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附照片）《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
[英]戴维·埃德蒙兹 著 姜微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英]戴维·埃德蒙兹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探讨了一个哲学谜题的经典变体，也即电车难题。假设一辆火车正向着五个被绑在铁轨上的人飞驰而去，你正站在天桥上向下望，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惨剧将要发生。站在你身边的是一个陌生的胖子，你可以选择把他推下桥，他会死去，但他胖胖的身体将阻挡前行的火车，从而挽救那五个人的生命。你会选择杀死那个胖子吗？作者通过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告诉读者哲学家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与这个哲学谜题相抗争。生命的数量或质量能否作为利益平衡之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真的是最正确的答案吗？书中对战争、堕胎、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等道德议题的发问引人深思。 丘吉尔的困境 1944年6月13日凌晨四点十三分，距伦敦东南二十五英里的一块莴苣菜地发生了爆炸。 当时英德两国已经开战五年，而这声爆炸对英国首都的居民而言，标志着一场新折磨的开始——这场折磨将持续数月，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人把他们的飞行炸弹叫作“复仇武器”。第一枚V1飞弹只是炸毁了菜地，而当天夜里的另外九枚飞弹则造成了伤亡。 德国发射的V1飞弹的模样已经很可怕——两吨的钢铁拖着橘红色的火焰从天空猛扑下来——但真正令目击者刻骨铭心的还是它的巨响。飞弹先是像狂躁的蜜蜂一样嗡嗡作响，之后又诡秘地悄无声息，这种寂静说明飞弹耗尽燃料正在下坠。一旦触及地面，它们就产生震耳欲聋的爆炸，威力之大足以将几栋建筑夷为平地。为了减轻恐惧，伦敦人给这种飞弹起了个富有童趣的名字：“小飞虫”（而德国人管它们叫“地狱犬”或者“火龙”）。 “小飞虫”瞄准的是伦敦的心脏，那里人口密集，也是政府和权力机构所在地。一些“小飞虫”飞到了目标区域，其中一只震碎了白金汉宫的玻璃并炸毁了乔治六世的网球场。更严重的是，1944年6月18日，当平民和士兵在白金汉宫附近的卫兵教堂进行晨祷时，一枚V1飞弹击中了那里，造成一百二十一人死亡。 情况原本会更糟。纳粹德国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除了差点儿炸毁了白金汉宫和造成卫兵教堂严重伤亡的两枚飞弹外，大部分V1飞弹都落在了市中心偏南几英里外的地方。第二，纳粹德国对此毫不知情。 白金汉宫想出了一项天才般的计划：如果能成功欺骗德国人，让他们相信“小飞虫”都击中了目标——或者最好是让他们相信“小飞虫”都落在了城市北部而没有击中目标——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不会调整飞弹的弹道，或者有可能调整弹道让飞弹落在更加偏南的位置，许多人就会因此得救。 这一骗局的细节由特工人员精心设计，并牵涉了几个双面间谍，其中就有最富传奇色彩的齐格扎克和嘉宝，这两个人受雇于纳粹德国，实际上却在为盟军服务。纳粹德国要求目击者提供关于飞弹爆炸地点的情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始终受到齐格扎克和嘉宝定期提供的假情报的误导。 英国军方很快意识到这一策略的好处并表示支持，但要政客们接受这一计划则比较困难。国内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和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此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将这一争吵归结为阶级冲突也许有些不妥，但是莫里森本人出生在伦敦南部一个警察家庭，代表着伦敦东部贫困选民的利益。而对于这一行动可能会给市中心南部地区的工人阶级带来的巨大损失，他可能比丘吉尔体会得更深切。他一想到要“扮演上帝”，由政客们决定人的生死，就感到心神不宁。但如往常一样，丘吉尔占了上风。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就这一行动是否成功进行着争论。一旦齐格扎克和嘉宝发出的假情报被曝光，伦敦南部的居民就会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认识到这一点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决定把这些假情报统统销毁。然而，纳粹德国始终没有调整目标。一位科学顾问促成了这一行动，他的父母就住在伦敦南部，他的母校也在这里（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和母校都会愿意接受这一决定”），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据估计这一行动会拯救多达一万人的生命。 到1944年8月末，V1飞弹的威胁已逐渐减退，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从天空和地面击落“小飞虫”的概率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是位于法国北部的飞弹发射场已被挺进的盟军占领了。1944年9月7日，英国政府宣布对抗飞弹的战争已经结束。飞弹造成了约六千人死亡。伦敦南部地区的克里登、宾治、贝肯汉姆、达利奇、斯特里汉姆、刘易舍姆等地被炸得满目疮痍，仅克里登一地就有五万七千座房屋被毁。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双面间谍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有更多的建筑被毁，更多的人丧生。在做这个决定时，丘吉尔可能没怎么失眠。他每天都面临着许多折磨人的道德困境。但以上提及的这个困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同一个著名的哲学谜题相切合。 岔道 一个男人站在铁道边，突然他看到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他呼啸而来。显然，刹车失灵了，而前面有五个人被捆绑在铁轨上。如果这个人什么都不做，这五个人将被电车轧死。幸运的是，他身边有一个开关，只要扳动开关，就能让失控的电车转向另外一条铁轨，即他面前的一条铁路支线。不妙，又出差错了：他看见另一条铁轨上也绑着一个人，改变电车的方向肯定会让这个人送命。他该怎么办？ 从现在起，我们将把这一困境称作“岔道困境”。岔道困境与丘吉尔曾经面对的谜题肯定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当时的英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无所作为，要么通过提供虚假情报让德军改变“小飞虫”的弹道，以拯救人们的性命。死亡的对象会因此不同，而且数量会变少。改变电车的方向也会同样救人性命，虽然另一个人会因此丧命。 大多数人似乎相信，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让电车转向那条铁路支线——这是道义的选择。 “岔道困境”的其中一个版本第一次出现在1967年的《牛津评论》上。这本书的作者菲利帕·彭桑切肯定没想到，她的这个在一本艰深难懂的期刊上，用一篇长达十四页的文章进行阐述的谜题，后来不但催生了一个迷你学术产业，而且开启了一场延续至今的争论。 这场争论吸引了哲学史上最为著名的道德思想家——从阿奎那到康德，从休谟到边沁，并且捕捉到了我们道德观中最为基本的矛盾。为了检验我们的道德直觉，哲学家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超现实场景：活板门、大转盘、拖拉机，还有吊桥。而在上文提到的那个场景中，电车正在冲向五个倒霉的人，读者会想到许多拯救他们的方法，但代价是牺牲另外一个人的性命。 一般而言，受到死亡威胁的五个人是无辜的，他们本来不该遭此劫难。为了救这五个人而要杀死的另外一个通常也是完全无辜的人。这五个人同这一个人之间一般也没有瓜葛，他们非亲非故，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恰巧遭遇了同一场灾难。 我们很快就会遇到“胖子”。我们如何对待他是本书的核心谜题，这一谜题已经困扰了哲学家们近半个世纪。关于这一话题已经发表了太多的文章，所以一个幽默的新词应运而生——“电车学”。 作为电车学已经进入大众意识的证据，发生在英国首相身上的例子常被使用。2009年7月，在进行TED直播演讲时，一个提问者向戈登·布朗提出了下面这个具有迷惑性的问题。“你在美丽的海滨度假，有人报告说发生了大地震，一场海啸正朝海岸袭来。海滩的一头有一座房子，里面住着一家五口的尼日利亚人，海滩的另一头住着一个单身的英国人。你的时间只够通知其中一家，你会怎么办？”在听众的窃笑声中，布朗先生——不愧是个政客——巧妙地规避了前提，答道：“用现代通信方式警告双方。” 然而，有时候你不可能警告双方，更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人。政客们的确需要做出生死抉择，医疗系统的官员也是如此。医疗资源有限，是资助一种药品的开发以拯救X个人的性命，还是资助另一种药品去拯救Y个人的性命，当一个医疗机构面临这一选择的时候，其实遇到的就是“电车难题”的一个变体，只是这一变体不涉及杀死谁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电车学已经衍生出了细微但重要的差别。比如，是救五个人还是救一个人，是否要为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纽约州北部的美国陆军西点军校是培养未来军官的地方，作为哲学和“正义战争”理论必修课的一部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电车学。辅导员称，这有助于区别美国发动的战争与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一方是瞄准军事设施，并知道攻击肯定会伤及平民；另一方则是故意瞄准平民。 电车学虽然由先验派哲学家发明，但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专属了。过去十年中，这一伦理学的分支与许多学科发生了交汇——包括心理学、法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系统学以及进化生物学，就连哲学最时尚的分支——实验哲学，也参与其中。 现在来看看器官移植的案例。设想有五个重病患者，都需要器官移植。有两个需要肾脏，两个需要肺，一个需要心脏。如果今天得不到器官，他们就会死亡。幸运的是，一个有着匹配血型的无辜的健康年轻人来做年度体检。外科大夫是否应该把他杀死，把他的器官取出来救这五个垂死之人的命呢？一般我们会觉着这个提议糟糕透顶。 福特曾经将讲述为了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无辜的人的岔道情景与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并用其器官救五个病人的医院情景进行过比较。通过引入另一个电车困境，汤姆逊让这一对比更加残酷。 这回你站在铁轨上方的天桥上，看到电车沿着轨道呼啸而来，前面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这五个人能获救吗？当然，道德哲学家在救人方面又做了狡猾的安排。有一个大胖子正在倚着栏杆看着电车。如果你把他推下天桥，他会跌在下面的铁轨上。他过于肥胖以至于他的块头足可以让电车颠簸着停下来。悲哀的是，这一做法会要了胖子的命，但却会救了那五个人。 你会杀死这个胖子吗？你应该杀死这个胖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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