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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凤凰资讯2014年12月07日）。 看了这样的高论，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搞的都是人治。人治，有这么一些特点：其一，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就是治理国家的圣旨，不得违抗，无论对错。 其二，人治当然也有法律，不过，那是专门整治臣民的，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其三，人治时代，恪守“祖训”。祖训当然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谁都知道，经验性的东西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如果一味恪守祖训，很有可能刻舟求剑。 治理国家，怎么能够一味地恪守祖训呢？ 古人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时也”，而“时不与法俱至”。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需要来制定。时代变化了，法律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人治是与时俱退的，法治呢，却是与时俱进的。 当今中国，搞的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现代化的治国方略。世界上最先进的治国方略，就是法治。 法治强调，宪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任何社会团体，都必须在宪法规定了的范围之内活动，如有违反，则严惩不贷，无论其地位多么高，声势多么显赫。 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而宪法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它是一个规定好了的非常现实的空间。房宁把法治看作“一个可能性的空间”，这是一种科学性错误。 虽然宪法是非常现实的。但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宪法仅仅被视为“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有利于己的条款，那就大讲特讲；不利于己的呢，对不起，高高挂起。 房宁把法治看作“一个可能性的空间”，这是故意贬低宪法的地位和功能。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来为当今中国法治不张寻找“理论根据”，替那些搞人治者开脱罪责。既然法治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理所当然地，如果不搞法治，或者说形式上搞法治，而实际上搞人治，那也没有错。如若不然，那就是“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 显而易见，房宁是在为人治招魂，替法治送葬！ 中国社科院居然养了一些如房宁这样的所谓学者，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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