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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自01、02年蝉联“新概念作文大赛”冠军起，总计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其中《梦里花落之多少》、《1995-2005夏至未至》、《幻城》、《悲伤逆流成河》都曾被读者指认抄袭。2004年，作家庄羽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两年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定《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郭敬明必须向庄羽道歉。但是郭敬明在大批“粉丝”的支持下拒绝道歉，仅仅履行了经济赔偿。[1] 按照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原创性属于作家的职业道德，体现着作家的创造力。整体性地抄袭意味着作家品质的败坏和创造力的枯竭。抄袭者不仅会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也会受到作家协会的制裁。严重抄袭而不道歉的态度，构成了对创作群体及其行规的恶劣挑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郭敬明挑战了这个想象的限度。他不仅严重抄袭，而且在判决发出一年后，经王蒙和陈晓明推荐加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这一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新老作家表示强烈的愤慨。相比之下，来自文学界外的非议更无禁忌。天涯网友自发举办起“金乌鸦奖”，旨在评选年度“最恶心艺人”。郭敬明自2005年起连续三年蝉联“恶帝”。然而，在铺天盖地的争议声中，郭敬明不仅跃居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首，还主编起了自己的文学刊物《最小说》。《最小说》以每期50余万册的发行量与大批纯文学期刊赔本、停刊的境况相映成趣。2008年，《最小说》主办规模空前的“THE NEXT”文学新人选拔赛，竟吸引全国各地十余万年轻文学爱好者前来参与。2009年底，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怀尧访谈录以及凤凰网读书频道联合举办了一次“08-09年中国文学期刊十强”的大众评选活动。《最小说》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纯文学的代表性刊物《收获》仅以459票名列第6。[2] 许多作家与网民将郭敬明划归艺人而非作家，这个判断虽易于修复传统文学观念的创伤，但却难以解释如下现象：郭敬明从事的毕竟是文学写作；《最小说》编辑的毕竟是文学作品；TN文学大赛吸引的毕竟是文学爱好者，并且在以它的方式“培养”“作家”。文学生产循环需要的所有元素它都具备。郭敬明俨然成了一个困扰当代文坛的打不倒、骂不垮的神话，在经历抄袭案后，反而享受到更多的文化资源，独立于公共舆论继续持续发展，连作协也作出了妥协。这一点将他与以往的抄袭作家区分开来。因此，郭敬明应当被视为一种新型的作家，他的出现不光触及到创作伦理问题，更折射出文学生产领域的巨大变化。如若缺少对这一层面的解释，就很难深入理解郭敬明的出现，遑论杜绝郭敬明现象。 郭敬明出道于“新概念作文大赛”，大赛是传统青年文学期刊《萌芽》进行市场化转型的关键环节。9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学期刊普遍遭遇经营困境，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刊物被迫“停、并、转”。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改版潮默然展开。1995年，《萌芽》销量跌至1万多册，濒临存亡大限，不得不汇入浩浩荡荡的改版大军。[3] 1996年，《萌芽》迈出了改版的第一步：先后在五个城市进行以“青年的阅读取向”为题的市场调查，同时在上海各大学、中学开座谈会，征集意见。根据这两项调研，刊物将大、中学生锁定为目标读者；办刊宗旨从“以培养青年作家为目标”，改为“提高学生文学修养”；编辑部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本《萌芽》的组稿方式是以阅读来稿为主，然后从大量的来稿中挑选出好的稿件发表，有时候看一个月的来稿就能编发半年的刊物”，改版后编辑和行政人员都被要求“跑市场，每人领50本杂志去学校或书摊推销”；在刊物内容方面，大量“时效性和娱乐性俱强的文章”取代了传统的文学作品。但这些工作仅将销售量提升到两万多册。1997年，中学语文教学大讨论席卷全国，使《萌芽》的改革者们看到了契机。他们再次将目标读者调整为中学生，然后联合全国七所名校于次年启动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大赛立竿见影地解决了稿源和读者问题，使刊物的销量节节飙升，创造出了“一场大赛救活一个刊物”的改版神话。此后短短五年内，《萌芽》注册了商标，出版了“萌芽书系”，组建了报刊发行公司，还成立了萌芽实验中学和萌芽网站，朝着大型杂志社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针对那些仍在经营困境中寻求“新思路”的兄弟期刊，《萌芽》编辑孙悦将改版经验总结为“难以复制”的“奇迹”，成就“奇迹”的原因在于更换思路最“彻底”。但这话只道出《萌芽》“奇迹”的一半。《萌芽》的第一桶金（包括资金、作者队伍和读者群）显然来自大赛。办大赛的设想产生于《萌芽》编辑部，七所著名高校参与联办有力地把设想变成了现实。孙悦分析，名校之所以同意联办，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萌芽》提出的大赛理念：“探索一条还语文教学以应有的人文性和审美性之路，让充满崇高的理想情操、充满创造力、想象力的语文学科，真正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学科。”而名校的参与方式——将大赛办成类似奥数式的高考补充制度，获奖学生可以高考免试——则构成了吸引中学生及其家长的主要诱因。这个分析已暗示出这么几次转换：美好的语文教育改革理念被转换为改革的制度性力量，进而转换为稿源和读者群。作为畅销商品的《萌芽》其实是几次转换的产物。真正构成市场价值不是它，而是改革的理念和权力本身。在此，改革的展开是通过出售改革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权力而实现的。正是这一独特的交易，使《萌芽》比其他刊物更为有效地实现了改版的“新思路”：重新定位、修改办刊理念、测定读者群、改变编辑部功能以及作品内容的编选原则。这种来自西方现代营销策略，后在孙悦的解释中拜物教化的“新思路”，被业内人士称为“分众化”或“期刊定位”。其内在的消费主义逻辑不仅可以将价值和权力转化为商品，同时也修改了《萌芽》和作者、读者以及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关系。 1956年，为了培养工农兵青年作家，上海作协组建了“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萌芽》是它的出版物。1981年，为培养（本地）青年作家，《萌芽》复刊，仍由上海作协领导。从创刊到复刊，始终是先有办刊目的，然后才有《萌芽》。作协是办刊目的的制定者，并受党的领导。因此，尽管《萌芽》复刊时就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但它在政治上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按其要求在众多文学期刊中履行（主要是上海地区的）作家再生产的职能。《萌芽》的读者和作者都是意识形态的规训对象。由于刊物深深地受制于类别、地域、功能、级别诸多方面的规定性，因此，编辑人员无权擅自变更办刊目的、目标读者和刊物内容。管中窥豹，众多文化单位正是依照这些规定性，被有计划地组织为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教育，作家的成长，以及文坛职业道德的绵延，都是以这台机器的运转为前提的。 但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述规定性逐渐失去了限制力。《萌芽》在办刊理念、读者设定、内容编选以及作者队伍组建等诸多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在将中学生锁定为目标读者群之后，出于“读者究竟喜欢看哪一类的文章”的考虑，《萌芽》以“成年作家和十几岁的孩子确实有着难以弥合的代沟”为由，设想“《萌芽》杂志的作者队伍必须以年轻人为主。为了选拔优秀作品，组织‘萌芽’自己的作者队伍，我们联合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不难看到，改版后的《萌芽》不再履行以往宿命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对读者群的培养取代对作家的塑造，成为刊物的全部工作的中心；作者不再构成规训的对象，他们和刊物内容同样是根据读者趣味组织起来的。且不论告别经典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有多大助益，当《萌芽》转化为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以后，就不仅将中学生话语解放到纸媒介中，同时也把中学生这一社会身份鲜明地生产了出来。中学生话语和身份在符号意义上构成了自足的互相生产的关系——把自己的故事不断地讲给自己。当然，所谓中学生（更流行的说法是“80后”），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不如说是一个被建构的文化身份，产生于《萌芽》模式有效的资本化运作。《萌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与特定社会领域结合了起来，并参与到对社会的构造之中。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在文学期刊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解体。 《萌芽》模式中，拥有最多听众的讲述者，在现行文化体制下完全有可能创办自己的媒介。这就是郭敬明和《最小说》的由来。只要读者认可，郭敬明就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指认为文学，把“THE NEXT”大赛说成是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和选拔，把公共舆论的批评看作恶意攻讦。郭敬明敢于拒绝道歉，依凭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这些纯属无稽之谈，或者认为郭敬明将与木子美流同样“短命”，但郭敬明毕竟脱胎于《萌芽》这个在传统意识形态机器中负责作家再生产的关键刊物的转型过程。郭敬明编辑《最小说》所宣扬的正是《萌芽》在转型中忽略的责任，而且，他已经开始对十万文学青年进行“培养”。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问，我们进行改革，想创造的究竟是怎样的文学生产方式？ [1]郭敬明抄袭案的判决书，及郭敬明对待判决的态度，参见网址：http://www./blog/a/lawhan/archives/2009/37825.shtml http://www./Article/Article-11715.html [2] “TN-文学之新全国新人选拔赛”及文学期刊评选内容，参见《最小说》网站：http://www./ [3]本文有关《萌芽》的改版过程，《改版》前后的经营状况，引自《绝处逢生说<萌芽>》，作者赵长天，《萌芽》主编，文载《编辑学刊》2004年第3期，及《“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如何萌芽的》，作者孙悦，《萌芽》编辑，文载《编辑学刊》2008年第4期。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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