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邦述与群碧楼藏书旧事收藏快报 以天价成交的过云楼宋刻宋印《锦绣万花谷四十卷 后集四十卷》，亦曾经为邓邦述所藏 资料图片 如今的藏书家邓邦述故居已进行了全面修复，不见破败之象。古朴典雅的建筑庭院，配以白墙黑瓦、曲径回廊、花木扶疏，具有浓郁的苏州民居特色。 1921年，邓邦述定居苏州侍其巷38号，买下了这里的一块土地，建起第宅。正厅的西侧有一座二层楼房，楼房下有廊房可以穿过，此楼就是邓邦述的藏书处 “群碧楼”，前楼下层是邓氏书斋。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分东西两路。东路设石库门，入内有庭院，后为平房两进，依次为轿厅和大厅，大厅额“行素堂”。 邓邦述(1868—1939)，字孝先，号正闇，又号沤梦词人，晚号沤梦老人、群碧翁，江宁(今南京)人。年十七随父邓嘉缜入黔，读书省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二十七年入湖北巡抚端方幕，三十一年端方奉派为出国考察宪政大臣，邓邦述作为随员同往欧美考察。宣统二年(1910)五月，邓邦述任吉林民政司使，宣统三年十一月解职。民国元年年底奉派为东三省盐运使，几个月后即行去职，改应赵尔巽聘为清史馆纂修。1918年他作为江苏省代表参加安福国会。1921年夏南归，移居吴县。一度因家境困难，到南京与南昌谋事。抗战期间避难于邓尉山中，直至1939年去世。 邓邦述的藏书与他自己的家族和其岳父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金陵邓氏是地方著名的文化世族。邓邦述的曾祖父即曾任两广总督、协同林则徐严禁鸦片的名臣邓廷祯。邓邦述的九世祖邓旭(1609—1683，字元昭)为顺治四年(1647)进士，他在寓所万竹园中建有藏书楼“青藜阁”，藏书万卷。邓邦述在自己的许多诗文中，都表示了对祖上藏书的向往。邓邦述的岳父即著名的藏书家赵烈文，家有藏书处天放楼。光绪十五年，邓邦述从贵州赶到常熟，与赵烈文四女完婚。在赵家，他看到了大量图书。他说：“余年二十二，始就婚于虞山，外舅能静赵先生筑天放楼，藏书数万卷，得读未见之籍。”(《群碧楼书目初编自序》)后来吴梅说他“就昏(婚)常熟赵氏，得读天放楼书，慨然有志于收蓄”(《群碧楼诗序》)。邓邦述的妻舅、赵烈文次子赵宽(1863—1939，号止扉，也写作止非。其藏书处名小脉望馆)对邓邦述的藏书帮助也很大，邓邦述说：“赵止非之强识洽闻，则吾藏书之导师也。”(《群碧楼书目初编序》)江苏南部的社会结构中，家族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在文化建设方面尤其如此。藏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也体现出鲜明的家族传承性。邓邦述的藏书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现有资料看，邓邦述开始正式收藏图书是在光绪三十年，当时他居住在吴县，“罄所入之余尽以买书”。虽然他这时不算富裕，但尚无债务在身。这时他的藏书处名“双沤居”。光绪三十二年，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邓邦述在苏州得到了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宋本《群玉集》、《碧云集》两书，同时还得到了一部宋本《李涪刊误》。邓邦述后来说，这是他“初买宋版书之始”。为了纪念，他于是将自己的藏书处改名为“群碧楼”。同年，他编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藏书目录，对自己的藏书作了阶段性的小结。由于他这时的藏书主要是双沤居旧藏，所以书目题为《双沤居藏书目初编》。这是他藏书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总的特点是以清刻本为主，虽有宋元本但不多。 光绪三十二年以后的几年，是邓邦述藏书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藏书达到高峰的阶段。这阶段他藏书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收购图书，哪怕举债也在所不惜，以致他的藏书量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第二是他开始特别注重于宋元本的收藏。他当时居住在江宁会馆，与厂肆相近，每晨间晡后，都有许多书贾抱书而来。遇到好书，邓邦述从不问价，以致一个月负债二三千金。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京师一下子收藏到一万多卷图书。消息灵通的书贾们听到邓邦述大肆收购图书的消息，立即蜂拥而至，日夜守候在其门下的经常就有十几人。邓邦述看到中意的善本即出手购置，从不考虑价钱。宣统三年他编成了《群碧楼书目初编》9 卷。这是他所编的第二部藏书目录，也是对自己第二阶段藏书的小结。这时他的藏书已达2万4千多卷，其中宋元本有97部。 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在藏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这给了他致命的打击。除了感情上一下子难以接受外，他首先遇到了生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非但不能很好收藏图书，反而要出售图书了。 当然民国以后，邓邦述也还是收藏了一些图书的，有时还收藏到一些好书。但是这时的邓邦述购书不得不权衡再三，方才下手。如他在1921年看到一部明嘉靖顾汝达刻本《南唐书跋》，乃至“把玩竟日”，方才“一破悭囊”，这还是考虑到此书可为其百靖斋“增一光彩”的缘故。这与以前那种“初无吝色”的意气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情况下，他尽可能把自己的购书量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藏书必然受到限制。第一，他对善本只能是“稍稍搜集”，完全没有了当初那种大吞大吐的豪气。他在民国年间编成的《群碧楼善本书录》与《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两部书目中收录的图书总共只有826部，仅比编成于宣统三年的《群碧楼书目初编》所收的803部多出几部。善本书几年来进进出出，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多少。其次，对善中之善的宋刻本他甚至“瑟缩而不敢问鼎”。 1926年，他得到了一部明初刊本《贾浪仙长江集》，他自己早先另藏有明刊本《孟东野诗集》，于是他根据“郊寒岛瘦”的故实，将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寒瘦山房”，借此来寓指况自己的凄苦处境和悲凉心情。 1927年，极度贫困中的邓邦述终于以5万元的代价将自己所藏精本图书中的一半出售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杭州“九峰旧庐”主人王体仁又购去了部分善本图书，其余的善本图书(约三百部左右)及全部普通本图书，总共约一千一百余部、一万五六千册，经过郑振铎的努力，辗转为中央图书馆在上海收购。 在第一批藏书出售给中央研究院之际，邓邦述编写了两部书目：《群碧楼善本书录》和《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以上可说是邓邦述藏书的第三个阶段。 从图书分类上来看，邓邦述的藏书以史部、集部为多，从版本上来看，则注重于宋元本、明刻本、明嘉靖刻本，同时也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抄校本。在这些版本中，又以明嘉靖本最精、最具特色，他先后收藏明嘉靖刻本有150种左右，为此他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百靖斋”。这一点连书贾们也都非常了解，所以“厂肆知余意者，往往储(嘉靖本)以相待，而索值渐高，几与元刊同价”(《群碧楼书目初编》卷8《嘉靖刻本叙》)。 邓邦述藏书的主要部分在其身前身后分别被史语所和中央图书馆所收藏。这部分藏书，特别是其中的善本部分后来有许多被运到了台湾，但在大陆一些大图书馆里，也收藏有不少邓邦述的藏书。如钱谦益原辑、季振宜续补成书的《唐诗》稿本717卷，今藏北京图书馆(实存716卷);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诗外传》10卷，原为清龚橙藏本，后归邓邦述，今藏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也藏有多种。邓邦述的藏书散出后，叶景葵曾从市场上收到几种(参见《卷盦书跋》)，这些书今天也大都存在国内图书馆。 1924年，邓邦述到金陵万竹园凭吊，徘徊于故居。1931年，邓邦述偕宗舜年到常熟天放楼寻访，踯躅于旧址。面对已逝的家族先哲，邓邦述感慨万端。自己是在家族的感召、影响下走上藏书之路的，他怀念家族的藏书传统。在邓邦述的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深深的家族情结。 如今群碧楼已恢复当年光景，但里面万卷藏书已不复存在，私家藏书似乎难逃千年以来“聚则终散”的规律，岁月的侵蚀，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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