在用户政策方面,MySpace也一改以往社交网络的政策,允许未成年人加入。[3]

  创建于2004年的Facebook则成为MySpace最大的竞争者。Facebook由哈佛大学学生Mark Zuckberg及他的室友创立。最初Facebook的用户仅限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扩大到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大学,常青藤联盟学校以及斯坦福大学。随着Facebook受欢迎的程度日益增长,2006Facebook最终向所有年龄超过13岁的用户开放,并很快吸引了大约12万用户。20133月,Facebook的活跃用户达到11100000人。[4]

FacebookMySpace的主要区别之一是MySpace给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其用户可以用HTML或者CSS对个人界面做更多设计。而Facebook则是使用plain text,因此其界面则更加标准化和单一化。另外,Facebook要求用户注册的时候需要登记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比如姓名、邮件地址、毕业学校等,而MySpace则无此要求。较之MySpaceFacebook有更多项功能可以促进用户互动,比如用户可以在彼此的“墙”(wall)上留言,可以上载视频和照片并将朋友“圈”(tag)出来,也可以在视频和照片下留言。另外,Facebook还可以允许用户在线聊天(online chatting),互发短消息(personal message),成立或者加入群体(group),企业、组织或者个人还可以创建自己的页面(page)作推广营销的用途。


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专家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Bourdieu与其同事把它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成员。[5]社会网络分析家,如Lin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人们联络或者动员其他社会资源。[6]另外一些理论专家则形容社会资本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比如人际间的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公民合作,社会参与或政治参与等。

  关于大众媒介的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已经历史悠久。社会资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社会理论家认为积极的公民社会和大众媒介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大众媒介还是人们政治知识的重要来源和交流的场所。[7]但是Putnam却认为大众媒介的发展严重破坏了社会资本。[8]Putnam将美国民主社会的堕落和社会资本的破坏归结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城市生活向郊区的扩大化。Putnam认为,要保持良好和健康的社会资本,人们必须经常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志愿者活动,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而现代社会中城市越来越向郊区扩张,越来越多的人们只是在城市里工作上班却居住在郊区。这种现象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在交通上面,并且由于人们住得越来越分散,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因而破坏了社会资本。Putnam认为另外一个导致社会资本丧失的原因是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根据他的理论,人们的时间是一个零和游戏,而现代人把空余休闲时间主要用来看电视,所以和家人、邻居、朋友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民主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也导致了社会资本的下降。

Putnam的论述主要侧重于电视的影响。互联网的到来曾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开端,但是关于互联网的使用和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也很矛盾,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在这个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将互联网的使用从人们上网的时间角度来测量,并且支持Putnam的结论。他们发现,人们浏览互联网的时间越长,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度越低。[9]他们认为网络的使用和收看电视一样,会侵蚀与朋友和家人交流的时间,从而造成非常有限的面对面的互动。[10]NieErbring发现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与参与社交活动和出席户外活动的可能性成负相关。

  另一阵营则侧重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具体内容和功能,并发现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效果。比如,ShahKwakHolbert确定了四种类型的互联网的使用:网络购物,财务管理,社交娱乐,信息交流。[11]他们发现,前两种类型的使用与公民的政治参与负相关,而后两类则对公民参与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三、社交网络的使用与社会资本

  由于可以搜寻和链接朋友和陌生人,通过留言、评论及在线聊天促进人际互动,分享用户上载的图片及视频,社交网络对于保持和扩大朋友圈有着良好的作用,也从而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迄今为止,研究已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本。比如,在挪威追踪了200015-75岁的互联网用户[12]。他在两年内的三次调查显示,使用社交网络的人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面对面的互动,线下的朋友数量以及弥合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方面都要高于不使用社交网络的人。LampeVitak,和Ellison对美国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学的614名非教学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年长的人以及现实生活中有更高的粘合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可能性比较低。同时,社交网络非用户选择不使用社交网络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于隐私问题,社交网络带来的角色变化,以及个人时间的有限性的顾虑。但是,通过对比社交网络用户和非用户,三位研究者发现很少使用社交网络的用户在社会资本方面基本和非用户持平,而常常使用社交网络的人在弥合社会资本和粘结社会资本方面都高于另外两组的人。

  不仅如此,即使在社交网络用户的范围里,较多使用社交网络的用户也比较少使用的用户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美国密西根大学的Ellison曾就此发表多篇论文和著述。比如EllisonSteinfieldLampe[13]曾通过对将近300名新入学的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的使用强度不仅可以增进大学生的弥合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比如结识新朋友,获得了解新学校的帮助等)和粘结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比如在作重要决定时可以获得建议,有值得信任的人等),并且可以帮助他们维持和过往的高中同学的联系。Ellison等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的第三个维度,维持社会资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同时,这三位研究者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对社会资本的这种影响对于自我认同(self-esteem)和对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低的人更加强烈,从而揭示了社交网络的使用和个人心理对社会资本的交互影响。之后这三位研究者又针对这一议题对社交网络用户作了跟踪调查和深度访谈,并发现从长期的角度,Facebook的使用与弥合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有正相关,但和粘结社会资本(bondingsocial capital)没有关联。[14]VitakEllisonSteinfield进一步发现,虽然Facebook的使用频率和粘结社会资本不相关,但是Facebook的具体功能和特征,比如有家庭成员使用Facebook却对增强可靠的联盟感(reliable alliance)有正面影响。[15]


四、手机通讯,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与社会资本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见证了手机通讯的飞速发展。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全球共有60亿人使用手机,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87%[16]手机通讯的发展将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7]

WeiserBrown曾将计算的发展分为三个浪潮。[18]第一个浪潮是固定的大型计算机(mainframe computer)。由于体积庞大,这种计算机曾经可以占满整栋建筑物,并且需要特殊的空调和冷却系统。因此,这种计算机是不能移动的。[19]计算的第二个浪潮是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比如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台式计算机仍然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使用,仍然没有移动性(mobility)。笔记本电脑虽然具有了一定的移动性,但是由于其重量、体积、有限的电池寿命以及连接无线网络的局限性,仍然不能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计算机。

  普适计算则是计算中的第三次浪潮。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是一种先进的计算概念,学者们认为在普适计算的情况下,计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的发生可以使用任何设备,在任何位置,并以任何格式。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和计算机的互动可以多种形式存在,包括膝上型计算机、平板计算机、终端和电话存在。用来支持普适计算的底层技术包括互联网、先进的操作系统、移动代码、传感器、微处理器、新的I/O和用户界面、网络、用于位置和定位的新材料等。近来也有学者将普适计算称为无处不在的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或者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在普适计算的环境中,计算机不再是人们为完成任务而使用的工具,而是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无处不在。[20]因此普适计算的目的就是使计算机“消失”,从而成为人们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21]

  相比较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手机体积小,重量轻,电池持续时间长,用户可以将其随身放在口袋里,随时随地察看。因此手机的出现真正实现了普适计算。黑莓,苹果手机,Android,和iPad等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及的科技,使得“将个人电脑携带在口袋里”的概念和梦想在全球得以实现。[22]有学者预测说,在不久的将来,手机将成为信息枢纽站。[23]

  由于手机具有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特点,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到手机的通话和使用当中,因此有些学者担心这种移动技术会阻碍大众在公众空间和陌生人的对话和交谈。[24]而交谈(dialogue)则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元素。迄今为止,有一些研究发现频繁的电话通讯可能会导致人们与外界社会隔绝,并降低公民参与,从而对此项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25]

  然而最新的研究则表明根据不同的手机使用行为,手机的使用可以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增进公民参与,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26]比如,CampbellKwak在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随机抽样调查,他们的研究表明,用手机进行娱乐和打发时间会降低社会资本,但用手机协调组织活动和手机通话将增进和陌生人的交谈,联络远距离的朋友,增加加入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并提高民主和公民参与活动。[27]他们在韩国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果,并且发现这种效果对于40岁左右年龄群的手机用户最为强烈。[28]Boase通过对2200名美国公民抽样调查,发现使用手机、固定电话和网络比较多的人,其社会关系网络更大更多元化。[29]其他研究还表明,使用手机,尤其是短信,与社区成员的组织身份,生活满意度,以及帮助别人的意愿都是正相关的。


五、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关于社交网络,手机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并留待未来的学者去探讨和摸索:

  第一,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局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虽然也有少数实证研究是在欧洲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开展的,但总体上数量还比较少。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亚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研究空白。近年来社交网络和手机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飞速发展,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欧美不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潜在的研究方向和潜力,值得未来的学者去研究和发现。

  第二,过往的研究大多是使用大学生样本。虽然大学生是使用社交网络和手机的重要人群,并且在搜集数据方面有很大的方便性,但是最新的调查研究表明,除了大学生之外,其他人群比如青少年(adolescents)和中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比例也大大提高。比如最近的一项美国调查研究显示12-17岁的人有近73%的报告使用社交网络,而78%的青少年拥有手机。因此大学生样本难免带有很大的偏差。由于其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特殊性,很难将其研究结果推广到普通大众。未来的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年龄和社会阶层。

  第三,目前的研究多着眼于某一种具体的科技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种技术设备,并同时使用多种技术(multitasking)(比如很多人在手机上访问自己的社交网络帐户或者推特或者打游戏)[30],技术融合也为了解新媒体的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多种技术的同时使用,并探讨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完)刊于《新闻春秋》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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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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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ufekci, Zeynep, and Christopher Wilson. 'Social media and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Squ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no. 2(2012): 36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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