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流派

 本帖最后由 梓煜 于 2013-6-25 18:30 编辑

按，这是从前一个跟贴的扩充

理论与流派

黄山谷的诗歌与他的书法一样，情绪都较为安闲。可是两者都让人看来不板滞，而很活跃。我想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诗与书都相当讲究笔法的变化，笔法的多变，把情绪本来可能带来的沉闷抵消了。这样读者读时，便不至于哈欠连天。这是个好本事。知书者看看他草书太白旧游诗，就知道他摆弄笔法多在行了。

他的追随者，好像没有学到这个本事。不过这也怪不得，从来宗师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学不到宗师的长处，反把宗师的短处夸张地表露出来了。

任何一种长处都天生附带着短处，长处实际便是短处，好比纸的正面反面揭不开。一种诗法用之得当，便见其长，用之不当，便曝其短。宗师出于情绪心性、风格倾向的推逼，会形成他特别的诗法；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并非首首都如法泡制，也并非时时都坚持得特别死硬。那个诗法受他自己把握，而不是由诗法来把持他。他甚至未必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诗法，进而刻意地遵守自己订下的教条。宗师特别的诗法来源于他特别的心性偏向，跟他自己很合拍，像是从自己肉里长出来的；即便是个瘤子，也跟身体血脉相通、痛痒相共。他的诗法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跟他这个人、他的诗打成一片，成个有机的整体。这样，诗法的特别偏向，正好成为传达心性特征、造就诗境特色的长处。诗法暗含的弱点不易暴露。同时他才情很好，识力也足，他也可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诗法的弱点。

到了学徒呢，没那才情、识力，也不知弱点所在，照葫芦画瓢抄诗法，而且坚持得不近情理。学生自己的心性未必近于宗师，诗法可以成就的诗境，未必跟他这个人合拍；一个人干他不合适的活儿，免不掉别扭、不自在。好比说，别人磨铜成了镜子，他就成天躲在家里磨砖头，而且时时跑去调研一下，把别人磨的手法、姿势学个十足。他到市场上去卖自己那块薄砖头，宣称是某某磨镜大师的真传，不把大师和他的手艺一起搞得臭名远扬，那才怪了。对学生说来，诗法不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而是从外边强加的。孙猴子自家长的眼睛很好使，一出生就把玉帝老儿吓了一跳；观音菩萨加给他的紧箍咒，便极不受用。拼命去学来的诗法，实际就是写作的紧箍咒，活活把个泼皮猴儿整成了乖乖宝贝，整得他满地打滚。学生一旦迷信起别人的诗法，便给诗法控制，他要按诗法来写作，而不是借诗作来写自己的心性，他要把诗歌写得像某个蓝本，而不是把心性渗透进诗歌。他不会为了自己特别的心性而逼出自己特别的诗法，只会拿别人的诗法来阉割自己的心性。总之，就像孙猴子不拿自己长的火眼金睛来观察体验自己，而要拿别人的紧箍咒来锁住自己的脑子。在宗师那里，诗法是自然的、内在的、与人血肉相连的。到了学生那里，诗法是规定的、外来的、跟人独立而且强迫于人的。诗法由有机体内的一个被规定的侧面，上升为规定有机体的根本之物。从前是人长出了个瘤子，现在是人拼命要把自己长成一个瘤子。学生也缺乏对诗法冷静的观察、适当的警惕，结果诗法通过作者、把持作者、无顾忌地显示它所有的可能性，把自己的弱点连锅端出来。

学生理论上该是老师的维护者，事实上呢，成了老师的败坏者，他本该是老师的信徒，不想做了老师的敌人。钱锺书批评说：学生向宗师拜倒有二义，一义是向之拜倒，二久是拜之使倒。向宗师拜倒，同时也就将宗师拜倒。西江派是个例子。正像学生初爱上宗师的诗法一样，孙猴子初戴紧箍咒，也只以为是个好家伙，高兴得不得了。成佛之后，他头一件就要唐僧“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个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看来那些学生自始至终没有这猴头的觉悟，所以后代的诗派搞得越发热火朝天。

龚自珍讲：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对古代的宗派是个极有力的警醒。我的看法还要保守一些，风气也是不可开的。生前不可开风气，不然死后定成师。黄山谷生前未必有搞宗派的欲望。他那人的个性相当宽厚、宽容，东坡诗法与他大异，而他对东坡推崇之至，虽说也谈到东坡的弱点。古代士大夫都想在功业上搞出点名堂，黄山谷连这个意识都不很强，我估计他无意于立个流派来名流千古。亲友弟子辈受他影响的不少，在北宋末颇成气候。但是，很难讲他有意纠集一帮人来实践一个理论，他虽然开了风气，并未自树宗师。吕本中做《江西诗社宗派图》，当在南北宋之交，那时黄氏早已死掉。［南宋立于1127年，黄氏故于1105年，故时吕本中才21岁。］方回排一祖三宗时，更远在元朝。可是黄死后，西江派要把他拉出来做祖师爷，他也管不着了，喊冤都没地儿喊的。所以人不能开风气，否则入土为安都做不到，有人会掘墓盗尸，把你那幅骷髅挂到旗帜上。

后代研究者观察从前的诗史，发现有些作者风格相近，于是把他们归为一个流派，以便了解诗歌运动的轨迹。流派因而是追认的。寻流派也是研究者的本份，非如此他不能理清脉络、编出地图、简化那无数零碎的作品与事件。同样，研究者也需要理论，他得判断何种诗是好的，何种倾向是值得提倡的，具有何种特征的诗歌观念是有生命力的。否则他就什么也没有研究。研究过程，也自发地催生他的理论。理论、流派对研究者是必需的，而且有益有用的。对写作者，就满不是这回事儿了。这好比一把刀，医生拿着与罪犯拿着，效果大不相同，前者拿它救人，后者拿它杀人，最好的结果也无非自杀。刀在罪犯手里，当然也是有用的，但是并非有益的，它的有用，正在于它的有害。

有人把理论分为两类，一类只讲枝节的文字、修辞技术，名为写作理论。另一类文学理论，则关系大体、宗旨。我前边所谓“理论”，便指第二类。它得提出好作品的标准，它也提倡一种风格倾向，甚至它指定写作的手法，进而染指情绪的传达偏向，最终要求控制作者的心性类型。最末的那点，实际逻辑上是免不掉的。因为在自然、自在的写作里，风格也罢、情绪也罢，它们的区别，都源于心性心灵的区别，源于感受性的区别。是什么样的人，便写什么样的东西。一旦规定起风格诗法，势必也得规定心灵。悬起一个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推举了一种心灵状态，因为诗境是心境的流露。比如古代儒家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我们便辨不清这些话指的是诗风还是心态；实际上它是兼指的，要诗风如此，也就必得心态如此。理论天生是极权性质的东西，它不但在诗的写作内部划个小圈子，叫你低头屈膝地踡缩其中，不准越雷池一步；同时也钳制诗外作者的心灵，不准不照规矩地乱想乱动；如果心灵确实乱想乱动了，那么，它就逼你在诗里做伪，因为不准你照着本心直说，你只好昧着良心瞎说。

理论的这个先天性质，即便在研究者那里，都显出不良影响。诗的天地广博无垠，而一个理论只能挑选一个偏向的佳作；要到另一个合适的理论出来，另一部分暗淡无光的作品，才得见天日。当然，这个理论也只合它自己的适。情形好比吃大锅饭，每人只向大锅里舀得一小勺口粮。研究家的理论只针对已经存在的作品，问题还不大，总有其它的勺子来抢饭吃的。写作者的理论便麻烦了，它的目的不是梳理已在之物，而是规定未来之物，它要左右作品的创造。这把刀子不是解剖死尸，而是屠杀生物。每个人的心灵都与他人有些区别，即便一个人自己，心灵也不刻板着面孔，像拉官脸似的一成不变，而近似川剧的变脸。咱们都有体会，少年心境不同于老年，即使一天之内，心境也时常涨落来回。心灵同时有无数个侧面，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理论一来，便只准有一张脸了，它不准别人与自己长得不同，也不准给自己照全身照。任何一个理论都无以应付心灵、世界那可敬畏的复杂状貌。人类天生是理论狂，有了理论，便免不掉要照理论写作，于是他忘记了让心性流露在作品里，反把作品去复制理论的相貌。自然的流露，作品便如水泻地，随地赋形，各各有别。按标准的制作，如网打鱼，不合网格的全都跑得精光。要它贴近作者的心灵，也许就像竹篮打水。理论要求众多人接受时，它等于杀人，一个立体的人遵从理论时，那人等于自杀。一个得势的理论，会引发大面积投机、作伪的写作，这从“爱国、诗史、时代精神”一个理论看得出来，当代几乎所有的网下诗人都站到这队列里去了。这面网倒真是实心的好网，诗人全数打尽。假使我们相信人人都果真成了杜甫，那我们只好同时相信自己成了阿甘。功利是人的本性，理论提出的最高境界，会成为鹘的，勾引得大家一齐去模仿、造假，以图获取声名。只有不立理论，不悬鹘的，大家无机可投，无假可造，写作才会回到较为自然的、自在的状态，老实地应付自己的心灵、情绪、观感。

理论是流派的双生兄弟，提不出理论，流派便无从依托。不打旗帜，大家也就没法儿站队。所以一切流派都是有理论的－－我指的是写作者自己搞的流派，而不是研究者追认的流派。进入流派的理论，害处更大。流派得网罗一批人，于是人事、政治会窜进写作里。一切团体最自然的趋势，都会团结自家人，而打压非我族类者。它会谋求声名、势力，与其它同有此欲者争个不休，只有压倒竞争者，它才能坐大。它对外有攻击性，而对内护短。有了外敌，自然得修堡垒，于是，流派会把理论讲得越加斩绝，没有通融余地，以便死守；它的边界会越加明确严峻，免与别人相混，一旦相混，流派也就溃散了；这样，作品也就愈加死板得没有心眼，愈加不理会心之所感、眼之所见。由于大家都是活人，理论之争最终会变为人事之争，诗歌的流派渐渐滑向政治的派别，那时候，守一个理论未必只在纸面上、作品里了。听说明朝后七子里的谢榛，就因为观念的区别，给其余的几子排挤得在京师无法容身。大家坚守的，也并非只是理论阵地了。理论贬值为次要的，借着维护理论，实际要维护的是理论旗下的那个团体，以及这个团体的势力，进而依托于这个团体的个人，他的声望、他的实际地位。理论好比从前的君王，实行立宪后，他只成个象征性的傀儡，坐在宝座上高处不胜寒，除掉感冒打喷嚏，没啥事儿可干。可是正因为这样，理论会维护得愈凶，并且维护的那股蛮劲，愈不出于自己心性、风格的认同。

诗极盛的唐代，诗人们并不搞流派，他们搞个人主义，而且互相推重。北宋苏、黄也搞个人主义，照样互相推重。西江派并非宗师生前亲自搞的。派中人虽说观念相近，似乎也并未结成团体，一起来哄炒理论，制造势力。做宗派图的时候，好些作者都已过世。一定程度上，西江派也有点追认的意味。到明清两代，情形进步得不可收拾了。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牵头，编出纲领来，当时便挂牌开业，甚至这“几子”那“几子”都喊出来，等于聚义厅里排出交椅。我以为搞流派，正是诗歌衰落的一个原因。如果七子不挂牌营业，只在自己家里走走台步、唱唱高腔，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在外边搭起台子来唱，便把大家全勾引过来，不做别的事儿了。同时，明代的杰出作家，并不在流派之内，像高启――虽说他在明代没活几年，但无论他是什么朝代，没搞流派则是事实――这事可深长思之。清代也一样，黄仲则就不肯凑热闹。而且，大家唱得顶欢时，他还在旁边讲风凉话。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把他的风凉话报道出来了。我建议写诗的都看看此书，它对流派现象做了细致描画。严先生极有识见，可惜文字有点儿缭绕。我把严先生的报道转述一下。仲则是山谷后裔，桂馥旧藏有一枚铜印，文字恰好是“山谷诗孙”，便把它送给仲则。山谷诗名塞破天，后世的影响几乎只低于杜甫。在敬祖重宗的中国，子孙会以他为骄傲，一般而言，他的家学几乎会笼罩后裔，谁也脱不出去。可是仲则写诗并不理祖宗那套。他对桂馥的答诗更出人意外，花大量的篇幅讥刺流派现象，需知他的祖宗可是最大、最久的流派所宗奉的，那印文又是直接把他自己与祖宗连到一起的。讲流派那段说：

“鸾翔虬结一入手，我欲拜赐心然疑。我祖诗可祖天下，凡能诗者宜当之。若资华胄便窃据，不患造物嗔我私？虽然一语敢相质，斯道不绝如累棋。文章千古一元气，支分派别徒费词。几人眼光认针芥，学者蚁附缘条枝。雄深一变为饾饤，精华已竭存糟醨。康庄不由入鼠穴，细寻牛毛披茧丝。强将谱系溷初祖，九原可作夫谁欺？摩围派衍源屡竭，皖公云封人莫窥。我生衰门更才劣，岂有笔力能振支？但将此印印家集，一编世守侪尊彝。”

他不但不愿借黄氏身后流派的光，而且不愿借黄氏自己的光。他讲凡能写诗的，都可当得“山谷诗孙”一印，自己没有产权；将来此印自己也只悄悄盖在家集上，不会拿来招摇。他把流派痛骂一通之后，还怪它们玷污了自己的祖宗。他似乎认为流派跟宗师没什么干系，是后世强拉宗师入伙，强奸了宗师的本意。康乾盛世，正是流派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仲则的风凉话虽说吹不熄那股邪火，至少表明他自己的脑子没给火烘得发热发烧以至于发昏。其实冷眼人从来不乏，另一个清人就讲“此中不作坚城守，敌骑何妨八面来”，名字我忘掉了；我常想把它偷来自己用。有所守就是一窒、一缚，一窒起来就呼吸不通，一缚起来就血脉不畅，都不能自在地行事、自由地传达感受。

清代既是流派最闹腾的时代，也是闹腾得最末流的时代。左右流派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观念。而是这样：一个观念的成立、一个诗人名位的确立、一个流派诗歌标准的建立，还进一步依赖于一个高官的褒扬。没有官们，啥也别想。这一点倒不奇怪，搞流派本来就是诗界里的政治举动，它包含着话语权力、山头势力、声名位置的较劲。它等于政治的教外别传，老祖宗最终会亲临指导、直接管制，正是自然之势。官位不来插一脚，倒是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清代由外族入主中原，他们感到自身的文化比不得汉人的高明――至少在治天下上。虽说同时也觉得汉人文化腐朽，要求满人子弟保持原来文化的强悍活力――也感到汉人的离心力，受到这些压力，清朝的皇帝特别注重从文化上收伏、压制汉人的心灵。高官据守诗坛、引导诗风，正是这个努力的自然延伸。

钱谦益在晚明已享大名，而且为统一诗天下，先把竟陵派骂成了妖孽，给自己搞流派扫清了地盘。但是他入清为贰臣，势力与清名大受损失，而且没当几天官就退了，所以没能一统江湖，抱恨而终。他寄希望于王渔洋。王渔洋不负所望，建立了一个诗歌的评价标准，曰神韵；也搞成了一个派别，据王氏还在早年之时的记录，他的弟子就已经有四百多人。声势大得不得了。但是，他那神韵之说，几乎没什么可把握的意义，尽是些虚玄之谈，无非从严沧浪的著作里偷来神韵二字，把它歪曲、神秘，搞得不知所云而已。他自己的创作，也只能写一点儿绝句，律诗，意思在无有之间，风调清淡，不时扭着腰支摇曳一下，其余的就不多了。不过，他处理风格的才能相当不错；他晚年一些山水诗也可读，原因正在没搞神韵。他那些神韵诗，据说读得上十首之后，就可放手，因为只是重复而已。可是就是他，在自己生前，搞成中国诗史上面积最广的流派。这是历史上任何人都没有做到的。何故？一个重要缘故就是：他是高官，而且以高官身份把持诗坛许多年。

王渔洋身上有个例子，可以看出高官与诗坛的关系。施愚山年纪比王渔洋大十六岁，诗名早著，而且据我看，诗才也远过王氏。可是看看王氏对施氏的记述：“己未在京师，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这话出在他的《池北偶谈》，我从《清诗史》里抄来的。这位长者要向后辈“再拜”，我不知道他拜时心里想些什么。王氏的态度倒是清楚的，他受之无愧，甘之如饴，完全没有惭愧之情，而视为当然之事。从中国的传统讲来，尊老是基本的行为规范，即便迫于时势、权位，施氏非得向他再拜，他在事后作记录之时，也不该宣扬。正常的作法是，别谈这事的细节。可是王氏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而得意洋洋地记下来了。这个心态可以说明当时诗界如何受制于官位了，受制得王氏都不觉得那是违背常情的了。

理论与流派彼此相生，互为狼狈。闹到这种地步，诗坛就真不可闻问了。一个眼光偏狭的理论、一个亲友师弟结成的裙带团体、加上把持者的权位，这种流派对诗歌创作的破坏力，咱们可以想象。当然清代的流派，有政治社会一系列因素的背景，但是我关心的只是流派、理论一事对诗歌本身的影响。

搞流派、理论最后的一个坏处是：除掉宗师那几首，后学几乎都没有能留下可读的东西，无论当初势力有多吓人。这个坏处是致命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搞流派对搞诗歌的意义，当然它也顺便帮了我一把，印证了我前边所讲的那些话。流派是不可搞的，一搞就后患无穷。一个作者实际无法借助外力，他只能我与我周旋，最终得自家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