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名宦忠节公
文 / 老竹箨
明初自洪武年间开始，为了恢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官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山西、河北有大批人口迁徙到山东境内。其中，有不少前朝的仕宦之家或后裔随之迁徙到了异地。由于受家风门风的影响，这些仕宦之后很快又在新地发达起来，形成了新的名门望族。今沂南县沂河两岸的高氏，就是迁民来异地后形成的望族。
先祖家世
沂河两岸的高氏俗称大庄高，其可考的先祖是明初济南府新城县（今山东省桓台县）高得名。
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给山东带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民生凋敝，荒无人烟。为恢复生产， 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大量的向山东境内移民。其中，河北枣强是移民的重要来源地。清代新城《高氏族谱》记载：高得名“原籍直隶枣强县，洪武四年迁居新城县，卜于耏水东因家焉。貤赠明威将军，子三。”长子鹏飞，诰赠明威将军。次子“鹏远，奉母迁居沂州府沂水县河阳镇家焉，子姓繁衍科第不断。”三子鹏近。高鹏飞生四子，幼子高元，字子魁，“诰封明威将军”。高元之子高泰官至济南府镇抚。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军事机构依次是：五军都督府(中央)、都指挥使司(省级)、卫(府级)、千户所(州)、百户所(县)。卫的长官是指挥(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同时，明代实行武散官制度，即授予武职官员相应的武散官称号，以作为荣誉。武散官有三十阶，其中正四品武官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加授广威将军，即凡做了正四品的武官，就立即授予本人明威将军这一头衔，再过几年依次加授为宣威将军、广威将军。并且，武官的父亲、祖父可同时拥有相同的武散官头衔。因此，明代但凡做过卫指挥佥事的武官，本人和父亲、祖父都拥有过明威将军这一头衔。散官不是职官，是一种荣衔，主要是官员结衔（就是把所有有权没权有用没用的头衔都列在一起）时炫耀用。
“封”和“赠”是授予的两种类型，授予在世的人叫“封”，授予逝去的人叫“赠”。授予五品以上武职官散官叫“诰封”或“诰赠”。“貤”是封赠制度的一种，就是武官以自身所受的武散官名号呈请朝廷移授给在世先辈叫“貤封”，移授给已逝先辈叫“貤赠”。“国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貤赠其先。”由以上赠封制度和族谱记载的信息可知，高鹏飞“诰赠明威将军”的荣衔 ，是因为幼子高元“诰封明威将军”而享受的“诰赠”荣誉，封授时高鹏飞已不在世了。高得名的“貤赠明威将军”，是因孙子高元诰封“明威将军”而惠及祖父的荣衔。因授予时高得名也已不在世了，所以叫做“貤赠”。由此也可知，高氏先人迁居济南府新城县后第三代就仕途辉煌，光宗耀祖，而且惠及后人了。
始祖落沂
明洪武四年（1371），高鹏远奉母与表兄刘泉离开新籍长山县，再次南行寻求理想的安居之地。越过穆陵关入沂水县境，沿沂河南下，最终在“县治之南界，曰东流店因籍焉，遂为会川乡东流社人氏。” 落籍之地，位于沂河东岸，南北通衢从村中穿过，村民临路开设店铺，故名东流店。后来高刘两姓各自聚居成村，东流店逐渐被分别称作高家店子和刘家店子，高鹏远被尊为高家店子高氏始祖，刘泉被尊为刘家店子刘氏始祖。高家店子高氏人丁兴旺，又沿沂河两岸不断播迁，先后分爨徙居到西流村（后改名大庄村）、北西流村（后改名神墩村）等地。
初迁沂河岸边的高氏族人繁衍发达后，第五世族人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创修了《高氏族谱》。康熙四十年，北西流（神墩）高氏又以始迁北西流者为一世祖，创修了《高氏族谱》，从此两地高氏族人各自分别续修。两地族谱仅根据祖上传说记载：“维我家世原长山，传闻齐高子后。” 迁沂始祖名讳不明，具体迁出地点也似是而非。近年沂河两岸高氏续修族谱时，按图索骥寻根求源，在山东桓台县新城镇高氏所存光绪十七年《高氏族谱》中，发现了新城高氏曾来沂地寻访支脉的记述，当时沂地高氏的复信。新城《高氏族谱》记曰：“二世祖鹏远公一支，奉母迁徙居沂水县河阳镇邻村石门庄（当时续谱时在石门）因家焉……乾隆年间……因前谱失灭，无册可稽……事烦功多，竭尽心力，故不暇计及外境也 ……延及光绪十四年春，举族商妥，复修共谈论间，话及鹏远祖悬缺一事……遂捧谱披风冒雨不惮劳瘁，直抵是籍，循本觅蒂。初至，彼犹茫然，继述昔论今，道达巅末，彼始展阅世系，而疑念顿消，即复来启，方解虑意，俾族谊得敦成，善事也，谨将来函录后，以志之。俟异日而修明者勉旃勿怠。”沂地高氏复信文曰“吾族一支先祖失讳，自正德年间，五世祖甫勒谱碑，曩时旧传乃知迁自长山县喜鹊窝，而不知来自新城之索镇也，今经耑人持字捧谱辱临采询，初会茫然，及览读之下究稽缘由，校阅世系，行辈符合，方晓本源，颇觉适意，足见睦族厚情，甚以为幸。第念先祖失讳年远，而此谱始竣，碍难指实，烦两处各谱，俱题明此事，互相交质，诚为两便，专此奉覆，兼谢厚意。”事实上，当时两地已经共同确认了源脉关系及始迁沂地高氏的名讳。遗憾的是，随着当事人的过世，这一重要资料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以至于此后近百年来不明迁沂始祖的具体迁出地点和名讳。庆幸的是，新城镇高氏将这一资料记入了族谱并保存完好，才使源流两地再次共同认定了这一历史的节点的原貌。
仕宦世家
从明朝宣德年间开始，历嘉靖、万历、崇祯三朝，沂河两岸高氏一族进入第一次兴盛时期。其间，通过科举进入政界者代不乏人。随着明朝的灭亡，高氏一族进入了低潮时期。清朝初年鲜有出仕者，有识之士多从事教育、医务等公益事业。从康熙年间开始，高氏一族再次进入了兴盛时期。据《高氏族谱》记载，高鹏远后人迁居西流村（以下称大庄村）后，后世子孙在明清两朝晋品官员达四百七十八名。其中佼佼者当属高名衡，《明史》为之立传。
到高名衡这一代，高氏一族已经是进入鼎盛时期了。高名衡的祖父高大同，岁贡生出仕，任当涂县主簿，陞河南布政司检校；大伯父高炳，省祭官。省祭官即“省察官”（祭，古察字），职司纠察、督察，多设在州县；二伯父高炫，太学生出仕，任河南祥符县主簿陞审理公正；父亲高炜，太学生出仕，任湖广道通判，陞唐府审理。唐府是朱元璋之子在河南南阳的藩王府，唐府审理是由朝廷委派到王府长史司所属的审理所官员。
高名衡，字平仲，号鹭矶，崇祯四年(1631)进士。初授初如皋知县，继而改任兴化知县，因施政有才名，被诏进京授任都察院监察御史。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设监察御史百余名，专司十三道的监察工作。监察御史既受都察院的管辖，又可以不受都察院的统制而独立行事，有事还可单独进奏天子。监察御史虽然仅是正七品，但由于位高权重，所以选授也极慎重，自永乐八年(1410)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选任的御史须先任小差以试职，期满考核合格才实授实职。授予实职后还须再任专差，然后才能巡按。巡按就是代天子巡察州县，举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无所不察，小事当即处理，事大者奏请皇帝裁决，或候差满回京汇报工作时交中央有关部门处理。巡按御史须先由都察院推荐二人，然后经皇帝“诏对”钦点，才能出巡。 巡按时限，扣除赴任及回京复命路途往返所需的日程外，以一年为期限。康熙《沂水县志》记载：“高名衡，崇祯辛未进士，文名著称一时。召对，巡按河南。”
浴血守汴
崇祯十二年（1639），高名衡到河南道巡按，期满后又留下继续巡按一年。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然后乘胜包围了开封。当时，河南道巡抚李仙风正在黄河以北的怀庆一带攻打“流贼”，高名衡以巡按之职督集军民守城,周王朱恭枵拿出自己的库银一百万两，召募死士杀贼，又蒸米磨麦起灶蒸食供应守城军民。副将陈永福背城作战，游击高谦出兵夹击，坚持了七昼夜，李自成左目中箭失明撤兵解围，李仙风得才以返回开封。巡按是御史出巡，职责是巡查州县工作、案察州县官员，重在考核吏治。巡抚是朝臣奉命出巡，职责是巡行天下、安抚军民，重在协调督促工作。当时巡抚李仙风的职责是剿灭“流贼”。高名衡以巡按之职代干了巡抚之事，李仙风回来后，与高名衡互相指责并上书朝廷。朝廷以李仙风抗贼不力导致福王被杀之罪下诏将其逮捕，让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接任巡抚。此前，张克俭已经死于战乱，朝廷又就地提拔高名衡以右佥都御史之职代理河南巡抚。明代都察院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高名衡由六品道监察御史越级晋升为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任职，更是朝廷对于他冒死守城的肯定和对他进一步发挥潜力的期望。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联合罗汝才所部再次攻打开封。经过二十天的激战对垒，双方伤亡惨重，不分胜负，因朝廷调来援兵，李自成大军才再次撤围。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二日，李罗联军第三次攻打开封。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将孤城围得像铁桶一般。高名衡与已晋升为总兵的陈永福据城顽守，坚持到九月，开封城内弹尽粮绝。当年秋，阴雨连绵，黄河水暴涨。九月十五日夜，大雨滂沱，黄河两处决口，洪水居高而下，从北门涌进，流向东南门而出，城中百万军民十之八九死于非命，李自成军也被巨浪卷走一万多人。高名衡、陈永福乘小船到城头，将在城楼里避水的周王朱恭枵从城头上接到船上，乘船送出后，仍据城坚守。千里沃野顿成泽国，受灾百姓难计其数。
因浴血守城和救出周王之功，朝廷给高名衡加官为兵部右侍郎。明代兵部最高长官为尚书（正二品），下设左右侍郎，为兵部副长官，官秩从二品。但高名衡已心灰意冷，托病辞掉了兵部侍郎之职，奏请回归了故里。
高名衡还乡后寓居于沂水县城。当年清兵大举南下，十二月，清军攻打沂水城，高名衡与沂水城军民坚守城池。城破，夫妇二人同时殉国。
乾隆褒扬
高名衡事迹载于《明史》，其传略主要记载了浴血守汴的一段历史，而此前的仕宦历程及事迹仅表述为：“崇祯四年进士。除如皋知县，以才调兴化，征授御史。十二年出按河南。明年期满，留再巡一年。”清人张廷玉著《明史》，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守汴抗贼的过程，但传末赞扬的却是他辞官归乡后抗击清兵 “慷慨捐躯”“气节凛然”的人品：“士大夫致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迹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慷慨捐躯”“气节凛然”正是高名衡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5），乾隆帝谕示：“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自宜查明赐谥。”遵照皇帝旨意，大学士九卿等集议，将明惠帝建文靖难及晚明殉节诸臣中，“见闻虽有异词，抗节诸臣”详为甄录，汇为一编，分“专谥”和“通谥”二个等级，第二等级中又分“忠烈”“忠节”“烈愍”“节愍”四个档次，进行赐谥表彰。两个等级及四个档次是：“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搘柱名教者，各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平生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其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书成进呈，乾隆帝命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并亲制宸章，弁诸简首，宣付武英殿刊刻颁行，以垂示久远。高名衡抗清殉国，属“见闻有异词”的“抗节”之臣，虽“平生无大表见”，但亦是“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类中的“较著者”，因此列入二等四档中的第二等第二档，追谥为“忠节”。由此，高氏族人尊称高名衡为“高忠节”或 “忠节公”。
决河疑案
李自成第三次攻打开封时，城北黄河突然决口，全河入汴，百姓尽为鱼鳖。灌城洪水退去后，开封城已被湮没在厚厚的淤泥之下，繁华的古都汴梁彻底的毁灭了。这场空前绝后的人间惨剧，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谁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当事各方人言人殊，史籍记载互相矛盾。三四百年来，专家学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桩疑案。高名衡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自然也卷进了这一疑案之中。
黄河决口的原因，史籍有关记载各异，其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
一谓李自成令义军决河灌城。
二谓明王朝官兵决河以淹起义军。此说又分三种情况：一说是城内守军主谋决河淹贼，二说是河北援军决河解围，三说是城内守吏和河北援军共谋决河淹贼。
三谓官兵义军同时决河，企图以水代兵，不战而胜对手。
四谓天灾，连日阴雨，洪水暴涨，大堤失修，自然决口。
一些涉及开封这次浩劫的历史著作，究其罪魁祸首，也均不出上述四种情况。研究者各有所据，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些记录或叙述黄河水毁灭开封的历史著作，有亲历其事者，有搜集整理着，有参与机密者，有道听途说者。但从资料使用的角度讲，亲历其事者的叙述要比搜集整理者的文章真实可靠，参与机密者要比道听途说者真实可靠，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史料要比距事件发生时间较远的史料真实可靠。当时当事人记叙这次战争的著作共有五种，即主持坚守开封的河南巡抚高名衡的《更生吟》、开封府推官黄澍的《誓肌漫记》、开封秀才张宁生的《汴围纪略》、李光壂的《守汴日志》及白愚的《汴围湿襟录》。前三者早已散佚，难窥全貌。硕果仅存的只有《守汴日志》和《汴围湿襟录》二书。这些原始资料是很多史籍记载此事的重要依据。
近几年有学者提出，新中国以后的研究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很深。探讨这个问题不应受政治偏见的左右，先入为主，客观地研究分析历史资料才是学术争论中应有的科学的态度。通过对史料的比较鉴别，可以认为造成开封惨案的原因是天灾加人祸，河防失修，洪水暴涨，最后人为破坏造成决口，而李自成决河灌城的嫌疑最大。“义军扒河”的观点已渐占上风。
明末，朝廷内党争的激烈和残酷是极为罕见的。开封惨祸发生后，举国震动，许多大臣强烈要求追查事实真相，严惩罪魁祸首。这一惨案正巧成了党争相互攻讦的口实，王朝大臣共同的敌人——“反贼”反而被置之于口舌之战以外了。大明王朝本已日暮西山，党争又如此激烈，不论谁是罪魁祸首，开封城毁于瞬间的惨状都像梦魇一样压在当事人高名衡的心头。高名衡生于何年史无明载，后人考证约为1583年。若此年确凿，高名衡守汴时正当花甲之年。作为一个有阅历有良知的人，高名衡托病辞掉兵部右侍郎之职，奏请回归故里，就不难理解了。
侍郎风采
诗文书法，对古代文官来说自然是最基本的技能，但能有所造诣并流传于世的并不是很多，能够诗书画具有一定造诣的，更是凤毛麟角了。高名衡不仅名节立身，宦积卓然，而且诗文、书法、绘画俱又造诣，这就可十分宝贵的了。
高名衡的诗文名篇首推《更生吟》，因为这是他守汴期间九死一生之时心灵的自然流露。他在自序中说：“随当时所历景象，漫为八章，语虽俚而情颇真，以示同事诸属吏，不忘患难之意云尔。诗成并记之。”《四库全书》存其篇目，评价说：“是编虽止七言律诗八首，不成卷帙，而忠义之气，凛然简外。今圣朝大公至正，扶植纲常，凡胜国死节之臣，咸邀褒祀，名衡亦在其中，则此零章断简，实千古名教之所寄，谨特存其目，以昭表彰之义焉。”还说，高名衡的玄孙高淑曾辑录曾祖诗文并为之“跋”，“称其生平著述甚多，屡经兵燹，拾之灰烬之馀者，类多残阙，惟此诗粗备首尾，因抄藏之。”1934年，高名衡后人又多方收集其遗作，整理成《高忠节公遗集》并刊印留世。
高名衡流传下来的书法墨迹非常稀少，除见于网上拍卖的一帧完整的扇面外，临沂博物馆还存有半帧有款有印的条幅。这幅珍贵的墨迹，原是韩去非收藏的。韩去非是河南辉县人，1937年到达临沂，历任中共临沂特别支部书记、中共临郯县委书记、鲁南军区第五团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鲁南区党委“国军”工作部部长等职。1948年10月，离开鲁南地区到济宁担任新成立的鲁中南建国干部学校校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先后担任过济南市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济南市副市长等职务，1965年8月调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专职副院长。在临沂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多在沂河西岸活动，对高名衡及其事迹和家庭背景等均有深入了解。1962年冬天，韩去非偶尔见到了高名衡的这帧书法作品，因他对大庄高家及高名衡有着深入了解，所以慧眼识珠，当机立断收藏了这帧墨迹，并请好友关友声共赏。关友声原名际颐，自幼喜习书画，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国学系，30年代初即与友人共同创办“国画学社”和“齐鲁画社”，1948年任湖南南岳国立师范学院美术教授，50年代起先后执教于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艺术专科学校。见到高名衡的这幅书迹，关先生欣喜异常，反复观察欣赏，并兴奋地写了一篇长跋。跋曰：“壬寅(1962)冬，去非同志偶尔收得高名衡字条一帧，字虽然残损，而书法之精华未伤。考名衡并非书家乃为名臣，故其书法造就颇高，细观斯帧用笔，流丽挺秀，一片书气卷然纸上。名衡重气节，清兵攻破沂州，大义凛然，不为所屈，夫妻联袂同殉难，故为人所重。比之张瑞图、王觉斯之人品，超出多矣。高不以书法名，致所传甚稀。近复见其画，亦甚佳美。由此可见，其不仅擅长书法也。余喜爱其书法，留置案头数日，欣赏把玩。今日略述所见，质诸去非同志，以为何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卅日友声。”韩去非将高名衡的半幅书法条幅重新进行了装裱，将关友声的题跋附于其上，名臣书法，名家题跋，相得益彰，愈显珍贵。这幅珠联璧合的书法条幅，现珍藏在临沂市博物馆。
高名衡的绘画作品，清代文人笔记中有记载、描述和评价。这些记载和描述不仅概括了其画作的风采和造诣，也透露出了他虚静恬淡的品操和夫妻恩爱的感情。
清人赵翼《簷曝杂记》卷六“高名衡”条记载：“王阮亭《居易录》记明崇祯中，高名衡工诗画，尝在京画白练衣，内有花二十五种，寄其夫人张氏，并题五七言绝句，以为风雅中人。”高名衡在京为夫人张氏画白练衣一事，清初著名文士张贞在康熙三十六年（1687）六月六日写的《画衣记》中有详细记载。大意是：张贞的叔父张侍御与高名衡“同以才名颉颃齐鲁间”，二人于崇祯四年（1631）一同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在这次考试的空隙里，张侍御去拜访高名衡。恰逢此衣画成，张侍御“一见欣赏，辄自持去”，因为二人交情很深，高名衡也没显出为难来。这件画衣 “盖写折枝墨卉于白练上，禬以青纱而成之者。图于前襟者曰白梅、曰绣球、曰山茶、曰水仙、曰竹石。观其后背上，秋葵一，稍下紫薇一、榴花一，一榴房尤怪伟。又下荷花一，而画水仙于两旁。肩上作芙蓉、木樨各一枝，柯叶交桠，颇极盘纡纷批之致。左袂为海棠、为芍药、为辛夷、为玫瑰、为秋菊、为灵芝、蕙草。又有桃、杏、牡丹、栀子、百合、萱花在右袂。两袖下各缀兰石。合之得花卉二十五种，作三十二丛。” 还记载：“衣之前后及左右袂皆题五七言断句，凡八首诗。”“五言云：金台风乍软，先为寄春衣。着处逢花发，遥分上苑辉。上苑花枝好，乌纱插已繁。画取罗襦上，似与尔同看。对月偏成忆，临风更有思。乡心无可寄，聊写最娇枝。花枝鲜且妍，置之在怀袖。好记花枝新，怜取衣裳旧。轻襦画折枝，悠然感我思。画时肠已断，着时心自知。雾縠偏宜暑，冰绡迥出尘。着时怜百朵，应忆画眉人。七言云：客邸长安一事无，昼长人静影形孤。闲将一段鹅溪绢，写作名花百种图。墨渖淋漓写暗香，不将开落问东皇。凭教雾縠传深意，永矢糟糠不下堂。”画衣的落款是：“辛未夏日作于燕邸，寄内子，平仲题。””
张贞不仅评价高名衡的白练衣画是：“便娟映带，穷态尽变，觉奕奕生气，射人眉睫，所谓妙而真者也。”而且赞美题画诗说：“秀丽饶韵，读者艳之。”对于高名衡的为官为人，更是予以高度评价：“治民御寇，皆著声实。”“纳节归田”后，“沂水城陷，夫妇伏节，同日并命，可谓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矣。”“当画衣时，在先生释褐之初，方翱翔京国，观政部寺，使他人处此，必且朝集金张之馆，暮宿许史之庐，请谒奔竞，为后日仕宦地。先生乃枯坐客窗，裁衣寄内，何其神怡务闲乃尔也。于乎虚静恬淡，是即先生功名节义之所从出欤！”
张贞，山东安丘人，字起元，号杞园，又号渠丘山人。他不仅长书法，善篆刻，并能鉴别名人字画，好收藏文物古籍，而且性格耿直豁达，疏狂不羁，是一位才华横溢，淡泊名利，脱尽尘俗的世间高士。他所记所评定然不是附庸阿谀之言，应是极有见地的画评之论。
除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能得知高名衡的绘画才能外，关友声先生在题高名衡墨迹条幅的“跋”中, 还说写这篇跋语前不久曾见过高名衡的绘画作品，感到“亦甚佳美”。应该说，能入关先生慧眼的画作，水平绝对不会低。由此可见，说高名衡是一位画家，绝非虚言。
2013年11月11日补记：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北京故宫—京1-149”为“清高名衡 花卉 册 绫墨笔 ”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一九八三年中宣部批准，文化部组织全国顶级权威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人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范围进行最权威的公、私藏画鉴定编辑成的。全部八开精装加豪华封盒，共计24卷，共收录20117件作品，制作35700幅图版，是一部集国内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图典。
既然是绫册，显然不是“画衣”。另外，此高名衡是否为彼高名衡？若《目录》误“明”误为“清”，则高名衡的绘画就还有存于世并珍藏于故宫博物馆者。果如此，高大人幸矣！高氏族人兴矣！乡人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