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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了眼看艺术界 梁毅 （经删节以《睁眼看艺术界》为题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12月14日第2版） 近日，艺术圈风生水起，一波未平一波起。先是凤凰岭书院跪拜事件，继而是陕西书协主席周一波辞职事件，事情呢，说大就大，要说小，也确实不大，关键看在何时何地。到底是事情赶上了时势，还是时势就候着事情发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涉事件的主角，按文艺工作者的级别来说，显然够高，而所发生的事件，只能说是艺术圈的局部生态。就这几天，一位刚从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的学生的《致在京艺术家们的一封信》频频被转发，让人们知道，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面临的不是官位、不是名利，而是简单的“生存”二字。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和任职中央美院客座教授的父亲的遭遇：3年前，他们在宋庄小堡镇购置了3亩地用于建立工作室，在符合审批的前提下，今年年初完成了工作室主体结构的建筑，并准备装修、入住。可在12月3日，宋庄镇政府却贴出限期拆除的决定书，而与他们有相同遭遇的宋庄艺术家还不少。“三年来，手续办了，罚款缴了，却面临要被拆除的命运，我们却无可奈何，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在这个比往年要长一些的冬天，陈情者此番话更添悲感，悲则悲矣，但致信“在京艺术家们”，表明的却是一种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坚守。
宋庄艺术家们拉起横幅抗议强拆。（图片来自栗宪庭微信） 看看这些宋庄艺术家的生存现状，那些身居高位的文艺界领导是不是可以为同行们争取一下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创作条件？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言说和呼吁让相关机构关心一下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诉求？他们没有多大的奢望和梦想，有的只是如陈情者所说的：“有一个属于自己可以创作的地方！不被驱逐！” 被驱逐的应该是雾霾，而不是艺术家。12月11日，由清华大学艺术史论系“美116班”主办的“格雾致知”展览在北京某地的地下一层开展。主办方认为，艺术家是肩负使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艺术品是时代的触须，感知着具体和隐形的雾霾，并寻求冲出雾霾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参展的艺术家均为青年艺术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不是承受和适应，更多则是试图去突破和改变：“在这个雾霾时代，自然界的雾霾尚且易被人感知，隐形的霾却以更可怕的形式存在——人内心的迷茫、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政治雾霾、经济雾霾、历史雾霾……本次展览就是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引起人们对‘雾霾’的深刻思考。” 改变，是年轻人的良好愿望，也是蓬勃生命力的真切诉求。前一阵子，北大法学院刘媛媛在其风靡中国的演讲《年轻人能为世界做什么》的一席话令许多人警醒。她说：“如果再有人跟你们说，年轻人你不要看不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这时候你就应该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直面他，你告诉他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我是来改变社会的。”如今，面对各种雾霾，艺术界的青年开始行动，这份清醒和自觉，真的得叫一声好。
90后刘媛媛在“超级演说家”演讲《年轻人能为世界做什么》。 不论是凤凰岭书院的导师们接受学员跪拜还是高校青年才俊直面现实的艺术实践，不论是省书协主席的辞官不做还是宋庄艺术家们被驱逐，折射出的都是当前文艺界生态圈的部分现状，面对这种现状，作为媒体的观察者，不能装睡，是操守，更不能当睁眼瞎，则是底线。 想起鲁迅在1925年7月22日《论睁了眼看》中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斯言在耳，至今快九十年了。试问后来者，你们拿出了什么才能在面对先贤时不忐忑、不脸红，你们又该拿出什么才能在黄钟大吕般警世之音下不羞臊、不惭愧？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版画） 1961年 赵延年
【附录】鲁迅：论睁了眼看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 “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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