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年講壇”到“國學教室”

時近年底，兩則耐人尋味的新聞撞入我的眼帘。一則是中央電視台“百年講壇”節目不斷打造學術明星、創造文化奇跡﹔一則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學開辦“國學教室”，吸引眾多成功人士潛心鑽研經、史、子、集。報道說，以研究清史聞名學界的閻崇年先生先后出版過22本專著和幾百篇論文，但其影響始終止於學界，圈外少有人問津。自從在“百年講壇”講了“清十二帝疑案”，名聲鵲起，新著《正說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再版15次，銷量超過32萬冊！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以研究《聊齋》見長，以前寫過八九本關於《聊齋》的專著，最多也隻印1萬冊。但到“百年講壇”開講聊齋人物后，一下子成了學術明星。不僅新著《馬瑞芳講聊齋》出版后不到一月就再版，還帶動了她以前著作的熱賣。而由北大哲學系開辦的“乾元國學教室”，同樣炙手可熱。這個以“返本開新，轉識成智，崇德廣業，明體達用”為宗旨，以精讀“經、史、子、集”為主要內容的“國學教室”，一開班就吸引了不少國學愛好者。有趣的是，學員中竟以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和國家機關處級以上干部為主。這個收費不菲的“教室”將在此后的一年間利用每個周末開課，不少CEO往返於北大和本地之間，為的就是獲取一縷國學的馨香。 　　百年講壇的成功有賴於宣講者的學術功底，這是不言而喻的。其中蘊含的深刻啟示在於：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學術的通俗化，使有意義、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走向民眾，為提高人們的文化素養和審美水平服務。坐在燕園的那批中年學子，不少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為什麼在“功成名就”之后想到學習國學、想到回歸傳統？為什麼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不去鑽研管理學，而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花在鑽研國學上？其中昭示的道理是什麼？人文精神在實現市場價值乃至企業家的人生價值方面究竟起什麼作用？我們叫了那麼多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但冰冷的板凳難道不是在磨練了學者定力的同時，也冷卻了學術成果嗎？至今仍令正統學者鄙視的電視難道不是“炒熱”了學者，也傳播了學者苦心鑽研的學術心得嗎？ 　　對於傳統文化，從上世紀50年代我們就熱衷於空喊抽象的原則，而少有具體的建設。“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是個好辦法，但傳統文化積澱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之中。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華？甚至究竟什麼叫糟粕，什麼叫精華，至今還說不清楚。在空喊原則的同時，倒是在“與傳統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名義下，使傳統文化全軍覆沒！今天的中年人，大抵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氛圍下長大成人的。即便貴為所謂成功人士，其國學根底怎樣，也不難想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北大“國學教室”應運而生。我想，對於傳統文化不論全盤否定、全盤接受，還是批判地繼承，都要以適當了解為前提。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不知孔孟老庄為何人，不知經史子集為何書，從未聽說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妄談什麼批判地繼承！ 　　兩則新聞又讓我想到有限的教育資源如何開發利用的問題。近年來，教育是百姓詬病最多的領域，究其原因，在於受教育的不公平。一方面，是總體教育資源的缺乏，使九年制義務教育難以普遍實現﹔另一方面，是優質教育資源的極度匱乏，使擇校和教育亂收費有了土壤。照“百年講壇”制片人魏女士的說法：“中國有那麼多好老師，應該讓大家都來享受這個優質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最充分、最有效地開發利用好有限的教育資源，就應該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如果能通過中央電視台這個平台把全中國最優秀的大、中、小學教師整合起來，長期開設空中課堂，讓遠在祖國邊陲的孩子也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接受同樣的教育，讓下崗工人、普通農民也有機會聽到北大“國學教室”的課程，那該是一件多麼功德無量的好事啊！此事如果實行，不僅可以用最少的教育資源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而且必將極大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綜合素質，為我們國家培養更多合格的勞動者。     《人民日報》 (2005年12月13日 第十五版)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責任編輯：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