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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如果《列子》一书确实记录有活跃在春秋末战国初的著名学者列御寇的言行事迹，或可表明列子有可能知道《山海经》一书的秘密。根据《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称：“老聃 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庄子·达生》记有子列子与关尹切磋学问的情节，表明历史上确有列子其 人。 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当时的西汉政府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校勘工程，刘向、刘歆父子前后领衔参与了这项工作。公元前7年至公元前6年之间，刘歆（已改名刘 秀）向朝廷提交了一份《上山海经表》：“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 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上山海经表》透露有如下几条重要的信息：一、32篇（亦称卷）的《山海经》早已流传于世，其作者或编者不详。二、刘歆等人把32篇的《山海经》重新编辑为18篇的《山海经》。三、《 山海经》一书的最早作者有禹（帝禹、大禹）、益（伯益）和“等”（伯益的助手，可能是夷坚，或者还有其他执笔人）。四、《山海经》成书于大禹治服洪水、划分九州之后，其内容包括 “圣贤之遗事”和上古文明大事件。 此外，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也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问题是，现存《山海经》一书，记录有许多大禹之后的事件，例如殷商时 期的故事、周朝的故事，甚至还有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地名。由于前人不可能记述后人的事，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认可刘歆的说法，认为《山海经》的作者不可能是大禹、伯益。目前， 关于谁是《山海经》的作者、首编者，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一书非一人所作、亦非作于一时，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山经》（五藏山径 ）成书早于《海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五经）。 例如，茅盾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 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袁珂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 概都是楚地的楚人。”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 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此外，还有人相信《山海经》是由海外人士撰写的，或者是外星人撰写的，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学者王红旗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主张《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文献《五藏山经》、夏代的文献《海外四经》、商代的文献《大荒四经》、周代的文献《海内五 经》这四部分内容合辑而成的。其中以《五藏山经》成书最古老，它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作者有帝禹、环境资源大臣伯益和测绘工程师大章、竖亥（疑即《列子》所说的夷坚 ）。《海外四经》的作者应该是夏王朝的史官，《大荒四经》应该是商王朝的史官，《海内五经》的作者应该是周王朝的史官，其中《海内四经》系西周时期的作品，《海内经》系东周时期 的作品。 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五藏山经》描述的地形地貌符合4200年前的地形地貌，而且它没有记述帝禹时代以后的信息。《海外四经》记述有夏后启的事迹，但是没有记述夏代以后的信息。 《大荒四经》记述有商代王亥的悲剧故事，却没有记述商代以后的信息。《海内五经》则表现出浓厚的追溯历史的兴趣和倾向，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地名、国名，因此其成书也相对较迟。有意 味的是，晋代著名学者郭璞（276－324年）在《注山海经叙》里说“盖此书跨世七代，历代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似可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山海经》一书涵括有长达3000年时间 段的内容。 那么，究竟谁是《山海经》一书的首编者（包括把古文字翻译成当时通行的文字，以及对部分内容的改写）呢？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争论了许多年。王红旗认为，《山海经》一书的首编者， 正是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足够多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与此同时，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馆长老聃很可能也参与其事，而领导和主持其 事的人很可能就是王子朝。 事实上，纵观《山海经》全书，开篇《五藏山经》有《禹曰》，终篇《海内经》结尾文字为“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 土以定九州。（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充分体现出编纂者对帝禹的尊崇和对大一统国家的向往。显然，这种政治情结非常符合王子朝的身份。这是因为，大禹是先夏时期工程师的杰 出代表（治理洪水是一项工程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而王子朝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周王室的百工（各行各业的工程师或工匠）；帝禹划定九州是对中国政治版图大一统的重要推动和贡献，而 王子朝之所以要携带周室典籍避难于楚国的南阳一带，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继续领导、管理周王朝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鉴于《山海经》一书具有独特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它的副本或抄本很可能被王子朝作为客居楚国而送给楚王的见面礼（原本则被秘藏深山或埋藏地下），并被楚国作为机密 文献深藏起来，其时应该在公元前516年至公元前505年期间。事实上，在先秦诸子百家里，唯有屈原的著作（《天问》、《九歌》等）中引用了大量《山海经》里的内容。此后，秦国灭楚， 《山海经》等典籍被收藏入秦国图书馆里。接下来，刘邦率先兵入咸阳，萧何将秦国图书馆的图书典籍悉数收藏，其中应当就包括《山海经》一书。汉王朝建立后，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 时国力日盛，由于时过境迁，《山海经》的军事地理价值不再那么重要，该书才被解密，世人方知有《山海经》一书。故而《隋书·经籍志》有“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 《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之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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