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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题材是《聊斋志异》中的主要题材之一。蒲松龄在书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不同形象的对比为我们描绘了封建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风貌，由此，我们可以窥知他们的情感、生活、社会地位。同时，我们也由此探讨蒲松龄的创作心态以及他本人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所具有对自身阶层的认识。
关键词：《聊斋志异》、知识分子、科举悲剧、官场、人间情爱、理想者、庸碌者 科举悲剧：失落者与得意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并逐渐发展完善，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最后于二十世纪初被废止，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在初期对统治者选拔人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官僚政治的腐败而日益暴露其弊端，特别是明清时代，科举只尚文辞不重实学，只背诵经训不抒发个人见解，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进取创新精神。科举制度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走向从政的唯一的一条狭窄的路径，它必然产生大量的失意者和一小部分的得意者。蒲松龄亲历科举考试失败之后，深刻地体察到科举制度的弊端他对那些像自己一样怀才不遇的失落者深感同情并心怀孤愤，而对那些因功名得意而进身官阶的蠹虫禄鬼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叶生》中写淮阳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屡屡名落孙山。后来他为邑令丁乘鹤所赏识，向学使推荐，但仍然落选。为感激丁乘鹤的知遇之恩，叶生决定担任其儿子的西席先生，并使之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同时，叶生自己也在丁乘鹤的鼓励下，努力争取科举及第，后来果然中举。谁知就在衣锦还乡之时其妻子却惊骇不已，说“勿作怪异吓生人”，叶生怅然若失，走入室内，“见灵枢俨然，扑地而灭”。叶生可以说是当时科举失意者的缩影——他们身怀才学，却始终受困科场，终生不得舒展抱负。叶生对丁乘鹤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是何等的怨愤呀！叶生的悲剧一方面是科举制度的不公正造成，另一方面则是他本人对功名的沉迷。在封建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直到耄耋之年仍埋首经卷，他们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已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 而在《王子安》中，我们则可以窥见科举得意者的丑态。蒲松龄通过对东昌名士王子安参加考试之后的梦幻心理的描写，不仅揭示了王子安式人物急不可耐的功名欲望，也展示了他们一旦得志后的发展趋势——他们一朝得志就骑到人民到上作威作福。王子安不是真正的“得意者”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得意者就可想而知了。王子安终日凝思苦想就是如何登上高位，在幻觉中出现了报马临门的盛况，不仅连中进士，而且殿试翰林。他为了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当长班稍不称意就大声斥骂，好不威风，但结果一跤摔了下来，发现全部都是子虚乌有，其妻取笑他：“家中只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在这里我们看到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对这些得意者来说，科举使他们变得鄙陋无知卑琐贪婪，失去了正直的人格，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悲剧呢？ 相对《叶生》、《王子安》来说，《贾奉雉》一篇就比较特殊。贾奉雉是当时“名冠一时”的才子，但“试辄不售”。后来，因为郎生用法术捉弄他，在一次考试中，他不由自主地将文理不通句子凑合成文，竟高中经魁。这在一般人眼里是何等可喜可贺，但贾奉雉却因此汗流浃背，愤然入山修道，但由于尘缘未了，再返俗世，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并由此进入仕途。贾奉雉为官之后，由于受到权贵的迫害而充军辽阳，于是“顿悟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因随郎生飘然入海。贾奉雉由失意而得意再失意，进一步说明了，即使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不过是通向“地狱境界”的一条路，这就通过了对科举归宿的否定来否定科举本身。贾奉雉最后飘然离世，其实只是一种逃遁，这种虚幻的逃遁无法改变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科举悲剧。 官场百态：贪官污吏与清官廉吏 封建社会的吏治制度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压榨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在历代作品都有反映，《聊斋志异》中这一类抨击吏治的作品也不少。《聊斋志异》主要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吏治情况，将封建社会的官场黑暗暴露于阳光下，表达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与此同时，蒲松龄并没有看到封建官场的实质所在，因此他将希望寄托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清官身上，对他们的品格端正、为民请命进行了褒扬。 《梦狼》写白翁在梦中见到儿子衙门，堂上、堂下、道上、厅内，躺着的，坐着的都是恶狼，四周白骨如山。白翁的儿子作为县令，却是一只猛虎。蒲松龄在篇后的“异史氏曰”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极普遍的。《张鸿渐》中的卢龙令十分贪暴，打死范生，其同学仗义鸣冤告状，却因卢龙令以大量金钱贿赂大官僚，不仅冤不得伸，反而判原告结党闹事而加以逮捕。张鸿渐因为代写状词而被弄得半生流离，九死一生，而其他诸生或冤死狱中，或流放终生，不一而足。 在批判那些贪官暴吏的同时，蒲松龄笔下还出现了一些清官廉吏。在《胭脂》中，围绕胭脂一案作者写了三种官吏。邑宰、郡守只靠“梏械”、“敲朴”审案，造成了无数冤狱。蒲松龄谴责了这种根本不把百姓放在心上的昏官。济南的府吴南岱较为清廉，尚能细心观察为鄂秋隼洗冤，但由于他抱着“宿妓者非良士”的先入之见，主观武断，又造成宿介新冤狱。最后学使施愚山，通过反复凝思，拘集案中人再三盘问，终于查出凶手，真相大白。蒲松龄借冤主宿介之口赞扬施愚山“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世之德。”而在《胡四娘》中，四娘丈夫程孝思因赤贫，寄居岳丈篱下受尽白眼，但他“默默不较短长，研读甚苦”，后来终于金榜题名，为官十余年“历秩清显，凡遇乡党厄急，罔不极力”。在这里，蒲松龄显然对刻苦振奋，致身青云，并为民代言的程孝思赋予深厚的赞美之情。 通过这几篇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在以主要精力鞭挞和批判官场黑暗的同时，描绘了部分清官，这些人不与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为人民做了些好事，这不仅是有现实根据的，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在严酷的封建社会之中，人民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武装反抗，一般很难找到社会公正；而蒲松龄本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直接受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熏陶，而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因此，他不可能接受暴力的途径，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刚正不阿的官吏身上，希望通过他们来改造这个黑暗的世界。 在《聊斋志异》中以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占全书很大的比重。在这些爱情故事中，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的爱情，而且我们又会发现相当多的“才子”都是痴情种。蒲松龄对这类读书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专一与忠诚。同时，我们亦可以看到一小部分的有关负心汉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蒲松龄对他们饱读诗书却寡情鲜耻忘恩负义作出了批判。 在《聊斋志异》中，痴情种式的人物很多，最典型的当数《阿宝》中的孙子楚和《连城》中的乔生。由于两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他们对痴情的体现是各呈异彩，各有鲜明的形象和特色。对于孙子楚，作品先介绍他是粤西名士，“性迂讷”，生平不近女色，人称“孙痴”，人们戏谑他与大贾女儿阿宝成婚，他便不思门第之悬殊，登门求婚。阿宝戏言一句“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他又信以为真，“以斧断其指，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后来，因出游而得见阿宝，竟魂从阿宝而去，附魂于鹦鹉身上，最终感动了阿宝而成伉俪。孙子楚的痴情通过求婚、断指、附魂等情节生动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情痴”，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书呆子”。而《连城》中的乔生，则以有肝胆、讲情义著称，有别于孙子楚的“迂讷”。他求婚于名门闺秀，但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得到了连城的称赞，有别于阿宝对孙子楚的戏谑；他割自己的心口肉是为了给连城配药，亦有别于孙子楚的断指；连城死后，“生往临吊，一痛而绝”，魂从连城至冥府，这也和孙子楚魂托鹦鹉有区别。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乔生除了对连城具有深挚的爱外，他还将连城视为知己——他作为一个读书人，诗文得到了连城的认同与赏识，自然感激万分了；而封建知识分子挂在口头的一句便是“士为知己者死”，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乔生的“痴”了。孙子楚和乔生在描写上有区别，但着眼点都是一个“痴”字，蒲松龄将这二人之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真挚热烈的爱情。 在《丑狐》一篇中，写长沙穆生因为贪财之故，接纳了丑狐，但后来因为“女赂遗渐少”，遂生厌恶之心，甚至还不顾往日情义聘请术士画符于门来驱逐她——至此，穆生丑态毕露，这个受过诗书洗礼的人竟与一般的市井无赖毫无区别。丑狐因此痛斥他“背心负德，至君以极！”并将授与他的物件一一取回，最终使穆生“财物已尽，惟当年破被存焉”而在《阿霞》中，文登景生“少有重名”，然而如此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孔门弟子因贪爱阿霞美色，决定休妻，其妻哭道：“从子十年，未尝失德，何决绝如此！”景生仍一意孤行。但岂料景生出妻之后并没有等到阿霞，后来他于野外偶遇阿霞，发现她已成为他人继室，他质问何故，阿霞回答：“负夫人甚于负我！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一针见血，遂令景生哑口无言。蒲松龄在着两篇作品中借丑狐和阿霞之口将天下负心汉骂了个狗血淋头，使读者觉得甚为痛快。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小结：蒲松龄对那些真挚热烈的爱情是持赞美态度的，他对那些“痴情种”式的读书人尤为赞赏，而那些痴情男女也往往得到美好的大团圆结局；而那些始乱终弃、枉读圣贤书的负心汉之辈，蒲松龄笔下就不太留情了，往往使他们斯文扫地，可笑可鄙。 浮世虚实：理想者与庸碌者 我们从《聊斋志异》的作品可以看到蒲松龄是一个直面现实的作家，但同时，有一部分作品亦显示出浪漫主义的光辉。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表现他的人生理想，有的是表现他的社会理想，有的是表现他对自身阶级的理想——他塑造了一系列自己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来表达他内心对更高更真生活的追求，然而，与蒲松龄理想相悖的是，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中存在更多的是一些庸碌无为的文人。在这里，蒲松龄一方面用虚笔描绘了理想者飘逸的风采和高尚的节操，一方面又实写了庸碌者的庸俗行径和鄙劣的品性，为我们作了一幅虚实交相辉映的知识分子浮世绘。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蒲松龄将自己对本身阶级的理想放在对理想人物的刻画上，在这些理想人物之中，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陶渊明式的隐逸者，远离荣华富贵，悠然自得；另一类则是直面现实，奋力抗争的积极入世者。第一类的典型是《黄英》的陶生，第二类的典型是《席方平》中的席方平。 《黄英》中的陶生以养殖菊花，买花为生，他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故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可务求贫”这里体现了蒲松龄对自食其力，不贪富贵的人生观的赞许。陶生醉酒死后化为菊花精，寓意很鲜明，表达了蒲松龄对陶生菊花般的君子品格的钦佩，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而在《席方平》写到席方平为父入地府告状，受尽折磨酷刑而不屈不挠。席方平这种直面黑暗现实，决不退缩的高尚品格得到了蒲松龄的热情赞颂，他在篇末的“异史氏”中称“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蒲松龄用浪漫主义的文笔去刻画了一系列的理想人物，然而他更多的是不得不正视现实生活那些无所事事、不学无术的庸碌者。《仙人岛》中的王勉，因“屡冠文扬”，而“心气颇高，善诮骂，多所凌折”。因此，蒲松龄让道士把他送到仙人岛上，当他见到岛上的女子时，便自吹自擂，“我中原才子”、“某非相欺，才名略可听闻”，目中无人，洋洋得意，谁知被芳云绿云两姊妹嘲笑得无地自容，“神气沮丧，徒有汗淫”。蒲松龄在这里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自视才高却败絮其中的读书人，表达了对这些庸碌者的鄙视。《嘉平公子》写嘉平公子风仪秀美，入郡赴童子试时引起丽人温姬的爱慕，并自荐枕席，谁知佳人为鬼，“白术驱之不能去”。然而就在大家都无计可施之时，一张错字百出的谕仆贴，使温姬心灰意冷，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而后离去。蒲松龄先扬后抑，将嘉平公子不学无术的草包面目刻画的淋漓尽致。还有在《苗生》中，蒲松龄借苗生之口将一群酸臭文人痛斥了一番：“此等文，只宜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剌剌者可厌也！”在蒲松龄描绘的一系列庸碌者中，他们或口出狂言却不务实际，或自命风雅却庸俗不堪，或轻浮放荡卑劣下流，使人望而生厌烦之心，见而起鄙弃之思。 综观《聊斋志异》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蒲松龄的出身经历及敏锐的洞察力，使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千姿百态，生动可见。蒲松龄没有为他们掩饰弊端，也没有夸大化的进行褒扬，他只是采用客观的笔触去刻画他们的灵魂，展示他们的生活，使读者去感受作品本身包含的感情和态度。蒲松龄通过对各类知识分子的刻画，为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文人及文人生活的一幅风情图，这不仅具有文学上的审美意义，还具有史学上的考据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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