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温儒敏
学现象,就大而化之,用观点加例子的办法,抽样分析几个文本,然后就得出很大的结论。这类“再解读”论作所采用的往往就是“借喻式解读”,即通过所谓文本的内层精读达致外层重构,或借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理论拆解作品,把文本当作开放的张力场,发现“修辞策略”中隐藏的深层文化逻辑,其好处是简洁,有批判性,也带来某些新的视角,会格外注意文本背后的产生机制,看到以往可能被遮蔽被遗忘的方面。但其容易产生的缺失则在于先入为主,激进读解,不是从材料里面重现历史,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不愿在历史资料以及文学分析上面下功夫,把历史抽象化,瓦解了文学审美的自足性。 现在文化研究有点“泛”,跟赶浪潮的学风也有关。许多文章着意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意也许是为了“创新”,但如果加上太多的理论“炫耀”,或者兴趣主要是建立方便论述的框架,重在“可操作性”,结果就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附庸。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完全远离了文学;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可。奇怪的是现在这类空洞的唬人文章又常被当作“创新”,甚至比许多老老实实写的文字更容易发表出版,学术泡沫就愈加汹涌了。 文化研究进入文学领域有点像双刃剑,在给学科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对文学研究构成某种“威胁”,不断消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不少学者已经滋生所谓“纯文学的焦虑”,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这种“焦虑”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就看看现在的文学教学吧,弊病是普遍而突出的。课程安排上各种概论、文学史以及文化研究之类理论展示的课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审美感受力反而差了。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本来是好事,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事实上“远离文学审美”的现象加剧了。再说,要进入文化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境界。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 这种焦虑也存在于教学中,以至现在我们常常会怀疑中文系存在的理由。中文系的特色在消失,好像越来越“万金油”了。应当思考一下,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就应当是他们的强项。学文学的大学生、研究生要格外注重经验、想象、审美能力的培养,这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必要禀赋。只有通过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艺术审美能力,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日常,关注大众文化之类“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使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错”,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思想史不会取代文学史,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总之,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现当代文学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四 “现代性”的过度阐释 最后,还要谈谈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前面其实已经多处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比较重要,这里再集中说说。 “现代性”理论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识场域游荡,它对我们这个学科领域已经有覆盖性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论述,几乎都会使用“现代性”这一统摄性的概念,或者干脆就以现代性作为基本的论述视角,诸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相互冲突与依存关系,以及文学作为“民族国家寓言”的观念,就成为重新书写文学史的逻辑起点。我们不是曾经反感以往那种“宏大叙事”吗,现在又一种“宏大叙事”来了,“现代性”的出场在试图颠覆所有过去熟习的研究方式。虽然至今我们对现代性的概念内涵仍然有许多争议,使用中也可能按照各自的理解,使得学术对话有些含混。但应当承认,这方面的研究是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成绩的,也开拓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视野,起码可以比较宏观地俯瞰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有些阐释限度、功能与效果也值得怀疑。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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