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450年——前400年， 在西方，苏格拉底向全世界发出了挑战，他说“我无知，但我知道自己无知，而你们呢，即无知，又不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我最智慧。” 面对苏格拉底的隔空喊话，东方的智者们会怎么回答呢？墨子怎么说？孔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周文王怎么说？ 苏格拉底 要说苏格拉底，先要说此时的天下大势，人，不能脱离环境。 按照中华的天道，“天下的普遍幸福”才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老大；第二，老大要“天下为公”，要能制造“天下普遍幸福”。所以，天下大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融合的越好，越有利于“天下普遍幸福”，天下人倒霉的时间越短。 夏禹时代，开始是一万多诸侯，老夏家是老大，做的不错，产生了好的融合，天下融合成三千诸侯。 商汤时代，老商家是老大，做的也不错，所以中华继续产生好的融合，从三千诸侯融合成八百诸侯。 周文王时代，老周家是老大，融合的非常好，从八百诸侯融合成了一百多诸侯，然后就进入了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尽管老周家实力不济，礼崩乐坏，融合的有些被动，但从一百多诸侯融合成了十几个诸侯。 然后，随着吴楚争霸，吴越争霸，勾践灭吴，三家分晋，中华正式进入了战国七雄的时代，天下融合的只剩下七个大型诸侯国了，秦、楚、燕、齐、赵、魏、韩。 春秋末期地图 按照天道法则，大国之间竞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产生最后的大一统，秦汉。到那时，天下一统，然后，又可以打造“普遍幸福”的天下了。 这就是中华的融合过程，一步步逐渐融合，小中原以外的秦、楚、吴、越，统统的都融合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出谁是谁，都成了炎黄子孙。如果勉强划分成一个民族，那就只能是“汉”，因为到了汉朝，中华的天下不仅实现了“大一统”，而且实现了“普遍幸福”。 中华其实并没有什么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之类的概念，这些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华只有一个概念，这就是“天下”，就是“天下一家”。不仅如此，“普遍幸福”也是相对的概念，和同时期全球其他地方对比，就一目了然。 对比以东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大流士算是西方比较不错的君王了，但他的儿子薛西斯，不再那么宽容的时候，到了大流士三世，波斯第一帝国就瓦解了，也就一百多年。只依靠简单的行政、法律手段，不靠天道，不讲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融合，不可能带来普遍幸福。 即便到了今天，东地中海区，这块农业社会阶段的风水宝地，也没实现过真正的融合，一个个民族，一个个国家，一个个信仰，还在不停的争斗。每个个体，确实非常“独立”、“自由”、“平等”，但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融合，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普遍幸福。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西方的出发点是“个体”，东方的出发点是“天下”，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是“天下普遍幸福”，只能是中华的天道。即便今天的欧洲，欧盟内部，也是如此。以“个体幸福”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公共价值观的世界，从原理上，就很难产生真正的融合，很难产生“天下的普遍幸福”，当然违背天道，违背历史的客观规律。 不是说中华比西方优胜，而是说中华的融合技术，符合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中华也有不符合天道的时候，也产生了普遍不幸的恶果，但中华这个天道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总能从困境中走出来，重新崛起，重新一统天下，重新为天下带来普遍幸福。 所以，老慢的《中华全球史》，不是说中国多伟大，而是“中华”这个天道思想伟大，因为这个天道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全球史就是证明，只有这个思想，才能给天下带来普遍幸福，即便美国人掌握了这个思想，美国人也能伟大，谁遵循天道，谁就遵循了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谁就伟大，不管你长得什么样，不管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这个时期，波斯，在薛西斯的统治下，开始回归普遍不幸；雅典的海盗民主开始进化成先军政治；因为，这块地方的核心价值观，一直就是“优胜”。即便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动不动就比较谁更“优胜”，而不是“怎么做，才能给天下带来普遍幸福”。 问题是，夫妻之间，你比较谁更优胜，你的婚姻就完了；朋友之间，你比较谁更优胜，你就不可能有朋友；即便同事之间，你比较谁更优胜，你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更何况国家之间，一时“优胜”的各种文明总是早死，而中华的普遍幸福，却一直活着。 苏格拉底生活的背景环境就是如此，他因为无知而最有智慧，别人都是傻瓜，所以，五百个傻瓜投票，决定把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处死。 于是，苏格拉底在临死前，给自己做了一个著名的辩护。 他说，雅典的公民们！……凯勒丰求神谕告诉他有没有人比我更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凯勒丰本人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兄弟在这里，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要向你们说明自己得到坏名声的原因。我听到这个神谕的时候，心里暗暗地想，神的这句话能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谜应该怎么解呢？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大的小的都没有。那么，他说在人间我最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神，不可能说谎，那是同他的本性不合的。 我经过长期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比我智慧，那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我可以说：你说过我最智慧，可是这里就有一个比我更智慧呀。于是，我就去访问一位以智慧著名的人物，对他进行观察。他的名字我不用说了；这是一位政界人士，我选他来试试。 结果，我一开始同他谈话，就不能不想到他实在不智慧，尽管很多人以为他智慧，他也自以为智慧。因此我就试图向他说明，他自以为智慧，其实并不真智慧。结果他恨我了，当时在场的一些人听到我的话也恨我了。 于是我就离开了他，心里暗想：好吧，尽管我并不以为我们人中间有谁知道什么真正美、真正好的东西，可我还是比他好一点，因为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稍有高明之处。 后来我又访问了另外一位更加自以为智慧的人，结果也是一模一样。于是我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他身边的许多人也都成了我的敌人。 我一个接着一个地考察人，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激起的敌意。我也曾为此悔恨、畏惧，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应当首先考虑神的话。我心里想：我必须把所有显得智慧的人都访问到，把神谕的意义找出来。 我对你们不能不说实话，公民们，我向你们发誓，凭着犬神发誓，我看来看去，发现那些名气最大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那些不大受重视的人实际上倒比较智慧，比较好些。 我要告诉你们，我到处奔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最后发现那个神谕是驳不倒的。我看了政界人士以后，又去看那些诗人：悲剧诗人，歌颂酒神的诗人，已经各种各样的诗人。我对自己说：在他们那里你就会马上露原形了，就会发现自己比他们无知了。 于是我就拿出几段他们最得意的作品，请教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心想他们总能教我点东西。你们相信吗？我几乎不好意思说出真相，可是必须说，在座的诸位几乎没有一位不比他们强，哪一位都能对他们的诗谈出些道理，就是他们本人说不出所以然。我这才明白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灵感。 传神谕的先知们说出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明显，诗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同时我还观察到，他们凭着诗才，就自以为在别的方面也最智慧，其实一窍不通。于是我就辞别了他们，捉摸着自己比他们高明点，正如比那些政治家高明一样。 最后我去访问工匠。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确实一无所知，相信会发现他们知道很多好东西。这一点，我可没有看错。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们比我智慧。可是，公民们，我发现那些能工巧匠也有同诗人们一样的毛病，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很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 所以，我就代表神谕问自己：你情愿象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无知呢，还是愿意既有他们的智慧，也有他们的无知？我向自己和神谕回答道：还是像我原来那样好。 公民们，就是这一查访活动给我树立了那么多凶险毒辣的敌人，也是这一活动使我得到了“最智慧的人”的称号，因而受到人们的诽谤。因为旁观者总以为我既然指出别人缺乏智慧，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 看来他说的并不真是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当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 所以，我就到处奔波，秉承神的意旨，检验每一个我认为智慧的人，不管他是公民还是侨民，如果他并不智慧，我就给神当助手，指出他并不智慧。这件工作使我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参加任何公务，连自己的私事也没工夫管，我一贫如洗，就是因为事神不懈的缘故。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其实，他想说的是：雅典的现状是争强斗狠，波斯的现状也是争强斗狠，天下的现状都是争强斗狠，这样很不好（当时，他看不到东方的中华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糊涂，都自以为聪明，都缺乏真正的智慧。怎么办呢？先承认自己无知，然后，求得真智慧。什么是真智慧呢？苏格拉底的答案是：去伪存真，先去除你现在的无知再说。 在中华，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是墨子。 有个著名学者说：“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 确实，墨子是最接近西方思想的人，他还是位科学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 后人尊称墨子为“科圣”。社会方面，他的思路也跟西方差不多，讲公平，讲斗争，讲博爱，讲贤人执政，讲独立，讲平等，讲正义。客观上，在春秋末年，墨子的影响力比孔子、老子大得多。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天道讲“凡事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大国经常欺负小国，小国想活下去，怎么办？防守。怎么防守，墨子有很多“高科技”，而且还有逻辑性很强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一支帮会类型的队伍，所以，小国非常喜欢墨子，救命稻草。 但是，融合是大势所趋，科学技术只能让小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高科技、独立、平等、正义、选举贤人等等施政纲领，只不过是站在小国现实利益上观点，还是“个体”角度，不是“天下”角度，所以，并不能带来好的融合，并不能让天下普遍幸福，墨子一走，小国就被灭。因此，墨子只是在当时非常著名，然后，就淹没在主流历史里面了，逐渐演变成了帮会。 所以，司马迁对墨子的评价很简单，很不重视：“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现代人推崇墨家，跟西学东渐有关，比科学，比公平，比博爱，比斗争，我们也有人，还是西方的优胜思想在作怪，总在比谁最优胜。 墨子的组织，就好比帮会，有没有市场？当然有。但有没有前途，绝对没有，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耍耍威风，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为什么？小，眼界太小，只关注自己这个“个体”，不管“天下的普遍幸福”，这就是墨子的天生缺陷。 同理，现在也是一样，科技发达，经济发展，有没有好处，当然有，但这些，只是“天下普遍幸福”的辅助工具，而现代人，却习惯于把这方面的优胜当成信仰，而把“普遍幸福”丢进了垃圾堆。历史证明，“个体”获得的优胜，结果只能辉煌一时，天下的普遍幸福才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即便这样，如果墨子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墨子也会说：“波斯那么强大，而且那么不义，雅典不抗争就得死，这种环境下，你骂雅典傻瓜，你让雅典承认无知，你让雅典的每一个公民都去完善自我，不管雅典的死活？你这不是毒害青少年是什么？”。雅典人处决苏格拉底的逻辑，其实就是如此。苏格拉底的智慧，是自我完善的智慧，而雅典急需的是墨子这样的人才。 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然后去问孔子，孔子会怎么回答呢？ 孔子一定会说：“小苏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确实不知道的事情，你说你无知，没错；但明明你很清楚，很擅长的事情，比如善辩论，非要说你无知，这就真无知了。” 于是，苏格拉底去问老子，老子又会怎么回答呢？ 老子一定会说：“小苏呀，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要“无知”，而且解释了“无知与天道的原理”。 他的意思是： 无知：去掉自己对现状的错觉，才能得真我。只要以个体为出发点，就会觉得自己好，自己对，自己能，自己行。但如果以天道为出发点，就知道，这些都是对自我现状的错觉。 无欲：去掉自己对未来的追求、欲望、志向、雄心，才能得真我。只要以个体为出发点，就会产生种种追求、欲望、志向、雄心。只有以天道为出发点，站在环境需求的角度上看问题，才会发现，这些都是作死。 使夫智者不敢为：不以个体为出发点，转换思维模式，改成以环境需求为出发点，这样才能去掉自己对现状的错觉和对未来的迷失，去掉假我才能得到真我。真心接受真我，按照真我与环境需求高度匹配的原则为人处世，自然知道不匹配的后果很严重，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智者。 为无为：按照天道原则，凡事检测环境需求，对于真我与环境需求匹配度不足的事情，坚决不做，主动无为，以避免倒霉。 则无不治：对于真我与环境需求高度匹配的事情，坚决有为，保证自己一直顺利。 （有关老子的解答，参考老慢的《老子的天道》） 于是，苏格拉底又去问周文王，周文王又会怎么回答呢？ 周文王会说：小苏呀，你这个人，第一位的性格特征是“中正”，第二位的性格特征是“理性”，第三位的性格特征是“极致”，所以，你的性格密码前三位是154，15就是你的第一性格特征，就是小蓄卦性格，就是理想主义斗士，理想化，而且好斗，是那种“过度追求自我完善”的人；54就是你的第二性格特征，恒卦性格，就是那种追求永恒和卓越的人，很钻牛角尖的。自我完善和卓越，是你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是所有人的价值观。 小苏呀，适合所有人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什么是真的好，真的美，真的善，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不同的。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然后，干适合你自己的事情，不干不适合自己的事情，事事匹配，才能产生你自己的真善美。 小苏呀，你追求的善恶定义也是如此，什么是“善”呢？从个人角度看，人和人不同，每个人的定义也不同，强求标准答案，就是选择最优，还是“个体优胜”逻辑的反应。但从天下和社会角度看，“产生了天下普遍幸福”就是善，否则就是恶。 （有关周文王的解答，参考老慢的《天道易经》） 东西方思想的碰撞，大致如此，个体优胜，产生“什么才是最优思想”的哲学定义；天下普遍幸福，产生“什么才能带来普遍幸福”的匹配思想。两者站的角度不同，根本没什么可比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