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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义的收入 当前对一国国民经济进行核算的指标体系是由货币单位计量的，原因似乎很简单，企业的产出是以当前的价格计量的，而个人的收入(工资或利润)也均是由货币来表示，会计账簿则如实的记录和反映了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实体的现实交易。对不同性质、规模的经营实体进行会计上的加总计算，也就是国民经济核算的过程，这一核算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统计部门定期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在封闭经济的情形下，假设不存在政府部门的影响，一个企业的净收入可以分解为工资额和净利润，同理一国的国民收入实际上等于该国的工资总额与净利润之和，即Y=W+P。这一简单的公式是讨论收入分配的出发点。 财产所有权是对收入分配的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这是长久以来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还有部分凯斯恩主义者当中为数很少的一个共识。但在收入分配的论题下，财产所有权的结构被视为一个既定的条件，对资本价值K只考虑在数量上的增减变化。在高度简化的模型里，拥有各自生产要素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按照某种形式进行协作以得到净收入Y，其中资本家因拥有资本而取得利润P，工人则拥有劳动力而取得工资收入W。在更复杂的理论中，每一阶级单独拥有特定生产要素的假设已被放弃，工人不仅拥有工资，还拥有由积累的储蓄带来的利润。一般地说，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W/Y,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P/Y,工资对利润的比率W/P，资本与收入（产出）比率K/Y，利润率P/K等是收入分配论题中所考察的基本比率。 二、工资份额的早期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工资的理论观点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古典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曾认为工资是由用实物作标准的实际生活需要决定的。其后马克思又指出，工资除了满足工人的生活需要以外，还受到历史和道德因素的制约。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在对工资的认识上的前后矛盾之处。的确，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似乎认为实际工资率是环绕在一个大体不变的水平而上下波动。但到了《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则认真的考察了剥削率多少保持不变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P/W和W/Y可以保持基本不变的数值。琼.罗宾逊和伊特韦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就此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在两位学者看来，当英国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的不发达经济时期，产生古典学派的类似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传统的农业生产越占统治地位，投资与奢侈品消费的限度也越取决于农民的生产与其自身消费的差额。另外，1815至1848年的长期萧条也为研究者们打下了极为深刻的思想烙印。而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态度转变，也与1850年以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缓和有关。在这一时期，欧洲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确有明显的上升，英国工人甚至逐步的贵族化了。 现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做了更为精致的描述。以二元经济模型为例，刘易斯等人提出把处在较为贫穷的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部门。传统部门包括个体农业和其它个体经济，其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维持个人的消费。现代部门包括具有雇佣劳动性质的各种产业，其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追求利润。在这里传统部门扮演了劳动力蓄水池的角色，在劳动接近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工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被压低至个体农业勉强维持自身消费的水平。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逐步扩张，传统部门里的剩余劳动力源源转移至现代部门，从事雇佣劳动的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则保持大体的不变，直至现有的资本存量足以吸纳绝大部分的过剩劳动力，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得以形成为止。 二元经济结构能否作为发达国家早期经济起步阶段的确定性描述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在拓殖的美洲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其经济史上似乎难觅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但在传统欧洲的很多国家，人口相对密集，农业曾占据统治地位，在18、19世纪的漫长发展中难免会夹杂着或多或少二元经济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直到21世纪的前后，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二元结构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症结所在。在这些国家里，很容易观察到的情形是，在较长的时间里货币工资率在扣除物价的影响后几无增长或增长缓慢（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比较）。在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往往较低，利润份额和资本的利润率却显得很高。 三、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 195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型，这些研究主要源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一个主要假设是存在两个阶级（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经济社会，其中的每一个阶级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储蓄倾向（分别为Sw和Sc）。这一假设实际上是排除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可能情形，因为在二元结构的社会里不仅存在雇佣劳动经济，还存在着相当比例低效率的个体劳动，这就不符合两个阶级的简化假设。 从对现实经济的观察中可以得知，归属于资本的利润通常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而工资性收入则具有较低的储蓄率,关于两个阶级具有不同储蓄倾向的假设拥有足够经验事实的依据。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存在着一种理论上可变的收入分配结构，劳动者和资本家各自的收入份额与其相对固定而又彼此不同的储蓄率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总的储蓄率。根据卡尔多等人的论证，在想象的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稳定增长路线中，当利润率P/K随时间进展而保持不变，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这时国民收入、工资总额、利润总额均按同一比率g增长，资本价值K的增长同产出即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因而也以比率g增长。在这一稳定状态下，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W/Y和利润份额P/Y保持不变。这时如进一步采用劳动者储蓄倾向Sw等于零的古典假设，那么根据净利润等于净投资加上资本家的消费，即P=I+P（1-Sc），可有P=I/Sc,从而得到著名的剑桥公式：利润率P/K=g/Sc，利润份额P/Y=(K/Y)×(g/Sc),其中K/Y为资本产出比率。 古典假设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假设，这一假设只考虑到资本家的储蓄形成资本的情形。后来在帕西内蒂等人的努力下，公式的假设条件得以拓宽，在劳动者储蓄倾向Sw>0,同时Sw 剑桥公式究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教益？此处不妨做一番更深入的推敲。首先，对于公式P/K=g/Sc和P/Y=(K/Y)×(g/Sc)，假设资本家的储蓄率Sc不变，那么该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率越高，资本的利润率和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也相应越高。例如有两个国家A国与B国，其资本家阶级储蓄率均为60%，名义经济的稳定增长率分别为10%和5%，那么两国资本的利润率分别为16.6%和8.3%。在现实经济中，所有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一个较难测度的指标，但依据剑桥公式，我们可以根据官方定期公布的经济名义增长率对资本的利润率进行粗略地估算。另外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统计部门对外公布的一般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该指标除了包含资本折旧的部分外，在净收入的统计范围上与国民收入也有所差别，但在总体上GDP与国民收入的变动率仍相当接近，因而在估算时允许互相的替换。 其次，这一公式说明了，在长期均衡增长的轨道上，劳动者的储蓄能够对其收入结构，进而对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是不会影响到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收入分配。利润率和收入分配只与资本家阶级的储蓄倾向相关，劳动者阶级的储蓄倾向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当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确定以后，工资份额W/Y只是国民收入总量当中扣除了利润份额的剩余额。 第三，如果g不变，资本家的储蓄率Sc变化，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和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均与Sc逆向变化。在其它条件不变时，资本家阶级储蓄率变小，那么其资本利润率上升。但如果g可变，那么情况会变得远为复杂，因为资本家阶级储蓄率变小，除了直接造成资本利润率上升的影响外，也会带来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g下降的影响，从而又减少了资本的利润率，这时对利润率及利润份额的总体影响需要对两方面的影响比率互相抵消后方能确定。 第四，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来源，而更高的投资增长率会带来更多的利润。在本节第一点所举例子里，A国与B国增长率的差异，不仅带来了两者利润率的差异，增长率与利润率的合力在以后的时日还带来了更多利润量的差异。如琼.罗宾逊和伊特韦尔所言，凯恩斯正确地指出，在萧条时期，节俭是造成失业的原因，但在凯恩斯理论的长期说法中，储蓄再次成为美德。一般而言，高的总储蓄率对应着高的经济增长率，东亚新兴经济体反复地向人们述说着这一历史经验。 四、周期变化中的收入分配 本节论述收入分配随周期变化而变化时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假设一个封闭经济体，不存在政府部门，也没有人口数量的变动，当经济增长且处于上行周期时，投资增长率和经济的名义增长率g>0且提速，受此影响，资本的利润率和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呈上升趋势。因为利润量P等于资本价值乘以资本的利润率，所以在上行周期里，利润总量在利润率提升和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双重作用下快速增长。失业率减少或（和）货币工资率逐渐上升，但上升速率慢于单位产量的增长率，工资份额会有所下降。当经济顶部运行时，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保持高位运行，利润率稳定，利润总量在资本积累的作用下较快增长，但利润份额与工资份额维持不变。这时，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货币工资率、利润数量以与经济名义增长率g相同的速度增长。 当经济见顶回落，进入下行周期时，首先考虑名义增长率g>0的情况，此时投资增长率和经济的名义增长率g减速，受此影响，资本的利润率和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呈下降趋势。在下行周期里，利润率回落，资本继续积累（虽速度放缓），利润量在两者的互相抵消的力量下发生变化。由于利润率变化的幅度较大，而资本积累的速度较慢，所以利润率回落的影响要强烈得多，以至于利润量经常会出现明显下降的状况。在同一过程中，失业率可能上升、货币工资率受到抑制，但工资份额因利润份额降低而回升。当经济底部运行时，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保持低位运行，利润率重新稳定，利润总量不再减少，而是在资本积累的作用下较慢增长，但利润份额与工资份额维持不变。这时，工资总额、利润数量以与经济名义增长率g相同的速度增长。 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并考虑名义增长率g<0的情况，这一情况可能在实际经济负增长和通货紧缩单独或共同的影响下出现。此时经济的名义变化率g先不断减少，受此影响，资本的利润率和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呈极低水平，利润量大幅减少，在经济加剧恶化的某些时段甚至一度没有利润或出现净亏损。工资总额也明显下降，失业率高企，但由于利润份额极为低下，工资份额反而得到明显的提高。当名义增长率g<0,但g值见底回升时，资本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开始回升，在逐渐减轻亏损的情况下，利润量也可回升。在工资方面，工资总额仍在减少，但幅度放缓，工资份额出现下降，失业率仍然高企。< p=""> 五、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劳动者阶级的态度 当马克思将影响工资的部分因素归纳到历史、道德的领域时，他实际上是试图在工资这个经济学范畴上打开一道缺口，在这里，工资不仅为纯经济的要素（总量、供需关系等），也会为一些社会性的要素所影响，阶级斗争就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就收入分配而言，处在大致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可能具有显著的工资份额上的差别，在劳动者阶级内部，也可能为种族、性别、移民、福利水平等因素划分为显著的不同集团，凡此种种现象，似乎由阶级力量等社会因素解释更为有利。 概括地说，阶级力量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拥有如下的意义：首先，在工人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地方，劳动者从既有的收入总量中挣得相对多点的工资份额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诸如失业和养老保险等社会安排通常也会比较完善。其次，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组成联盟协调立场，有利于减轻乃至消除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分化现象。事实上，各国工会也正是以这两点作为其斗争的核心目标，并在不同时期依据具体的经济状况来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在经济或多或少还能增长的时候，避免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仅是个最低的要求，较高的要求是保持工资份额的稳固不变（货币工资率与单位产出的同步增长），更高的则是进一步提升现有的工资份额。当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时候，工会则致力于反对失业和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在现代经济社会，劳动者通过工会开展的斗争拥有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但也必须承认，这种斗争对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影响始终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因为： 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角度看，劳动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水平形成向下的牵引。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后备军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或部分失业的劳动者，但实际上劳动后备军的范畴还会大得多。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构成后备军的主体源源不断输往城市的雇佣工业。在这里，城镇化率成为标志劳动者地位和权利的重要尺度，只有城镇化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如70%以后，来自农村劳动力的竞争才会有所缓解。不过，对于实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今日的欧美发达国家，充分就业也是早已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奢望，因此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的后备军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并随着周期兴衰而反复波动。然而，资本依然不会满足于此，它一方面利用工会成员/非工会成员、性别、种族、国籍/户籍等从内部实现劳动者阶级切割、分化的目的，另一方面祭起资本自由化的大旗，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要价更低、干活却更卖力的劳动者，以期决定性的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阶级战。 与此同时，从劳动者自身的观点来看，越高的工资份额对劳动者阶级越有利这一观点也要小心谨慎地来看待。在经济稳定增长的轨道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通常对应着较高的利润份额和较低的工资份额，较低的经济增长率通常对应着较低的利润份额和较高的工资份额。何者对劳动者更有利一些？从纯粹经济的观点衡量，除了考虑工资份额的因素外，工资总额对劳动者阶级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工资总额等于国民收入乘以工资份额，当国民收入增长加快，劳动者会因短期工资份额的下降而受损，又因经济增速加快而可能在以后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工资总额。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非常倚重劳动价值论，并由此论证了全部收入归劳动者所有的意义。在现实中，资方的确经常通过压低工资的方式增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劳动者通过联合的抗争维护应有的工资权益自然是必要的，但对收入再分配的估价不应过高。马克思的用意不容歪曲，在他看来，剥削的根源来自于利润，归根结底来源于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在这个意义上，收入分配涉及到的仅是剥削的量，而财产分配涉及到的才是剥削的质。撇开劳动价值论的争议不谈，仅仅从平等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也很容易得到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这就是劳动者不仅需要平等的工资分配，更加需要平等的利润支配，需要平等的财产占有。从收入分配到财产分配（或资产分配），这是劳动者阶级应有的态度和目标，也将是一个崭新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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