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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 (阅1054次) 姜涛 导言：研究方法、对象的提出 一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新诗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期以来，新诗研究的兴起是以流派研究为起点的，在多种流派历史发掘的前提下，从诗歌形式、美学观念层面展开的审美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思路。在1980年代，这一思路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对自身学科品质的追求，也呼应着对“文学性”以及“文学现代化”等命题的向往，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研究的主要“范式”，支配了后来新诗讨论的展开。“范式”的存在，使得新诗研究具有了一定历史连续性。20年来，新诗研究在现代文学的学科格局中，自成体系，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问题和框架，新诗发展中交织的诸多问题，也得到了全面的讨论。但应当注意的是，“范式”的稳定，或许同时带来了某种封闭性，限制了研究空间的进一步拓展。目前新诗研究中课题的重复、雷同，就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在既有“范式”的基础上，提取新的提问角度，就成为新诗研究获得更大活力的关键所在 宽泛说来，研究方法、视角的稳定和自足，是上述封闭性的一种表现：在具体史料搜集和历史还原的基础上，无论是诗学观念的辨析、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还是传统与现代、西方影响与本土特征关系的把握，“内部”的审美研究是其主要着眼点。应当说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新诗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历史实际，研究的合法性不容质疑。但需要探讨的是，它也是19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话语的特有表征，其不言自明的前提是：较之其他文类，“新诗”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诉求，以及在语言形式上的现代探索，因而它的文体独立性也更加鲜明。如果与同一时期小说研究不断向外拓展，容纳思想史、文化史因素的倾向相比，向某种诗歌“本体”的收缩，似乎支配新诗研究的主要趋势。当然，纯粹的诗歌内部研究，尤其是对新诗文本形态的深入考察，目前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但如果超越“内外”之分，从文学的整体性视角看，新诗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的，它与社会、读者以及历史叙述等外部条件间的复杂关联，单一的审美关照无法完全说明。 与审美中心眼光相关的，是研究对象上的不均衡状态，以某种审美尺度为依据，新诗史上不同流派、向度间的主次、轻重关系，也被划分出来。具体而言，19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前提的重设，那些能够体现所谓新诗的“艺术价值”，又曾一度被历史遮蔽的流派，诸如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的“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几乎占据了目前新诗的主体。1不均衡的状态，还表现在研究的时段上，譬如，相对于流派迭起的三、四十年代，新诗发生的二十年代初，就似乎因为只具有发生、过渡的意义，而处于被冷淡的状态，较少被当下的主流研究涉及。2当然，对“政治标准第一”的反拨，和对文学现代化的向往，是这种研究趋向背后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主次、轻重的价值秩序背后，某种“目的论”叙事也随之被暗示，即：新诗的发展是依据一定内在规律，向着某种审美理想趋近的过程，这种审美理想，一般被表述为本质性的“诗”的标准。所谓“诗”的标准，与一般的审美期待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知识塑造相关，但值得追问的是，如果这一“历史化”的标准被非历史地使用，不仅落实为具体的研究、评价尺度，甚至上升为规律性的必然，新诗历史展现的多种可能性，便有可能被忽略到中心的线索之外。3 近年来，新诗研究中一些新思路的引入，已体现出了超越既有“范式”的努力，如对新诗流派与杂志传媒、及城市文化的关系考察，从语言形式角度入手的文本细读，新诗经典化过程的考察，以及在主流的“现代主义”诗潮研究之外提出的“现代性”框架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本书的研究思路，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上提出的：在方法上，本书尝试稍稍绕开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既有模式，在新诗发生的历史现场中，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讨论，譬如发表、出版、读者阅读、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在一般的历史研究、审美研究中加入“经验研究”和文学社会学的因素，即“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即文本的生产、销售、接受和处理”，4除此之外，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本书也试图将讨论的焦点，投向在新诗发生的初期。虽然从文本成就上看，这一时期新诗的美学成就不及后来，但“新诗”的社会传播、接受模式，以及有关其合法性的历史想象，都在此一时奠基成形，其中包含的研究可能性，也要比一般理解的远为丰富。 二 上述言及的，只是方法上、时段上的一些设想，具体而言，“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是本书“锁定”的讨论焦点。“标题”本身就说明，这项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研究的对象（新诗集），一是处理的主要问题框架（新诗的发生）。从“新诗集”的角度，讨论“新诗的发生”背后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内涵，就是本书想要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的“发生”，是一批新诗人理论上的倡导和写作上的实验的结果，从胡适开始，对此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歌观念和写作的内部，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但还应看到的是，新诗的发生与成立，同时还是一个历史扩张与自我建构的过程，除了观念、形式上的变革之外，它还要在传播、阅读及社会评价中，建立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自足性的发生空间。1922年出版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编者曾称：“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5在这一经典性的论断中，新诗发生的整体进程得到了简洁的勾勒。 首先是观念上的鼓吹，“登高一呼”无疑是新诗发生的历史起点。然而，从文学的生产、接受和历史评价的角度看，新诗的成立至少还与以下两个方面密切相关：首先，它是与社会层面的普及和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四远响应”，不仅表明新诗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新诗要在旧诗之外，形成有效的传播、阅读和评价空间，而发表出版、读者群的形成，新诗坛的形成与分化，以及与新诗相应的阅读方式的建立等等，都是这一“发生空间”重要的构成因素。惟其如此，新诗的成立才拥有社会性的基础，这构成了另一种层面的文学发生史。其次，在新与旧的交替间，在特殊的历史冲动与现代知识规划的摩擦间、在新锐的文体实验与普遍的诗美期待的对话间，所谓新诗“正统”的成立，也是一个文学史形象的自我追寻过程，即：在相关的历史呈现、批评及文学史建构中，如何完成“新诗”的想象，如何为自身建立起历史合法性。从“登高一呼”，到“四远响应”，再到“正统以立”，“新诗的发生”由是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补充的是，在“四远响应”与“正统以立”的交织过程中，新诗“发生空间”的某种“场域”性质也得以显露。 “场域”（或“场”）这一概念，出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他提倡的“反思社会学”理论中，6 “场域”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在布尔迪厄看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里，总体的社会空间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空间构成，而这些小的社会空间就构成不同的“场域”。因而，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7每一个社会“场域”，都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在“场域”之中，每个参与者都参与着某种争夺，以期改善自己的场域位置，“强加一种对于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优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8对于“新诗”而言，作为一种历史的创生物，在与既有诗歌惯习与诗坛格局的碰撞中，在自身的生长和纷争中，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关系空间”，而所谓“正统以立”，亦即某种“新诗”自身的“特有逻辑和必然性”的生成，借此新诗“发生空间”的自足性与合法性边界才得以呈现。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场域”的概念已被部分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9本书也试图有限度地借用这一视角，在描述新诗“发生空间”建立过程的同时，也探讨其运作、发生的特有逻辑，换言之，探讨其“正统以立”的社会含义。 应当说，上述几方面牵扯到的问题十分复杂（杂志上的发表，诗集的出版，读者的阅读，新旧诗坛的纠葛相，关评论的意义生产，乃至最后进入教科书，在文学史上完成自我定位等），“新诗集”只是本书选择的一个具体切入角度，对此有必要作出一点解说。 三 在新诗发生的完整“故事”中，“新诗集”的出版虽然只是情节之一，但从某种角度说，却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关涉到诸多方面的建构。作为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就曾对印行诗集的理由，作出过如下的说明： “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狠快狠远，但是大多数人对于白话诗仍旧狠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需要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狠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狠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试验的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10 在这一段话虽然是胡适的夫子自道、个人表白，但“新诗集”最重要的两方面功能，也无形中被传达出来，即：作为新诗作品的集结（“一种参考资料”），“新诗集”的出版，在传播上提供一种有效、集中阅读的可能，从而在读者和写作之间，拓展出交流、评价的空间；与之相关的是，诗集的阅读、接受过程，也就是新诗合法性的检验和规划过程，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对“试验报告”的批评中，有关“新诗”历史想象间的争议才激烈发生。对“新诗集”历史功能的自觉体认，不是胡适个人的一家专利，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早期新诗集的编者、作者普遍分享的。在《尝试集》之前，新诗史上最早的作品集结——1920年1月由上海新诗社出品的《新诗集》的编者，也对印行诗集的理由作出大致描述：一，汇集几年来的试验成绩，以打消人们的怀疑；二，为学习新诗的人提供有价值的范本；三，可使读者的全面了解新诗，免除翻阅书报的困难；四，分类印好，比较、批评提供便利。11这一描述，似乎比胡适的“自道”更全面、更直白地说出了“新诗集”的历史功能。 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统计，单从1920年至1922年，“新诗集”就有18部出版。12在早期新文学出版的整体格局中，这一数字是相当可观的，与其他文类相比（小说、散文等），“新诗”不仅在理论倡导上，在出版、传播上也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其中《尝试集》、《女神》、《蕙的风》等诗集的畅销，更是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这意味着，在“新诗集”的扩张作用中，一个由社会传播和读者阅读构成的新诗发生空间已经浮现。 短短两三年间，如此众多的“新诗集”出现在读者眼前，“新诗”的历史形象也得到大致呈现，一位读者就曾以形象化的方式，记录了他对“新诗集”的阅读感受： “读《女神》时，颇感到莽男子的粗鲁，读《草儿》时，大有野人之风味，读《冬夜》时，如走了荆棘里一样，读《蕙的风》时，如看了电影的爱情片，读《繁星》时，觉得闺阁的气味太重，终不是大方之家。”13 通过阅读“新诗集”，普通读者才能更集中地了解新诗的概貌。换言之，是“新诗集”集中地、突出地呈现了“新诗”。如果考虑到胡适等新诗人对诗集序言、编次等环节的刻意经营，以及通过书评、自叙等方式完成的巧意加工，那么不难体味，新诗集对“新诗”呈现，也是一个自我叙述的结果，不同的编撰、定位策略，其实就参与其中。 胡适曾言：“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能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14作为主要的出产品，“新诗集”在社会传播、形象呈现这两方面功能外，更是引发了新诗的历史评价，有关新诗合法性的最初争议，也往往围绕“新诗集”展开。无论是旧派文人、新式学者的反对，还是另一代新诗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发难，“新诗集”往往是火力指向的标靶：胡怀琛对《尝试集》的修改，胡先骕的《评〈尝试集〉》，闻一多、梁实秋的《〈冬夜〉〈草儿〉评论》，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等，都是其中代表。“将当代诗坛中已出集的诸作家都加以精审的批评”，15似乎已成为早期新诗论争的主要“战略”。这一战略并不局限于“诗集”评价的本身，它还关联着“新诗”的合法性辩难、“新诗”发明权的争夺、新诗坛的场域划分等多方面问题，如胡先骕所称：“评胡君之诗，即可评胡君论诗之学说，与现实一般新诗之短长，古今中外名家论诗之学说，以及真正改良中国诗之方法。”16由此可见，在“新诗集”接受和评价背后，发生的是一整套“新诗”合法性建构的奠基性机制，这一点甚至投影到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上，不同诗集的升沉起伏与历史定位，也象坐标一样，标记出了新诗发展的线索和图象。 四 通过上面的简要勾勒，“新诗集”的历史功能被部分揭示出来，它象一条无形的线索勾联起“新诗发生”的诸多方面，本书的研究思路，也由此显露，即：通过对早期“新诗集”的出版、传播、编撰、自我定位、接受和历史评价等诸多环节的考察，来探讨“新诗的发生与成立”这一命题的社会文化内涵。大致上说，具体的写作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新诗集”的出版、流布和阅读状态，做出一个基本的历史描述。在此基础上，讨论新诗“发生空间”的建立，以及这一空间“自足性”追寻过程的诸多表征，如读者群的召唤、诗坛的分化、阅读程式的塑造等环节。 其次，具体考察在“新诗集”中，新诗的历史形象是如何呈现的，这种“呈现”体现了怎样的自我建构逻辑，怎样规划了人们对新诗的认识，诗集的序言，编撰、及自我删选等问题将成为主要的切入点。 再次，从“新诗集”的接受和批评入手，详细考察早期诗学论争中“新诗集”的位置，由此透视不同的新诗构想间的对话，以及新诗历史合法性的确立。最后，延伸讨论的视野，关照“新诗集”在文学史上的投影，从新诗集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定位入手，梳理早期新诗历史线索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关新诗发生的历史想象。 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时段上，本书框定在1919——1922、23年之间，这一时段是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按照朱自清在1927年的说法，当时所能见到的诗集，“十之七八是这时期内出版的”。17更为重要的是，新诗的发生与成立，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内完成。另外，在讨论过程中，具体“新诗集”的选择是有所侧重的，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些在新诗史上影响较大、与新诗历史形象关联十分密切的出品（如《尝试集》《女神》《草儿》《冬夜》《蕙的风》《新诗年选》等），将是讨论的重点。 最后要交待的一点是，作为一种方法上的尝试，本书力图将外部的文学社会学讨论，与内部的诗歌形态、观念辨析结合在一起，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即两种方法的差异难免会带来叙述中的断裂、冲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所以本书划分为上、下两编，以便在明确的区分中，更方便读者的阅读。 1 譬如，一位新诗研究者就将新诗分为两类：“一种是‘诗中无诗’，这些诗仅仅分行排列，有一定韵律，但缺乏诗意和诗味。另一种是‘诗中有诗’，即有诗的外在形式，更有诗意和诗味。前一种情况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那里，显得比较突出；后一种情况则在现代主义诗人那里占了较大比重。”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主义诗歌“标帜了中国新诗所达到的高度”。（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641—6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2 有关初期新诗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最早有胡先啸、章太炎、李思纯、梅光迪、吴宓等人，对白话新诗的历史合法性进行质疑；继而，又有成仿吾、梁实秋、闻一多、穆木天，从在新的视角出发，抨击初期新诗违背了“诗”的原则，这种攻击之声一直延续到当代，郑敏在著名的“世纪末回顾”中，更是将胡适等人推上审判台。（《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3期）当然，在新诗史上，为初期新诗正名和辩护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朱自清、苏雪林、茅盾等人的言论就是其中的代表，80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评”之作，但其价值也更多地被定位在历史的开端和工具的过渡上，20年代的诸种批评，已沉积成文学史的基本判断，即：早期“新诗”虽然完成了语言工具、诗体形式的变革，但也造成了诗意的匮乏和诗美的放逐，后来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诗歌趋向的出现，才使新诗走上了艺术的正轨。 3 针对新诗“现代主义”研究的膨胀，有学者已指出：“打破了一种不平衡观之后又出来了另一种不平衡观。这里涉及新诗艺术本体与新诗承担的社会责任间出现的不平衡性的价值判断的分歧，也涉及对于一些创作方法的理论探讨的取向。”（孙玉石《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1期） 4 “文学经验主义研究”的解说，见《文学研究的合法化》32—33页，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 《一九一九年诗坛纪略》，北社编《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2年。 6 所谓“反思社会学”，就是要“考虑到研究者本人的‘背景’，并尽量在研究过程中把这个背景客观化的社会学”。（贺麦晓：《布狄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读书》1996年11期）换而言之，知识分子以及知识的产生，都是发生在具体的“场域”空间里的，是受其在场域中所处位置、所占有资本以及相互关系等因素制约的，因而，“反思”亦即对某一学科、某一知识“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参见华康德《迈向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和逻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 7 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134页。 8 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9页。 9 参见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场”》，《学人》第13期。 10 《尝试集》自序，39—40页，《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 11 《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集》，上海新诗社1920年1月。 12 具体目录参见本书第一章后的附录。 13 颂平《新诗之将来》，《京报·文学周刊》14号，1923年11月17日。 14《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 15 《冬夜》评论，《闻一多全集》2卷6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评〈尝试集〉》，《学衡》1期，1922年1月。 17 《新诗》，《朱自清全集》4卷2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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