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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8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日本将九百九十六名清军俘虏释放回国。在二十二名军官中间，有一位在平壤之战中被俘的五品候补巡检邱凤池，就自己入朝到被俘的情况向上级写了一个简短的述职报告：《邱凤池解运炮弹子药雷电清折》〔1〕（以下简称邱折），从而为我们了解该次战役的许多细节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朝鲜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中日双方都动用了上万部队，特别是清帝国方面，出动了自己装备最好、训练最有素的淮系防军和练军中的几支精锐部队。但结果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人数和装备上与对手相差无几、而又占着地利人和的清军，仅仅抵抗了一天就崩溃了。平壤城外，清军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军需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甚至整个朝鲜半岛，也在此战之后全部落入了东洋强盗的魔爪，直到六十年之后，才获得独立。而日军更以朝鲜为跳板，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给辽东、辽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以说，平壤一战的结果，对中、日、朝三国在未来数十年的命运起了重要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因为对清军战败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原因缺乏研究，往往将此战的失败，归结为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一人的失败主义。确实，叶志超畏敌如虎，在两军相持拉锯之际弃城逃跑，实为第一罪人，但笔者在邱凤池的报告中，却看到了放弃平壤在军事上某些具体层面的原因。 第一、 邱凤池的职务是办理盛军前敌军械委员，从这个职务大家可以看出，平壤清军的主力——淮系盛军的所有武器装备情况，他都十分清楚。在折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从天津新城港运到平壤的军械资料： “……七生脱半炸弹一千二百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一千二百颗，四分五径小格林炮子五万粒，哈乞开思兵子四十五万粒，云者士得马枪子五万粒，旱雷壳八十个……” 这短短的几句话已经清楚明白地说出了六千名盛军的装备情况： 炮兵为七十五毫米炮、使用两磅重炮弹的三十七毫米威敦过山炮、十一毫米加特林机关炮（旧译为四分五径小格林炮）。 步兵为美制哈乞开斯六连发后膛步枪和单发步枪。 骑兵为温彻斯特（旧译为云者士得）十三连发后膛卡宾枪。 可以说，在机关炮、步枪、马枪等轻武器方面，盛军都有那个时代非常先进的装备。他们的对手普遍装备的只是仿造德国1871毛瑟的村田式单发后膛步枪。很明显，单发枪发射时只能将子弹逐发装入枪膛，依次进行发射，射速比可以连扳连射的连发枪要低很多。 而加特林机关炮更是近战利器。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和现代意义上的机关枪还有差别，更象一种过渡产品，但其高达每分钟三百五十发的射速，如果使用得当，对密集冲锋的步兵绝对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这种武器的最大缺点是笨重，不便机动，因此多用来防御，而提倡进攻的日本军队基本上就没有装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的军事思维。 盛军作为淮系主力，装备精良毫不足奇，但当时清军中仍然有许多人使用着落后的火绳枪、大刀、长矛〔2〕，因此，清军的装备情况实际上是良莠不齐，只有一部分军队对日军有近射火力上的优势。 和轻武器上的相对优势相比，清军在重武器方面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平壤之战中，溃败的清军把所有火炮都丢弃了，全部被日军俘获。通过日本人比较细致地清单，我们可以发现，三十五门火炮中，只有不到一半（十六门）是当时欧美军队师属炮兵的制式火炮——七十五毫米山、野炮〔3〕。而日本炮兵则基本上是装备了此类火炮，在平壤参战日军各部中，仅第九混成旅团就装备七十五毫米炮十六门，相当于平壤清军的全部；如果再加上朔宁支队的六门、元山支队的十八门、第五师团主力的十八门，日军共有该炮五十八门，是清军的三点六倍。清军的大部分火炮是只能对付步兵的两磅小炮和机关炮，在压制火力上完全居于下风。 经过这种比较，笔者突然发现，原来平壤两军在火力上的对称度并不象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平衡。自从1871年普法战争以后，所有的军事评论家不得不承认，炮兵的重要性已经完全压倒了步兵，诚如一位在色当被俘的法国军官发出的慨叹：普鲁士人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4〕。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平壤城在日军强大的炮火下颤栗时，象叶志超那样精神崩溃、斗志全无的恐怕不是一个人。 第二、 叶志超在决定弃城逃跑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几点理由：“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5〕。。而其他高级将领对这几点意见并未做出反驳，唯一反对逃跑的毅军统领马玉昆也只是因为“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6〕。可见他们对叶志超的理由并无异议。而盛军统领卫汝贵也同样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提到了：“惜左军门阵亡，守城乏人，且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7〕。 “北门咽喉既失”当是指镇守平壤北城玄武门的奉军统领左宝贵阵亡，玄武门失守；“转运不通”是因为平壤的后路兵站顺安城已经被元山支队攻占；大将殒命，城防被破，后路被断，那么“军心惊惧”也是情理之中。唯独让人费解的，就在于“弹药不齐”四字。 在日本人的战利品名录上：列有被缴获的七十五毫米炮弹六百三十三发、小口径山炮弹（根据邱折，估计就是两磅过山炮弹）二百零七发、步枪子弹五十六万发。这足以让笔者惊叹清军弹药之充足。仔细算算，每门七十五毫米炮可以摊到三十九至四十发炮弹，一万名清军每人也可以分到五十发子弹。这怎么能说是“弹药不齐”呢？ 邱折中叙述了一个事实：“于八月十三日战至十六日，计四日内，约施放枪子七十四万粒之谱，炮弹二千八百余颗之谱”。也就是说，即使按平均量算，盛军每天要消耗子弹十八万多发、炮弹七百多发。 让我们根据邱折来统计一下盛军的弹药总量，以便分析消耗百分比。按照邱折的说法，除了前面提到由他负责运送的弹药外，“各营每炮自带炸弹五十颗，每枪自带枪子一百五十粒”不包括在内。平壤清军共有七十五毫米炮和小口径炮二十九门，当然不可能全部属于盛军，其他奉军、毅军、芦榆防军、吉林练军可能都有炮，由于没有资料可以搞清楚各军有多少炮，就暂时算盛军有二十门炮吧，那么各炮自带炮弹共为一千发，加上邱凤池运输的二千四百发，盛军共有炮弹三千四百发，到逃跑前还剩不到六百发。也就是说，不到一天的用量。 子弹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根据卫汝贵的电报，盛军每营勇（战斗兵）夫（后勤兵）四百五十余名，十二营盛军共五千四百多人。除去没有步枪的炮兵、军官、长夫、伙夫、马夫、幕僚，就算有五千支步枪吧，那么自带子弹为七十五万发，加上邱凤池运输的五十万发，共有子弹一百二十五万发，在逃跑前还剩五十一万发，只能再坚持不到三天。 其实情况远不如计算的这么好，因为中日两军真正交战的只有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一天，此前的三天所谓战斗，只是日军各部进行试探性炮击，清军发炮还击而已，步兵基本上没有消耗弹药，也就是说，五千盛军实际上是在一天内就打完了七十多万发子弹（平均每人一百多发），那么这剩下的五十一万子弹，绝对无法让盛军再支撑一天象9月17日那样的战斗。 盛军如此，其他各军估计也差不多，那么也难怪叶志超和卫汝贵异口同声地说弹药不足了。笔者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叶志超提出弃城逃跑时，在船桥里血战中尚身先士卒的卫汝贵不发一言，因为他也认为，自己的部队确实撑不下去了。 第三、清日两军的素质对比 相比清军，日军步兵在单兵弹药携带量上是比较“窘迫”的，每枪自带子弹七十发，不到清军的一半。此外大队小行李为每枪储备了三十发子弹，纵队储备了一百发子弹，总计一人二百发，比清军的二百五十发也要少四分之一。此外，骑兵每枪弹药三十发、工兵每枪弹药三十发、辎重兵每枪弹药十五发，比清军差得更远〔8〕。 不过日军炮弹则远比清军充足。野炮备弹为一百四十二发，山炮备弹为一百四十四发，再加上纵队携带的弹药，一门野炮弹药总数为二百八十六发、山炮为二百八十八发〔9〕。清军每门炮则只有一百五十发左右。 那么，盛军消耗掉近百万发子弹和数千发炮弹取得了多大战果呢？平壤之战中，盛军的主战场是城南的船桥里，对手日军第九混成旅团死亡军官六人、士兵一百二十四人；负伤军官十七人，士兵二百七十三人；共计损失四百二十人〔10〕，每个伤亡人员头上可以摊到一千多发子弹，这还不算被炮弹杀伤的。而当时的战场上，日军的主要伤亡是在冲入清军堡垒内部后造成的，双方实际上是短兵相接，交战距离很近，这样的情况下，如此低的命中率凸显了清军的战斗素质的确不高。 而在日军记载中，虽然第九混成旅团的步兵在战斗中也打光了子弹，但是要考虑到该部和清军交战距离太近，很难补充弹药，消耗殆尽的主要是单兵携带的七十发子弹而已。相比之下，日军的确比清军“节省”得多。 在火炮使用方面。两军差距更加明显，虽然日军炮弹比清军充足得多，但从不乱放，都是精确测量以后发射。而清军则经常为了壮胆而随意挥霍本来就偏少的炮弹储备。日军记载中经常出现诸如“敌军（指清军）……大小炮声隆隆不断，但我军无一人负伤”、“敌弹常落到远离目标千米之外的后方”〔11〕之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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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咸临 > 《1894千年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