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待上古史實，在謹慎甄別加以利用的同時，應採取一種與其信其無毋寧信其有之正確心態；如若堅持使用一種所謂‘客觀’、‘嚴謹’的懷疑眼光，用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蔑視一切記載，將大凡如‘九州’之類無從詳證的問題統統視為虛妄；而又以同樣心態與目光審視出土文獻中所載前代史事，且統統謂之無證傳說，則必然陷於無一古史可信之無法自拔之境。鄒衡早已指出：‘九州之分不僅切合夏商周時期的歷史實際，即使對於龍山文化類型的劃分，也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探討》，收入《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李零亦云：‘“禹跡”或“九州”，有出土發現為證，不僅絕不是戰國才有的概念，可以上溯于春秋時代，而且還藉商、周二族的史詩和史傳可以上溯到更早，顯然是一種三代相承的地理概念。’（《中國古代地理的大視野》，《九州》第一輯）既有考古與文獻之相證，大禹更制九州理應給予確認。此外，必須特別加以闡明的是：大禹治水、禹別九州以及今本《禹貢》年代，是三個雖有聯繫，但相互獨立的問題，必須相對獨立的對三者進行分別考察，三者之間并不存在聯帶互證的關係，明乎此，則聚訟紛紜之見皆可休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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