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熟的藏书
包岐峰 叶黎侬
一、渊源
常熟是藏书之乡。吴晗撰《江苏藏书家史略》，其序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常熟地方志对藏书家及其藏书事迹较早地作了记述，《常昭合志稿》第一次在地方志中将藏书家单独立传，在卷三十二《人物志》藏书家部分共收录自元至清常熟著名藏书家35人，附录28人，合计63人。其后，《重修常昭合志》也附设藏书家传，共收录藏书家38人，附录32人，合计70人。地方志设藏书家栏目，这是不多见的。
常熟藏书的历史渊源要追朔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代藏书家，《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有记，不赘述。《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郑玄《尚书序正义》、司马光《资治通鉴·始皇三十四》、《汉书·艺文志》等文献也有有关孔子广收先世遗典、选编并施教于弟子的记载。常熟先贤言偃，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是南方最早的文献传播者和收藏家，卒后葬虞山东麓，其墓至今犹存。言氏家族传承言子文学传统已80余世，为典型的文学家族和传播文献的藏书家族。
常熟虞山东麓有“读书台”，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读书处。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个政权纷争、战争频繁、动荡不安居乐业的时代，然而，图书用纸制作技术的改善和普遍使用，逐渐代替竹木简策成为图书的主要形态，给图书的抄写和编纂带来了便利。萧统“有书凡三万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雕版印刷在宋代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藏书的发展。北宋后期常熟人郑时，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文史书多手抄编录。钱观复及其子俣、佃，均是宋代常熟藏书家。
元有常熟徐元震及虞子贤的“城南佳趣”、“瑶芳楼”。陈基《夷白斋稿》卷27载《书绅斋记》，称徐元震（1309～1355）建别业于松江笠泽之上，聚书万卷，在当时颇有影响。
明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条件优越的常熟尤助于人们聚书风气的盛行。明洪武间陈济以布衣充《永乐大典》总裁，著有《纲目集览证误》等，购书甚多，日夜记览。明弘治间陈察的虞山精舍搜罗图书颇丰，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章钰《四当斋书目》均著录陈察藏书，翁同龢所藏李延寿撰《南史》80卷元大德十年(1306)刻明修本即钤有：“苏州常熟虞山精舍至乐楼主人河南道御史陈察原习之记。”明代中、后期以后常熟涌现了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其中有中国一流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当时的常熟成为了中国私家藏书中心。常熟杨仪（1488～？），家有七桧山房，别构万卷楼，藏书其中。杨仪亦抄书不少，且为藏书家所宝爱，被称曰“杨抄”；其版心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或“万卷楼杂录”字样。常熟孙楼（1516～1584）“杜门校雠，藏书逾万卷”（《苏州府志》卷九十七）。孙楼编有《博雅堂藏书目》。孙家一门七世藏书不断。常熟何錞（1528～？）“好聚书，与兄钫从子允泓大成并以藏书著闻”（《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常熟赵用贤（1535～1596）“定宇藏书，多旧抄秘本，有《赵定宇书目》”。常熟赵琦美（1563～1624）“好藏书，搜罗积聚数万册”。常熟冯复京（1573～1622）“藏书万卷，多精本”。冯氏一门父子兄弟（冯复京三子：冯舒、冯班、冯知十）多藏书，嗜抄书，为明末名家。常熟钱谦益（1582～1664）“绛云楼，大椟七十有三”（《绛云楼书目题词》）。常熟杨彝（1583～1661）“爱藏书校书，所藏逾万卷”。常熟毛晋（1598～1659）“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汲古阁主人小传》）。八万四千册，少说也有一二十万卷，卓然大家。常熟藏书家的特点是既精鉴赏又擅校勘，如钱谦益、毛晋。常熟藏书家还有一个特点是既好宋元刻本又好抄本，如杨抄（杨仪七桧山房抄本）、秦抄（秦四麟致爽阁抄本）、冯抄（冯舒冯班冯知十抄本）等都是有名的精抄本。第三个特点是，常熟藏书家多为世家，历数代递藏，薪火相传。
二、传承
到了清代，常熟私家藏书达到了鼎盛的阶段。除毛扆继承汲古阁八万余册的遗藏外，常熟还有一大批藏书家。钱曾（1629～1701）他的藏书处有述古堂、也是园、莪匪楼三处，并先后编撰三种目录，《也是园书目》是收藏目录，较简略，仅记书名和卷数著录图书三千八百余种；《述古堂书目》比前目略详，兼记册数及版本，计著录图书二千二百九十五种；《读书敏求记》是一部善本书目，著录图书六百三十四种，是钱曾藏书的精华，也是中国版本目录学的上乘之作。王应奎（1684～？）“堂中积书万轴，经史百家略具”（《柳南随笔·序》）。孙从添（1692～1767）“家藏卷帙，不下万卷”（《藏书纪要·卷首语》）。庞泓“构步云楼，插架逾万卷”（《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张朝绩家一门，如张仁美（1706～1772）“藏书数万卷，手自校雠”（《闲居录跋》）；张仁济（1717～1791）“家有照旷阁，藏书万卷”（《常照合志稿》卷三十二）等。常熟张氏还有小琅嬛福地的张燮、张定球、张蓉镜三代嗜书，成为常熟又一书香世家。藏书家不胜枚举。因此说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的数量在全国县级市中列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据统计，中国历代藏书家最多的10个县市为：苏州268人，杭州198人，常熟146人，湖州94人，绍兴93人，宁波88人，福州77人，嘉兴75人，海宁67人，南京60人。（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常熟仅次于苏州和杭州。另据《江苏刻书》、《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艺文志》、《琴川书志》载，明代常熟有藏书、刻书事迹记载的多达124人，清代有125人。［同治］《苏州府志》称：“常邑自绛云、汲古以至爱日、稽瑞，二百余年间储藏家代不乏人。”《常昭合志》设藏书家一门，其类序载：“独吾邑以藏书之名著闻于海内者，自元明迄今，踵若相接，其遗编散帙，流传四方。好事者得之，或谓虞山某氏之所录，或谓琴川某人之所题识，以相引重。”叶德辉在《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中，对明清常熟的收藏给予高度评价：“常熟为江南名县，其士大夫喜藏书，自为一方风气。以余所知，前明有杨五川七桧山房、赵清常脉望仙馆，储藏之富，远有师承。其后继之者，为毛子晋汲古阁、钱牧翁绛云楼。绛云火后，余书归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转相传授。乾嘉之际，有张月霄爱日精庐、陈子准稽瑞楼，近今犹有瞿子雍铁琴铜剑楼。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为中原之甲秀。
这一时期的常熟藏书家继承了前辈重视收藏质量的风格。赵氏脉望馆所藏《古今杂剧》242种，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大宝库，郑振铎称之为“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世”。（郑振铎：《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参见《西谛书话》，第322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钱谦益绛云楼收藏的宋刻本多达数万卷，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词》中称钱氏藏书“所积充牣，几埒内府”，有“大椟七十有三”。《牧斋遗事》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绛云楼被焚后，钱谦益在《宋本汉书跋》中痛心地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钱曾接受了绛云楼焚余之书，其宋刻书“可当绛云楼之什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335～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藏书多至4180余部。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达10.4万卷，且多宋元秘本、孤本。陈揆的稽瑞楼所藏不下10余万卷，多罕见之本，唐代以前的著作略备。瞿氏铁琴铜剑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藏书多宋、元刻本。《恬裕斋藏书记》说“吾邑故多藏书家，先人雅慕遗风，勤于搜访……吾家所得之书，多前人藏弃旧轶……是编所录之书，上者为宋元椠本；次则影钞宋本、元明人钞本、名人校本；又次为明刊本，近时钞本。”翁心存（1791～1862）曾以重金收得陈揆稽瑞楼藏书十之三四，多稿本、精抄本约三四万卷，建立了自己的陔华吟馆藏书。翁同龢（1830～1904）在京时曾得怡府乐善堂遗书为多，中有北宋本《集韵》等书；他在京师辟有宝匏斋藏书室，曾手写《东堂书目》；翁同龢被列为晚清九大藏书家之一。翁同龢被削籍归里后，典籍碑帖，匆遽未克携行；京邸旋由其侄孙翁斌孙居之。后藏书移天津，守护数十年，翁斌孙捐馆，继有其子翁之熹珍存遗泽又数十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赵万里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万里与之熹友善，劝之捐归公家，之熹慨然允之。自1950～1952年，分五批将珍善本三千七百七十五册献给国家，编有《常熟翁氏捐献书目册》一部。翁同龢归里后，在家乡又建有双桂轩、瓶隐庐等书室，并亲手编有《翁文恭所藏明以来七十家书目》。如今传存和入藏国库的宋元本，大多经常熟藏书家递藏，据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著录北京图书馆宋版书60种中就有31种是经常熟藏书家递藏过的。
三、代表藏家
常熟历代藏书家声名赫赫，大至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小至陈揆稽瑞楼、赵宗建旧山楼，都辉映千秋。举瞿氏铁琴铜剑楼为其代表首先是因为瞿氏藏书广博，集诸家之大成，在道、咸、同、光期间全国“四大藏书家”中高据一席（其余三家是：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叶昌炽把它和杨氏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其次是诸家所藏，仅及本身，像绛云楼遭火灾儿乎化为灰烬；余则多数由于子孙不能保守，典鬻散佚，遗失殆尽。只有瞿氏所藏，从恬裕斋以来，一代代子孙遵守先人遗志，兢兢业业，对之爱护备至；即使经过较大的兵荒马乱，他们也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到处藏匿，历尽艰辛，使之完璧归来，在我国文化史上播为美谈。1919年，宗舜年（子戴）在历举“四大藏书家”的兴废情况时，称誉铁琴铜剑楼“虎视中原，独执藏书家牛耳”。
铁琴铜剑楼的前身为“恬裕斋”，恬裕斋是清道光年间常熟罟里村（今古里镇）人瞿绍基的藏书室名。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堂，乾隆贡生，出生于罟里村世家，曾当过阳湖县学训导，不久即回家奉母终老。瞿绍基广积善本，不遗余力，经他校阅的书不下万余卷。十年之中，藏书达十万卷。城中陈揆稽端楼、张金吾爱日精庐以及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汪士钟的藏书，日益流散，经他奔波各地，去选购了近半数的宋、元善本回来。于是，他藏书的数量和质量，就跃居苏州地区的首位。他也喜欢抄书，纸印墨格，板心有“恬裕斋”三字。抄有宋程大昌《考古编》、宋杨伯崇《六帖补》、宋孙应时原修鲍廉重修《宝祐重修琴川志》、宋高似孙《嘉定剡录》、宋蔡文子《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等，现在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瞿绍基的儿子镛（1794～1846），字子雍，道光贡生，曾任宝山县学训导，他继承了恬裕斋全部藏书，并且继续广搜博采，节衣缩食，在所不惜。这样，插架的图书日益发展，原来的恬裕斋很快就容纳不下，不得不重建藏书楼。他还喜欢研究金石文字，在兼收鼎彝古印中，收到铁琴、铜剑各一，因此对新的藏书楼就以“铁琴铜剑”命名（也是避光绪名讳）。太平军起义，各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纷纷响应，声势日大，清政府到处派兵镇压，扰害百姓。在一片战乱中，各地珍贵古籍损失不少，但铁琴铜剑楼所藏，不仅保管妥善，而且对流散在社会上的，还尽量收购进来，充实库藏，因此，藏书量更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恬裕斋。他也喜欢抄书，凡铁琴铜剑楼钞本，悉为各地机为珍本而著录。他编撰过《续海虞文苑》、《续海虞诗苑》、《续金石萃编》、《集古印谱》、《铁琴铜剑楼词稿》；并编纂了《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共收藏书精品一千三百多种，考证明确，分析精当，是一部出色的版本学参考书，惜初稿甫成，他就去世了。
瞿镛次子秉渊（1820～1886），五子秉清（1828～1877），继承了他的遗志，延聘名学者太仓季锡畴、邑人王振声来家，对《书目》原稿，以认真负责的精神，进行复核工作，并对经部先行付刻两卷。咸丰十年（1860），战事蔓延到苏州地区，秉渊、秉清为了保存珍贵古籍，千方百计，分散储藏于多个村镇。同治二年（1863）春，他们再次选择宋、金、元刊本及秘钞、精校善本一千多种，渡江北上，藏到海门县的大洪镇，至同年五月，才装运回里。经过这许多次辗转迁徙，也不免略有散失，主要是当时寄存在定心潭苏姓的那批书，据邑人徐兆玮回忆所记，曾被居停主人用旧帐册“掉包”，盗窃数十种，当时匆匆转移，未及察觉，等到装运回家，经过检点，才发现出了“漏洞”，旋经查明，已极偷偷地卖到上海去了，无从追回，以至有些书，如宋刻本《晋书》、《通典》、《玉函经》、《联珠集》，元刻本《宋季三朝政要》、《百将传》，旧抄本《石林奏议》、《营造法式》等，皆散缺不全，不过绝大部分还是完整无缺，保存了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基本精华。为纪念4年中历七次大迁移这样艰难曲折的藏书经历，他们请江阴画家吴儁特绘《虹月归来图》以志庆幸，邑中名人如杨沂孙、张瑛、李芝绶及太仓叶裕仁、长洲叶昌炽等，撰写题咏，邑人翁同龢题写了跋记。秉渊兄弟延揽名流，编纂校勘，如季锡畴、王振声、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辈，均馆于其家。增补修订《书目》二十四卷，自第一卷至七卷经部，第八卷至十二卷史部，第十三卷至十八卷子部，第十九卷至二十四卷集部，仍照瞿镛原辑以长洲宋翔凤所选序文，排在卷首，再请邑人张瑛写了一篇后序，惜剞劂未竟，先后去世。所以一直到秉清的儿子启文（斐卿）、启科（棣卿）手中始镂版竣工；启甲（良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与诸名家商定”、“更正”后才印行问世。如果从咸丰七年（1857）长洲宋翔凤为该书目作序算起，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其要求之高，质量之精，是历代书目中很少见的。
瞿启甲（1873～1940）是秉清第三子。从瞿绍基在恬裕斋藏书起，传到他手中，已是第四代了。启甲秉承父兄遗愿，克守家学，谨守勿替。抗战期间，为了避免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他预作防范，妥善安置，使敌人无从下手。这和归安陆氏皕宋楼后人把藏书全部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还有一点值得记载的是：封建时代历来藏书家辄着眼于保管，每得珍本，往往居为奇货，高抬声价，秘不示人，有的甚至订立家规，告诫子孙，以借出书为“不孝”。而瞿启甲认为珍贵图书，保管固属重要，但如果能进一步为好学博闻、有研究才能的人提供借阅的方便，发挥古籍善本应有的作用，则保管的意义就更大。所以，他先是仿照杨守敬《留真谱》的办法，编印了《铁琴铜剑楼书影》，计宋版一百六十一种，金版三种，元版一百零五种，接着又编印了《铁琴铜剑楼丛书》，影印了若干种宋元版古籍，供欲见而不易见到的有关研究者参考。同时，他一扫过去藏书家概不借阅的陋习，对于踵门求借的读者，总是尽可能供给查阅，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远道来的还供应膳食，并帮助他们解决住宿问题。这就大大开辟了人们的眼界，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风气的发扬。一些学者名流，都闻风前来访问，长洲蒋凤藻、贵池刘世珩、江阴缪荃荪、南陵徐乃昌、武进董康、海盐张元济等，为了刊印丛书，先后登门，向他借用善本进行影印或校勘，张菊生所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中不少内容，都来自他家的原本。这样，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声誉更大了，影响也更为广泛了。
清宣统时，两江总督端方曾觊觎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串通当时身居要职的南皮张之洞，以成立学部图书馆为名，利用日本制造的“铁琴铜剑楼也将卖书”的谣言，指使学部图书馆筹办负责人缪荃荪，要瞿家捐献图书；张之洞也“函电交驰”，许以“京卿”为报酬。对此，瞿启甲不为利禄所诱，坚持不允，只用旧刊及影钞本五十种，以塞其责。其间，邑中士绅邵松年、庞鸿文等竭力为他辟谣，叶昌炽亦为之斡旋。端方迫于舆论，阴谋没有得逞。缪荃荪后来编印《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时对旧事耿耿于怀，录入启甲所赠之书，没有注明来源。
1915年，瞿启甲创立常熟县立图书馆，担任馆长，收集图书二万七千余册，其中的乡邦文献，都录自家藏原本，充实该馆馆藏内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恐遭战祸，事先将善本书全部运沪，赁屋珍藏（今上海北京西路一二九○号）。所以屡经兵燹，如1937年日寇侵占常熟时，古里老宅及东城寓庐，都遭到敌人的蹂躏，1000多种3000多册古籍悉成灰烬，而移藏于租界的大部分藏书，躲过一劫。遗书完好无恙，对历代藏书的保存，厥功甚伟。瞿启甲临终遗命：“书不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迄今古里铁琴铜剑楼犹巍然独存，亦足以永留纪念。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史是一部传奇。
四、最后归宿
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不断发展，但私家藏书仍然可观。新兴的官僚，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到藏书的行列。民国时期的学者藏书家也相当活跃。常熟孙雄（1866～1935）“嗜书成癖，庋藏不下十万卷”（《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四）。常熟徐兆玮（1867～1940）“搜集乡邦文献，藏书二万册”。常熟沈煦孙（1867～1942）“兼收金石古籍积十万卷”。常熟丁祖荫（1871～1930）“家本素封，收藏古籍不下万卷”（《常熟先哲藏书考》）。常熟郑建侯“家富藏书有三万二千册创益众图书馆”（《常熟先哲藏书考略》）。常熟钱稻孙（1887～1966）“他的藏书堆满了七大间房子”（《我所知道的钱稻孙》）。抗日战争时期，常熟沦陷，除“铁琴铜剑楼”藏书因事先转移而未受大损失外，各私家藏书均遭巨劫，或毁于战火，或散失四方，或遭掠夺，已是无法统计。
新中国成立后，常熟的不少藏书家和后辈继承人，为使藏书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多数有价值的精本、善本，或捐赠或作价，贡献于北京图书馆或省、市图书馆，部分归于本地图书馆和文物保管部门。如瞿启甲的三个儿子：炽大邦、耀邦、凤起秉承先人夙志，把全部善本书籍献给国家。当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褒奖瞿氏时说：“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最完善的宝库。先生们化私为公，将尊藏宋元明刊本及钞校本……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受领之余，感佩莫名。此项爱护文物、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界所共见而共仰。”据统计，瞿氏捐赠的古籍，其中精品藏书595种4000多册捐献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20种宋元明善本被称为“国之重宝”，还有242种2501册列入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瞿氏所藏另一部分书籍993种3366册捐献给常熟市图书馆，一部分捐赠上海图书馆；部分名人书札、文物拓片、拓本等捐赠给常熟博物馆。其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敬仰。正是由于藏书家的支持，常熟市图书馆所藏古籍亦以数量多、质量好闻名。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同时，常熟私家藏书的传统仍为当代人所继承和发扬。如赵士卿的“碧芙蓉馆”，王兆麟的“烬余楼”，曹大铁的“半野堂”、“菱花馆”，花景福的“睫巢”，蔡无逸的“竹影书屋”，曹仲道的“书延年斋”，孙寿年的“映雪居”，周文在的“有所不为斋”，丁俟斋的“绿野草堂”等。“文化大革命”对私家藏书冲击大，古籍在“封资修黑货”之列，红卫兵、*派挨家搜索，或散佚，或火焚，藏书之家几乎无一幸免。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私家藏书又得到复苏，庋藏数千册者已不乏其人。常熟张桥农民华瑞芯藏书达一万五千册。2000年4月翁万戈先生将流失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国宝级文物常熟翁同龢藏书（也是他应得那一份先祖遗藏）重回祖国怀抱。50年风雨过尽，80种542册，其中包括11种156册宋本，这批流落异乡的古籍珍本终于“寻到了一个理想的久居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事件。至此，曾经在地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私人藏书历史增添了重彩浓墨的新篇章，也是目前所知流存海外的最后一批重要古籍善本回归故国。) w/ q' h2 D' d
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楼完成了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其宝藏的图书以各种方式汇入了新的图书集藏机构，常熟馆藏（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善本书目所载图书多经藏书家递藏。其中大部分由常熟市图书馆收藏，总数为20万余册，这在县级市公共图书馆之中是绝无仅有的。2007年常熟市图书馆被列入全国首批古籍保护试点单位。2008年3月国务院正式公布首批全国古籍保护重点保护单位名单和国家首批古籍珍贵名录，全国共有51家单位入选，常熟市图书馆以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健全的管理制度，作为全国唯一的县级图书馆榜上有名，同时，常熟馆藏的三部古籍《大佛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释般剌密谛、释弥伽释迦译，元至正十九年写本）、《使规一卷使缅附录一卷》（[明]张洪撰，明成化十年汤鲁宝刻本）、《[弘治]常熟县志四卷》（[明]杨子器桑瑜纂修，明弘治刻本）被列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参加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迄今，常熟市入选《国家珍遗古籍名录》的古籍共三批66部。著名文献学、目录学家郑伟章称常熟的藏书家是中国古代典藉的真正守护神，功垂千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