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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花腰傣母亲 玉溪日报 □ 许洪畅 我的母亲刀老太太，出生在一个名叫曼告的傣族寨子，今年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刀老太太一生坎坷，年仅10岁就背井离乡随父母一家人逃难到漠沙坝子，年幼的她为了生存，被寄养在堂伯家给大户人家做长工，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苦难日子。16岁那年陈赓部队解放了新平县，剿灭了土匪，她才有幸参加了习字班、读夜校，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解放初期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道理，明白了人世间的很多事情。 后来，母亲参加了农协会，为公家做事，再后来，到乡人民政府工作。1958年成立红光农场，母亲作为积极分子以及出身好、根正苗红，于是被抽调到农场参加初建工作。1961年新平县部分辖区，包括红光农场被划归元江县管辖，母亲随外公外婆一家又重返原籍。60年代中期，母亲被下放五七干校，后来因为家庭变故，不得已被迫在外婆的老家花腰傣村寨安家落户。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13年，我的花腰傣母亲——八十多岁的刀老太太，一直带着我那40多岁患有精神疾病的兄弟，相依为命，不管天阴下雨、寒冬酷夏，每天依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弯腰驼背地在自家那块承包地里，忙忙碌碌从事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 虽然，我没有和母亲生活在农村，从上初中开始我就离开了家乡，但我每年都要回去看看我那年迈而又善良、淳朴的刀老太太，去温暖她那长年累月饱经风雨的孤苦的心。每次回家看见她一个人孤单独影地杵着比她手腕还粗的锄把，弯着腰身在田间缓缓地举起，又艰难地落下，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母亲的成长和一生苦难的历程，也许是中国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传奇故事。 我比母亲要幸运得多，不仅读完了大学，还能够到北京深造学习，这是花腰傣寨子里我的母亲辈和外婆辈的人们，简直无法想像的事情。我的工作比母亲“风光”得多，毕业后就分配在机关工作，每天坐在环境优美的办公楼里，过着衣食无忧且很有规律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还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进修培训和学习，有了很多往返穿梭于云南边疆和祖国首都北京的机会。 迄今为止，我是寨子里读过的书最多、走过的地方最多、见过世面最广的人。我一次又一次乘坐飞机，像展翅高飞的大鹏遨游在祖国的蓝天之上，俯瞰美若锦绣的彩云之南；那个名叫曼告的花腰傣村寨，在盘亘交错的群山、河谷之间羞涩地躲藏，美丽地绽放；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徜徉在天安门广场前，我仿佛是在代表我的母亲、代表我那花腰傣小村的全体村民，向伟大的祖国首都问好和致敬！ 我很高兴被家乡人称为“傣族文化学者”和“作家”，借此让玉溪乃至于更多的人通过我，了解更多花腰傣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在我那篇荣获哀牢山文学联谊赛一等奖的《花腰姑娘凤凰花》散文中，我用了很大篇幅描写花腰傣女人，重温故乡带给我的醉美回忆和绵绵乡愁： “花腰傣女人的温柔为世人所称颂，在花腰傣的社会生活中，不论男女都十分注重礼仪道德教养，尤其是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为世人叹服，她们温柔的性情与传统的美德是分不开的。一个姑娘如果不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的修养，她不仅会被自己的族人看不起，就是将来长大后谈婚论嫁都没人要。在寨子里，一个标准的女孩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尊老爱幼，美丽贤惠，勤劳善良。这三点都具备了，才会有好的名声，才会扬名十里八乡，这种名声不仅是自己的，也关系到自己的家庭，甚至是一个寨子的荣誉。” “在花腰傣家庭中，夫妻睡觉的位置通常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的枕头一般是一大一小，大的是男人用，小的是女人用，这是花腰傣的一种习俗，妻子的枕头要比丈夫放得稍低一些，表示妻子对丈夫的尊重；而妻子的位置永远是靠里面的，表示丈夫一生要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相知相爱相敬如宾。” “虽然花腰傣女性普遍具有温柔的性格，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温柔与传统的礼仪文化看成是顺从，则是一种误解。其实，温柔只是花腰傣女性个性中的一个方面，温柔而不失生活的热情与坚韧，才是花腰傣女性内在真正的个性美。” 这就是花腰傣女人，这就是我年逾八旬的花腰傣母亲一生的形象。 如此赞颂和爱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感恩，虽然我知道，这份恩情永远难以报答。因为，漫步人生路，我有幸得到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荣誉，属于我的花腰傣母亲，属于与我的花腰傣母亲有关的那些小小的花腰傣村寨。 我爱你，我勤劳善良、淳朴慈祥的花腰傣母亲；是你无私的奉献，孕育了我的生命，滋润着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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