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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社会与人性，今天解读英国经典作家勃朗特姐妹的经典作品《简·爱》和《呼啸山庄》给予的点滴启示。我们审视这两部经典文学作品，探讨人的本性、性别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在英国经典作家勃朗特姐妹的经典作品语境下，希图探知她们用自己炽烈燃烧的生命激情，把自然和社会从对抗到和谐、从碰撞到调和的过程中融入人的精神文化，从而唤起“人”的物种意识和自我觉醒意识。 一、人性视阈中的社会 自然界中生物链条环环相扣。为了生存，消灭其他物种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成为生物体的第一本能，同一物种内的单个体也会为捍卫生存和满足需求常常表现得十分残忍和野蛮。整体看来，物种或个体互为生存的前提和条件，使强者和弱者保持着一定限度的和谐。尽管人有较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却依然无法摆脱大自然中既残忍又放纵的生存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被文明修剪过的。在安静的生活中，人不会轻易表现出兽的特征。只有在受到伤害、挤压或文明的强力收缩时，人才会处于一种暴怒状态。例如，《简·爱》中的疯女人梅森即是如此。 从这个曾深爱过罗切斯特，又因家族精神病发作被罗切斯特锁进幽暗地下室中的疯女人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人”的迷狂。当她得知罗切斯特要结婚时，实施了两次报复：第一次是在传言英格拉姆与罗切斯特要订婚的夜里，她放火差点儿烧死罗切斯特；第二次她剪碎了简·爱结婚时要穿的婚纱。梅森是个精神病人，她的理性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两次破坏行动都体现了她身上原始本能的冲动，而冲动恰恰是自于她的无意识抉择。 与此相应，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被描绘成“一个又野又坏”的孩子；而希斯克利夫这个野小子根本就不可能被呼啸山庄那个非我性的陌生、排外的家庭所驯服。在狂躁不安的心理状态中，他开始迷恋暴力，试图“把约瑟夫从最高的山墙上扔下去，让辛德雷的鲜血溅满屋前”；他渴望占有伊莎贝拉的心，但又向她掷去餐刀，划破她的脖子；在发现辛德雷的尸体后，他懊恼地说：“现在不能弄醒他，剥他的皮了。” 二、人性视阈中的自然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作为理性的代言，“压抑着无意识本能冲动，使之只能得到伪装的、象征的满足；而无意识则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暗中支配意识”。无意识作为一种与意识相对立的本能，展示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无意识虽然混乱、盲目，却具有广阔的动力，往往决定性地支配着清醒、理智的意识，由此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我们不妨由此出发，可以探寻两部小说人物无意识背后的秘密。 两部小说中暴力的突破、耸人听闻的死亡和折磨神经的想象不只集中在梅森和希斯克利夫身上。简·爱终于被表兄约翰·里德打得“豁出去了”，她“像所有反抗的奴隶一样”大骂表兄是“杀人犯”，和他对打起来；身为洛伍德慈善学校的校长，勃洛克斯特牧师对死亡却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死亡有什么恐惧和不妥。《呼啸山庄》中到处都是鞭笞、掴击、猛打、殴斗、拧扭、捏抓、扯发、狠挖、猛踢、踩踏以及吊狗等暴力行为，“旅行者洛克 依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观点，希斯克利夫、凯瑟琳和梅森暴戾、撕裂、摧毁的系列行为都源于荷尔蒙的冲动。但人类是一个复杂的物种，人类的一切行为固然与自然本性有关，但也与社会现实紧紧相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无意识领域的钥匙，但它的唯一性却为研究者们领错了路。包括性意识在内的无意识体现了强烈的自然因素，但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性的一面。梅森疯狂的举动一方面受制于家族精神病，另一方面则根源于罗切斯特再婚对她的刺激。希斯克利夫的残忍反映了他的暴戾性格，但他最初并不想与社会为敌。他最大限度地追求凯瑟琳的爱，为了这个比“自己更像自己”的女人留在呼啸山庄，他忍受着辛德雷的虐待，也试着融入这个家庭。辛德雷的蔑视和埃德加的羞辱弄得他遍体鳞伤，身上最后一点掩饰也被凯瑟琳的出嫁给剥落了。他不为社会所接受，就连温和的耐莉也不信任他。为了夺回凯瑟琳的爱，他将两个平静的庄园弄得天翻地覆，疯狂地报复自己所爱的人以及他自己，这种爱与报复的力量大得足可以摧毁整个世界，包括报复者自己。文明的扭曲造成报复者与社会之间无法融合，同时也凸显了自然与人性之间的固有距离。 三、性别意识与社会冲突 性别是继人性之后被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雌雄异体、相吸相克”的自然规律在“人”的物种特征上曾一度趋向极致。不仅自然界中始终存在“双性同体”或“雌雄兼体”的现象，而且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曾提出“潜意识双性化”概念，弗吉尼亚·伍尔夫、埃莱娜·西苏以及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女性主义者也曾在论述文艺创作心态和美学风格时对此概念进行过不同解读。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阿尼玛是男性身上的女性特征，是“在男性心灵中”“所有女性心理性向的化身”，是男性在无意识中出现了女性补偿因素；而阿尼姆斯是女性身上的男性特征，“不过男性特质很少以性爱幻想情绪的形式出现，反而大多以隐藏而神圣的确信形式出现。当这种确信以雄壮、强烈、男性化的声音说教时，或以兽性的情感强迫别人时，潜藏在女人身上的男子气概很容易就被认知”。西蒙娜·波伏娃在论及女性气质文化的生成时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 四、人性的自然回归 人既与自然有同构性特征，同时又创造了禁锢自身的文明。文明的诞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制造了人类性别意识两极的冲突。人作为自然的分体，生来具有与兽同一的秉性。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体分配制度，私有的欲望附带创建文明、道德和礼教的时候，人逐渐褪去兽性的野蛮与狂躁，获得自我意识，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控制。 尽管文明规则的约束与自我意识的膨胀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人始终不断追寻性别身份与自我意识和谐共存的“诗意栖居”，而艺术是实现这一路径的理想方式之一。艺术是生命的形式，是生命本性的符号显现。它不仅可以表达生物的生命运动，而且能再现由享乐原则和创造原则交织构成的矛盾运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为人的心理世界向理想化方向的发展拓开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英国经典作家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两部经典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昭示人性自然的记忆与回归，人理想生存状态的构想是唤起“人”的物种意识和自我的（个体）意识觉醒，给予我们当代思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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