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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在野
兼爱，既是墨子与墨者行为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根本特征。欲学习或研究墨子与墨者；欲赞扬或批评墨家与墨学；欲继承与发扬墨派人际道德。皆有必要问一个：何谓“兼爱”？
论及兼爱，有必要看看《墨子》兼爱上、中、下三篇文章。这有助于我们部分了解先秦墨家兼爱学说的思路。这三篇文章，在篇幅上看：上篇最短，下篇最长，中篇居中。在思想内涵上看：上中下三篇，思想深度呈明显的递进之势，从而看上去像是不同的时期理论深化的结果。
上篇以医国疗世之心问天下之乱因，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找到一个简略的治世方案“禁恶而劝爱”。该篇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指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初步思路，似是早期“从事者”的记录版本。 中篇则进一步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并且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识其利、辩其故”作者认为只要“上以为政”“士以为行”，这并非难事。该篇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兼爱实行的好处与可能性，似是墨子中期“说书者”的记录版本。 到了下篇，作者进一步理清概念，区分了“兼”与“别”这两种相对的行为模式，“兼士”与“别士”两个不同的人群，“兼君”与“别君”两种不同的执政者。作者提出“以兼易别”“以兼为正（政）”的观点，认为“兼即仁矣，义矣。”“可以择士”“可以择君”，并非不可用。引经据典列大禹，商汤，文王，武王的史例，说“先圣六王者亲行之”，并非不可为；说“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认为兼不害孝；又再次举晋文公好恶衣，楚王好细腰，越王好勇士为例，说天下这么难的事都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并非“难而不可为”。作者说：“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该篇最主要的创新是明确提出了兼爱在政治主义角度的应用，全篇都是正面回应各种质疑，很像是墨子在不同场合答辩的整理与汇总，好似是后期“谈辩者“的记录版本。 日本学者吉永慎二郎先生认为，《兼爱》上、中、下三篇，是一个由道德主义到功利主义，再到政治主义的理论的深化过程。此论持之有据，南方在野列表如下：
篇目 理论深化偏向 基本观点 兼爱社会的实施办法 兼爱上 道德主义的兼爱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禁恶而劝爱 兼爱中 功利主义的兼爱 “兼相爱、交相利之法” 识其利、辩其故；上以为政士以为行 兼爱下 政治主义的兼爱 “以兼易别”“以兼为正（政）” 择兼士，择兼君；上说之，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 可以看出，道德主义的兼爱实际上是劝导人与人之间“兼相爱”； 功利主义的兼爱实际上是讲明“兼相爱” 则“交相利”；政治主义的兼爱实际上是择兼君行义政，要求执政者爱利天下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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