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前进？

心恒112 201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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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也是对这场危机思考得比较深刻的思想家之一。1944年，他的反思时代危机的《大转型》出版，2001年再版后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波兰尼，F.A.哈耶克也写了一本反思时代危机的书《通往奴役之路》，也是于1944年出版，然而他对时代危机根源的解释以及走出危机的方法正好与波兰尼相反。

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对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向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国家建构自发市场体系的努力导致了双向运动，造成了无法摆脱的僵局，最终导致法西斯的产生。与波兰尼相反，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德国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缘故，社会主义者不是试图去完善市场自由主义的缺陷，而是直接用取消竞争的计划方式来改造社会，哈耶克认为这种方式必将导致奴役。波兰尼走出困境的方式是社会主义，而哈耶克的解决方式则是重建市场自由主义。

一

波兰尼和哈耶克是如何展开他们的分析的呢？波兰尼依据丰富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资料，利用了充分的论据去论证他的观点，即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不可能的，而哈耶克大部分时候是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偶尔他也会引证一些史料。虽然他们都将彼此的理想社会称作是乌托邦：波兰尼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乌托邦，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乌托邦。笔者认为波兰尼的论证更为可靠一些，而哈耶克的论证则有些简化，几乎将社会主义直接等同法西斯主义。

为了理清波兰尼和哈耶克的思想，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他们笔下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什么。笔者认为波兰尼和哈耶克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界定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出现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没有问题，是什么导致它出问题，它究竟能不能实现，以及我们该走何种道路等方面。

波兰尼界定了经济自由主义在19世纪20年代代表的三条古典原则，即劳动力应由市场决定自己的价格；货币的发行应受一种自动机制的支配；货物应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而不受阻碍或保护；简而言之，即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2] 波兰尼将这三个信条视为自由放任教条，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它们需要国家的强制推行，是政府有计划的行为的产物。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而必须依靠国家的推动。波兰尼认为市场体系与干预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术语，只要市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也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起来，又会用同样的手段使之得以维持。[3]

哈耶克也承认要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需要国家的强制性干预，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来保证竞争力量成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哈耶克说道：“要使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地组织某些编制，如货币、市场、信息渠道——它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4] 哈耶克也认为“自由放任”一词是对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5] 同时他还极力批评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政府的无为的观点，指出在那些不可能创造有利于竞争适当运行的条件的地方，我们不得不采用当局直接管理的办法取而代之。[6]

总之，不论是波兰尼，还是哈耶克，都承认国家在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

《大转型》一书的中心论点就是：“自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7] 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行为动机不是维护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维护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利益能服务于个人的社会利益时，个人才会珍视物质利益。传统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的秩序主要依靠两个并非首先与经济相联系的行为原则：互惠和再分配。古希腊的家计原则，即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也是一种与逐利经济完全不同的原则。然而，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发生了一场大转型，这就是经济开始了脱嵌于社会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出现导致人们行动的原则不再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而是交换原则，人们的行为也开始以自利为准绳。市场经济是一种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为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8] 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以在市场上出售作为目的，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这种出售，而相应地，就必须有一种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包括货物、劳动力、土地和货币。[9] 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它们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劳动力关涉的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土地关涉的是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而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将这三种东西商品化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将会导致社会的毁灭、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商业企业本身的萧条。而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导致波兰尼所说的这些问题。他解释道：“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10] 哈耶克完全忽视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灾难，相反认为人类的状况因之得到了持续改善。因此，哈耶克与波兰尼在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后果上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这就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危机的原因上的看法的巨大差异。

英国历史上的几次济贫法的建立与修正是波兰尼分析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在英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土地和货币市场都先于劳动力被动员起来，而劳动力市场却因为地主阶级推动斯品汉姆兰法令[11]的制定受到了很大阻碍。直到1834年被废除，这个法令一直有效地防止了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12] 地主阶级制定这个法令是为了解决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所产生的隐形失业增长的问题，然而这个法令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济贫上的一个倒退，导致穷人的收入不断缩减，并造成了普遍的道德退化。1834年，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英国中产阶级废止了这个法令，并出台了济贫法修正案，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终于得以建立。直到1834年，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英国才得以建立。但是由于济贫法修正案否定了人的生存权利，因此一旦它开始生效，社会的自我保护就开始了：工厂法和社会立法，以及一场政治性的和产业性的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形成。[13]

三

波兰尼认为在1834年后的一百年间，现代社会被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力量在保护运动中扮演着它们自己的角色：与土地和劳动力相联系的是广泛但明确的社会阶层——农民和工人，而关于货币的保护主义是一种全国性因素，它经常将多种多样的利益融为一体。[14] 在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过程中，不仅人和自然受到市场体系的危害，需要社会的保护，就连资本主义企业自身都得被保护，以免遭遇不受限制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危害。对人的保护主要有社会立法，对自然的保护主要有谷物关税，对企业的保护主要有货币政策，这些保护导致了对劳动力、土地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市场的干预，并因而削弱了市场体系的自发调节。随着国际金本位制的引入，绝对独立于国家权威的国际市场开始运转，而各国的保护主义使得列强争相向那些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延伸市场特权，开始支持那些在落后国家经商的国民。虽然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不稳定，但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严格坚持国际金本位制的完整性，这是造成崩溃的国际原因。国内的保护主义促使竞争性的市场转变称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调整变得缓慢而困难，市场的自发调节被严重阻滞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中产生的压力都超出了经济领域，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才能重新获得平衡，然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制度化分离对于市场社会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压力有多大，都必须维持这种分离状态。这是导致崩溃的国内原因。波兰尼认为正是双向运动导致社会进入一种僵局状态，从而给了法西斯主义者上台的机会。

波兰尼认为社会的保护运动不是某一个阶级单独推动的，而是社会中不同经济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的是指身份和等级、地位和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1870年之后，那些断断续续参加保护主义普遍运动的阶级和群体，主要依据的不是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每一次保护运动卷入其中的都涉及多个阶级的利益，即使出现只有单个阶级利益被卷入的情况，这种利益也极少是经济性的。[15] 波兰尼认为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们之所以不自觉地合力应对市场的威胁，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利益纵横交错在一起。而哈耶克则认为这种社会合力起来反对市场的行动是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导致自发调节的市场受到了障碍。哈耶克说道：“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不是再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审慎选择的目标，以此取代那些非人化的无以名状的市场机制。”[16] 哈耶克认为在1870年前的200年间，英国的自由法则由西向东传播，而到了1870年之后的60年间，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到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得到完善，并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和20世纪的最初25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哈耶克感叹道，要不是社会主义者对竞争体系的干扰，自由主义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使得自由市场的建设过程被中断。

波兰尼坚决反对这种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的行为，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一致的反自由主义的阴谋，经济自由主义辩护者所指称的“集体主义”反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不是由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造成的，而是完全受到扩张的市场机制影响的广阔得多的根本性社会利益造成的。[17] 尽管自由放任经济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开始的。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18] 也就是说，1860年之后半个世纪里展开的反向运动，那些矛头直指自我调节市场的立法，原来是自发的、事先没有观点指导的，它的实践源自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与哈耶克的社会主义根源于德国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正好相反。波兰尼从现实中寻找根源，而哈耶克仅仅从思想上查找原因。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书评的起点，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进行一下具体分析。首先，我们来看波兰尼的分析。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市场经济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政治干涉主义的表现之一，而干涉主义发展的起点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政治国家的民主化。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意味着废除补贴制度，使一种全新的穷人——失业者——出现在社会舞台上，饥饿成为驱使人们工作的动力。宪章运动要求赋予无财产继承者参与政治权，然而直到工人已经度过了饥饿的40年代，上层熟练工人发展出自己的工会的时候，上层工人才开始被允许参与议会。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同时出现在议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群体利益冲突导致工业机构或者国家机构两者之一或全部陷入瘫痪，形成了对社会迫在眉睫的危险。金本位制也内在地导致国家的通货不稳定，最终导致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和英国都通过及时放弃金本位制而逃离了法西斯主义大灾难，而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都不具备放弃金本位制的条件，他们不得不在通货紧缩政策帮助下，支持独裁主义式的干涉主义，造成了民主力量的致命削弱，本来依靠民主力量是可以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当经济和政治这两个体系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的时候，那些可能提供逃离危险的简单方案的人将被推上领导地位，而不管这种方案的最终代价是什么。[19] 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跟社会主义一样，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国际范围导致的后果是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崩溃，而在各国内部则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消失。在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废弃了自由放任原则。世界经济的崩溃就给了德国一个进行军事扩张的机会，而英国等坚持自由主义的国家却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坚持金本位经济，并没有进行军事准备。当德国的军事扩张开始的时候，自由主义国家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应对，从而导致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被拖进一场大灾难。

在哈耶克看来，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根源于德国早已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倾向垄断和计划的趋势，并不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是种种看法的产物，这些看法已酝酿和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最后它们达到了支配我们一切政策的因素。[20] 这种看法就是社会主义，它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21] 哈耶克认为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22] 由此，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必将走向法西斯主义。他还借用事实论证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早期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甚至认为法西斯之所以上台，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拒绝担负组织政府的责任，因为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民主理想的束缚，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而法西斯政党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是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当这样一个集团通过合法的程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必将对国家乃至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五

在反思时代面临的危机之后，波兰尼和哈耶克都对未来道路做了一定的展望。波兰尼认为传统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真空之中，权宜之中可能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他十分认可各国国内已经开始的发展，即：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23] 波兰尼认为这种发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民主的或贵族统治的，立宪主义的或集权主义的，甚至还可以是我们还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市场体系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但是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市场将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市场经济的终结也意味着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而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只有恢复被社会主义搅得乱七八糟的自由市场秩序，建立自由国家，才能摆脱时代危机。建立自由国家意味着要遵循法治原则，即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24] 法治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原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法治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使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25] 哈耶克认为计划只会破坏法治，损害个人的自由。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不过是权力和财富的代名词，实际上是指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绝大悬殊将被消除，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就要求的代名词而已。社会主义之路不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的内战之路。而波兰尼则认为市场经济的逝去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法律的和实际的自由能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26]

与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障碍一样，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规制所创造的自由是不自由的指责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出的理想是一个乌托邦，因为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波兰尼认为直面社会的现实是作为一方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另一方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界线。虽然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但是它们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法西斯主义拒绝自由，拒绝基督教关于个体的独特性和人类的一体性的发现。法西斯主义者转向膜拜作为社会现实的权力，而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去顺应社会现实，一方面又坚守着自由权利。与波兰尼相反的是，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自由的破坏。哈耶克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中存在的复杂性的东西，他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过于简化，似乎只是为了替他论证法西斯的罪恶提供证据。哈耶克不是从市场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寻找失败的原因，而是将一切罪过都归结于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他希望将历史上证明已经无法实现的市场社会的乌托邦继续进行下去，让自发调节的市场去解决社会问题。波兰尼则敢于去考察社会现实，去顺应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所承诺的那种不平等自由的新自由。波兰尼在《大转型》的结尾写道：“对社会现实毫无怨言的接受给予了人们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27]

六

波兰尼对战后世界的乐观并没有被世界的实际进程所证实，冷战的来临意味着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成为改革的终结，有计划的全球经济合作迅速让位于世界市场的倡议。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大国家，波兰尼的思想不如哈耶克的市场自由主义观点流行：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下，市场自由主义又开始支配全球政治。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波兰尼的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全世界各国的普通大众都加入到让经济从属于社会，以国际合作为基础重塑全球经济的共同努力中去。

参考国内著名学者杨光斌对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28]，我们发现，波兰尼在《大转型》中体现的制度变迁思想实际上是“国家中心主义”，即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表达的思想则是与国家中心主义相对的社会中心主义，即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只不过是实现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一个工具。虽然笔者个人倾向于认同波兰尼的观点，但是笔者也不否认波兰尼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杨光斌指出我们需要在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最终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国家的主导下逐渐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一步一步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波兰尼的《大转型》就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以及主导中国政治经济变革的政治家所不能绕开的一部经典。

[1]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3]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4]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6]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8]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9] 参考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60页。

[10]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11] 斯品汉姆兰法令规定：工资之外的津贴应该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参考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12]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