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趋势，一直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1935年，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之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推翻信古派对于古书之信念，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笔者借用冯先生之说，将古史研究趋势分为信古、疑古、证古、释古四个阶段，更多地强调古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进。
古史对信古派而言是一种信仰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猛烈抨击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相继撰文，对疑古派的观点进行辩驳。在疑古派之前，信古之名并不存在。确切地说，信古派是因疑古派试图推翻古史体系，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而刺激出来的学术流派。它只有和疑古并称时，才具有真正的存在意义。
顾颉刚把儒家观念与古史研究彻底剥离，古史、古书不再是神圣的道德法典，现代人也不是受它们教化的对象。他将古史、古书推上了科学研究的平台，借鉴近代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揭示“靠不住的古史、古书”的真面目，将民俗学理论移植到古史研究中来，运用新的历史观念展开古史研究。
按照冯友兰的理解，信古派的治学方法，即是对史料不加审查，而直接相信其“票面的价值”，把儒家经典当作信史看待。他们强调上古圣王世系的传承信而有征，对儒家文献顶礼膜拜，认为个人研究、撰述的目的，不过是证明经典所载圣人之言的可信。对信古派而言，古史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人生的价值信仰与坐标。
疑古摧毁古史体系
顾颉刚以古文献记载为依据，系统地考察了上古帝系的生成过程。他发现：《诗经》中最早的人王是禹，不同民族没有公认的始祖。春秋末期，《论语》中尧、舜、禹出现，孔子称赞他们道德高尚，“无为而治”，但此时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提及。及至战国，《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尧是舜的岳父，禹是舜的重臣，尧、舜、禹依次禅让的关系被最终确认。秦灵公把黄帝置于尧、舜、禹之前，许行将神农氏置于黄帝之前，《周易·系辞》又将伏羲氏置于神农之前。古史是后儒一层层地垒造而成，其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颉刚宣称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强调古史辨的工作就是推翻伪史，要严格审查一切没有证据的古史：想证明禹的存在，就必须拿出禹生活时代的证据；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张心澂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以“一部份为伪，则全书皆伪”为标准，把伪书范围扩展至前所未有的程度，1000多部古书被打入伪书行列，造成古史研究材料的巨大空白。
顾颉刚虽然也主张建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颠覆却是疑古派的强项。胡适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唐宋之际，疑古思潮即已兴起，疑古派则将其推向极致。层累说不啻一颗解构中国古史的“重磅炸弹”，其剑锋所指，中国的古史系统与传统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
证古旨在重建古史
疑古派对古史、古书的过度怀疑，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大部分古书被视为伪书之后，研究古史已无材料可作凭据；古史体系被摧毁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无所附着。因此，回应、解决疑古派所提出的质疑，重建古史，古书证真，成为20世纪古史研究的学术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