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徒·欧阳询

隨风飘逝 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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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人，隋唐时期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出身于南朝陈时以武功显名的豪门，他的祖父欧阳頠平定岭南各州，任广州刺史，坐镇广州成为实际的南方王。欧阳頠死后其子欧阳纥继任，权势膨胀，遭到陈王朝疑忌，遂征调其来朝廷任职，欧阳纥因担心失势遭不测而举兵反叛，失败后全家被杀，只有欧阳询因年幼被陈朝权臣江总庇护而得以幸免。欧阳询年轻时因家庭牵连而落难，隋灭陈后，他的处境得到缓和，并和同在隋朝任职的唐高祖李渊交好，到了唐王朝建立后，一度因李渊的关系而受到重用，但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李渊退位，欧阳询因属于李渊及其长子李建成的集团，在政治上又遭遇冷落。欧阳询以书法名世，但在文献整理上也有贡献，他主持编写的《艺文类聚》一书被后世誉为古代文献资料的宝库。

欧阳询长相丑陋，为时人所嘲弄。据史传记载，唐太宗的宠臣同时也是大舅子的长孙无忌曾当面笑话欧阳询的长相，欧阳询也机智地反唇相讥，但唐太宗吓唬他说，你不怕得罪长孙皇后吗？还有人编了个小说，说欧阳询的父亲在南方的时候，夫人被山里的猿猴抢去，被营救回来后生下了欧阳询，就是说欧阳询是猿猴之子，所以才长得特别丑。欧阳询因长相丑陋而受人嘲弄，这是表面现象，其实，欧阳询的父亲因反叛而被陈朝所杀，他自己先后在陈亡后降隋、隋亡后降唐，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难言尊严，这应该是他遭嘲弄的深层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先秦时期的材料得到辅证，先秦时期流传下来一些嘲弄人愚蠢的寓言，像《杞人忧天》、《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杞人忧天》笑话的是早已亡国的夏朝的遗民，《守株待兔》笑话的是被周朝取代的商朝的遗民，而《郑人买履》则是笑话刚被韩国灭亡的郑国的遗民。另外，欧阳询因长相丑陋受人嘲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中土、中朝人士对南方人的鄙视，中国的南方开发迟，唐以前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南北朝时南朝的中心也在江淮之际，像欧阳询家世发迹的岭南被时人看作蛮荒之地，岭南人也被看作蛮荒之人，《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惠能向五祖弘忍求法，弘忍就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猲獠，若为堪作佛！”讲究诸法平等的佛门中人尚且如此，一般人对南方人的鄙视自然更严重。

欧阳询一生在政治、学术上都有所建树，但令他流芳百世的自然是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列为楷书四大家，欧楷严谨峻峭、颜楷宽博庄严、柳楷刚劲稳重、赵楷流畅舒缓，达到各自风格的极至，是历代书法学习者的典范。据史传记载，欧阳询的书法诸体皆能，但从流传的作品来看，主要是隶书、楷书、行书三体，其中隶书有浓厚的楷书气息，与汉隶的博大雄浑不可同日而语，真正令后世钦仰的只有楷书、行书，尤其是楷书。欧阳询入唐时已经六十多岁，他的书法在隋朝时已经成型并成名，在唐代初年达到更高境界。总体来看，欧阳询的楷书延续着隋代全国统一所带来的南北文化合流的风尚。隋代书法已经开始南北合流，大唐帝国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南北书法的融合与创新过程,一方面，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南方风流洒脱的行草书以及楷书流行南北，为全社会所认同，唐太宗李世民就极力褒扬王羲之书法，但在另一方面，北朝书法的峻拔猛利也成为新书法的重要构成因素。欧阳询楷书既吸收南方书法笔法的流利和结构的整齐平稳，又吸收北方书法笔法的峻利和结构的纵横穿插，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代表作有《化度寺邕禅师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其中又以《化度寺邕禅师铭》和《九成宫醴泉铭》最为著名。

《化度寺邕禅师铭》是小楷书，被后人誉为欧楷第一，传世本中最流行的是清代中期书法名家翁方纲激赏的本子，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唐欧阳询书化度寺碑》大概就是如此（见附图1），前人对它的评价多是高古浑穆一类。但近代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其中竟然有《化度寺邕禅师铭》的拓本残片，就其书法形态来看，它和传世本比较起来，线条显得平直少浑穆之气，结构也有不如传世本合理的地方（见附图2），颇让后世书法学习者“大跌眼球”（成语有“大跌眼镜”，我的孩子有一阵子喜欢用这个成语，但她记不牢，说成“大跌眼球”，我觉得“大跌眼球”比“大跌眼镜”还要好，以后我就用这种说法了）。不过，把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铭》与隋代碑刻《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等比较，相互之间很相似，而欧阳询的楷书正是承隋代南北书法融合的潮流而兴，这倒是可以证明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铭》的可靠性。敦煌藏经洞封存于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所以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铭》只能在此之前，罗振玉等人因此定其为唐代拓本。但由于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铭》书法上不合现代人所理解的欧阳询楷书的风貌，所以，一些研究者甚至怀疑敦煌本的可靠性和年代，比如著名的碑刻学者王壮弘即认为只有吴湖帆收藏的四欧堂本《化度寺邕禅师铭》是目前最好的宋代拓本（见附图3），而认为敦煌本是翻刻本。王壮弘的说法当然也有可能，毕竟从《化度寺邕禅师铭》立石的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中间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一切皆有可能，但我想导致这种把北宋初年就被封存的拓本认作是翻刻本的原因，与其说是考证的结果，不如说是书法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结果。我们已经认同了那种严谨浑厚的传世本的欧阳询楷书风貌，那是经过后世书法家、刻帖工人在原作基础上共同创作、共同选择的结果，而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铭》的出现与它所带来的历史的真实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书法上，也体现在学术思想上，比如传世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如此，这不仅说的是思想解释，而且说的是文字、版本，刘笑敢教授出版的《老子古今》一书中就对《老子》文本在历史中被纯化的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当然，真实归真实，艺术归艺术，我还是以文物出版社的本子为范本临习，欧阳询楷书碑版都是横竖成行的，我在临习中顺其自然，有行无列，但虽尽力追摹，却欲求形似而不得，更谈不上得其神采了（见附图4）。

附图1 附图2 附图3 附图4

《九成宫醴泉铭》在欧阳询楷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与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赵孟頫的《妙严寺记》同为书法学习者的基本范本。九成宫是唐初在隋代仁寿宫基础上改造修建的大型皇家宫殿，《九成宫醴泉铭》记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发现地下水泉之事，由名臣魏徵撰文，欧阳询书丹，所以又被称为“三绝”碑。就书法看，笔画俊俏中显温润、结构严整中有变化（见附图5），由于是奉旨书写，所以是经意之作，笔画、字结构都十分精到，而且在欧阳询楷书传世各帖中字体相对较大，方便学习临摹。《九成宫醴泉铭》我三十年前就临习过，大概从1983年起的好几年里，它是我学习楷书的主要范本，这次重新临习，用的范本还是三十年前用的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的《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帖依旧但书页更旧，人渐老却于心不甘，惭愧的是学问、书法难得进步（见附图6、附图7）。

附图5 附图6 附图7

我学习书法从楷书开始，最初系统临习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但在大约一年多后改学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其后持续学习欧阳询楷书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现在的感受是，欧阳询楷书在笔法、结构上都比柳公权的楷书简单，但都在自身笔法、结构的运用、安排上达到极致。两者在笔法上差别很大，欧阳询基本上还是承续王羲之以来的倚侧转折用笔，线条明利挺拔，而柳公权更多提按顿挫用笔，笔画两头以及转折处的形状明显，显得刚健有力。两者在结构上都呈现出整齐、精密的特征，但欧阳询结字随字形不同而变化，在平衡中求险劲，且以左收右放、上收下放为特征，总体上呈现出左直右斜、上短下长的直角梯形状，而柳公权结字上外形基本统一，在单字结构内部求穿插变化，以左上部的中心点向四面撑开。

欧阳询的行草书流传下来的代表作有《张翰思鲈帖》、《卜商帖》、《仲尼梦奠帖》等，在用笔和结构上都和他的楷书相应。《张翰思鲈帖》可能书写时间较早，显得清正秀丽（见附图8），字形与其楷书相类，在方折的主体笔法中搀杂一些婉转流畅的用笔，这可能是取法王羲之以来的南方行草书传统，只是在整体格调中嫁接的痕迹太浓。《卜商帖》则多用直率的方笔，显得刚健朴厚（见附图9）。《仲尼梦奠帖》可能写于晚年，笔致瘦硬，结构紧凑（见附图10），从笔画观察应该是使用弹性很强的硬毫笔书写，略显抛筋露骨，这本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而辽宁省博物馆的资深研究员杨仁凯多次撰文，论证此帖可能是欧阳询传世行书中的唯一真迹，自然也就成了欧阳询传世书法中的唯一真迹。也正因为欧阳询的行草书与楷书相应，造成其内在的问题，因为他的楷书用笔严谨、结构规整，用笔严谨则缺少速度变化，笔画之间的连接太硬，结构规整则造成字与字之间的连接少，字形之间的变化也少，后世几乎没有学欧阳询行草书而名家的。

附图8 附图9 附图10

在初唐时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列为当时的楷书四大家。虞世南的书法基本上是承续二王以来南方书法的一脉，他的《孔子庙堂碑》写得风流蕴藉（见附图11）。褚遂良比欧阳询、虞世南晚一辈，他的书法在欧、虞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北方碑刻书法的宽博结构，创造出了和大唐盛世相应和的绮丽而劲拔的新风格，对后来的唐代书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传世碑刻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传世墨迹有《倪宽赞》、《大字阴符经》等，其中尤以《雁塔圣教序》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见附图12）。至于薛稷的书法则基本上是对褚遂良书法的继承，传世碑刻有《信行禅师碑》等（见附图13），他的书法成就实难以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相比，我猜测，他之所以能列入初唐楷书四大家可能是因为传统文化喜欢用数字化表述来概括人物，而配数字的时候又喜欢用双数。

附图11 附图12 附图13

在初唐楷书四大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欧阳询比虞世南大一岁，两人的生活经历几乎相同，都生活于陈朝，隋灭陈后降隋，唐灭隋后降唐，但两人的生活境遇却很不同，在陈朝时，欧阳询幼年家世风光无限，但不久因反叛满门被杀，只因权臣江总庇护才侥幸偷生，而虞世南则生活平稳；在隋朝时，两人境遇基本相同；而到唐朝后，欧阳询因与唐高祖李渊有旧而短暂得势，而虞世南则投入李世民的秦王府，不久两人的境遇就有了根本性的反差。就书法而言，欧阳询与虞世南都是当时的最高代表，但欧阳询书法更多继承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峻拔之气，而虞世南却因步武智永禅师远接王羲之得南朝书法的风流蕴藉，当时的人大多认为虞世南的书法高于欧阳询，我认为，这里面既有时人推崇儒家温柔敦厚艺术风格的影响，也有因虞世南为唐太宗李世民所重的原因，如果纯粹就书法而言，欧阳询的书法更多地承接了南、北双方的风格，作品功力也更高。褚遂良的书法一生变化很大，他早期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更多地继承了北朝碑版，但和欧阳询不同，欧阳询继承的多是魏碑那种斜画紧结的风格，而褚遂良继承的多是北朝碑版中像北齐刻石所体现的那种平画宽结的风格，而到了后期的《雁塔圣教序》，褚遂良才真正形成自己丰腴柔美而有力度的独特风格，被清代学者刘熙载誉为唐代书法的“广大教化主”，沈尹默也认为他是后来颜真卿等盛唐书风的开先河者，而沈尹默本人的书法有浓厚的褚遂良风格的影响（见附图14）。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后人多认为不是褚遂良所作，但因其是墨迹本，且本身书法水平很高（见附图15），也受到书法学习者的青睐，潘伯鹰在书法上与沈尹默同调，对于褚遂良楷书也极为推崇，他临写的《大字阴符经》在原作基础上有所调整，别具一格（见附图16）。

附图14 附图15 附图16

欧阳询的楷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第一个学习欧阳询楷书并取得成功的是他的儿子欧阳通。欧阳通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教育下追踪父亲的志业，在楷书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代表作有《道因法师碑》、《泉南生墓志》等，我们分析《道因法师碑》（见附图17），可以看出他在用笔上继承其父的简洁明快，结构上整齐而峻拔，但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在横画写法上有较浓重的隶书波挑笔意，可能是把欧阳询书法本有的因素突出放大了。清代成亲王永瑆与刘墉、翁方纲、铁保被誉为清代中期书法四大家，他的楷书追摹欧阳询，颇为肖似（见附图18），只是笔画上侧锋下笔多、转折硬，有清刚之气，但又有偏薄之弊。清末的黄自元在书法上效法欧阳询，也借鉴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形成了自己的欧体楷书（见附图19），同时他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斟酌修订并手书《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对楷书尤其是欧阳询楷书的结字规律作了系统总结，是初学书法的方便门径，在清末民初的书坛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常有印本。

附图17 附图18 附图19

近现代学习欧阳询楷书而取得一定成绩的书法家很多，如康殷、康庄、卢中南、田蕴章、田英章等人。康殷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他在书法上涉猎广泛，写欧楷但并不局限于欧楷，在笔画上结合大篆等古文字的写法，在结构上也有变化，从而和欧阳询原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线条抖擞求浑厚，结构鼓努，总体格调粗硬不雅驯。康殷的家族中有好几个人都写欧楷，也都受康殷影响，其中在内蒙古的康庄成就最大，我最早是在王纲编的《书法字典》后面的附图中看到他的作品（见附图20，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非常喜欢，但过了三十年，看他现在创作的作品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甚至还有点退化。卢中南以前是在军事博物馆书写展览说明书的，他的楷书应该是从《化度寺邕禅师铭》出来的，笔画加以浑厚，结构稍加宽缓，有一定的个人风貌（见附图21），但缺乏欧楷本来的方整险劲，不太像欧楷。田蕴章、田英章是兄弟，田氏兄弟是以写像欧阳询为目标的，尤其以田英章为甚（见附图22），据说他以前是在国务院的一个机构里专门写委任书的，现在他以学习欧楷而形成的所谓“田楷”从事教学、创作，办了一个中国楷书网，他的楷书应该是从《九成宫醴泉铭》出来的，笔画干净、结构整齐，只是线条、结构上都嫌薄弱。我的印象是，目前中国书法界在普通大众层面最流行的有三个人的书法，这就是刘炳森的隶书、启功的行书、田英章的楷书，书店卖书法的地方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字帖，他们的字写得都很漂亮，都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但一般说来很少有变化，即面对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书写内容等，基本是同样的写法，可谓当代三大“流行书法”，但要真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超级“流行书法”，这三位合起来也抵不上上海的任政，任政的行楷书大概是除了宋体字之类印刷体外当代最流行的字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