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布在峡江和两湖区域的大溪文化，从现在的发现看它的彩陶似乎表现得并不那么强势，而且它明显受到黄河同期文化的影响，但它也向外传播过自己的彩陶文化，也曾影响了黄河及其他区域的文化。 在检索资料过程中，一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绞索纹彩陶进入我们的视线。这组器物的器形和纹饰都比较特别，它们原本并不归属于庙底沟文化。这组器物共5件，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件[1]，绘绞索纹与花瓣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双线型，绞索结较大。陕县庙底沟遗址一件[2]，绘平行斜线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折线形双线型。汝州中山寨遗址一件[3]，绘花瓣纹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弧线形双线型。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一件[4]，绘平行斜线、三角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弧线形双线型。陕西华阴西关堡一件[5]，器形非常完整，敞口斜壁矮圈足，腹壁绘花瓣纹、平行斜线、三角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折线形双线型（图14）。 将以上5例彩陶放在一起，虽然只是西关堡一件为完整的豆，其他4例残损过甚，但明显属于同一类器形，都是折腹直壁矮圈足豆，折腹处起突棱。这类豆形器在庙底沟文化中十分少见，像是外来品，南来自两湖地区的可能性较大。所绘绞索纹全是双股并绞，风格比较一致。与绞索纹组合的纹饰在两湖多见，但四瓣式花瓣纹又是明显的庙底沟风格，应当是大溪人仿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结合本地特色制作的产品，似乎不大可能是庙底沟人自己的作品。 中原地区自然也见到仿制的绞索纹彩陶，郑州大河村遗址就发现有数例[6]。其中有三例属于“仰韶二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年代相当，绞索纹全绘为折线形双线型，单元纹饰较小。还有一例年代略晚，绘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绘工较为草率（图15）。 黄河上游地区，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略晚于庙底沟文化的四期文化层中，出土若干件绞索纹彩陶[7]。大地湾彩陶绞索纹不般不与其他纹饰组合出现，有双股并绞，更多的是四股并绞，有正绞，也有反绞，方向不一（图16）。大地湾四期文化的面貌，与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表现有更多的联系，也孕育了马家窑类型彩陶因素，如较多旋纹，特别是形似变形鸟纹的旋纹与圆圈纹奠定了马家窑类型彩陶纹饰演变的基础。联系到前文提到的鸟形旋纹彩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与黄河上游地区的交流是一定存在的，也许这种交流还非常密切，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一点眉目而已。 黄河下流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有绞索纹彩陶发现。最标准的一件绞索纹彩陶出自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8]，一件小型陶钵上绘四股并绞的折线形绞索纹，非常接近大溪文化风格（图17，1）。大汶口文化还有一例绞索纹彩陶是在江苏墩县大墩子遗址发现的[9]，主体纹样为折线双股并绞的绞索纹，但上下还有附加重叠的绞索纹，构图比一般绞索纹要繁复（图17，2）。相似的较为复杂的绞索纹陶器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过，很像是编织纹，但基础构图还是绞索纹。 东部地区除大汶口文化外，年代稍晚的良渚文化中也有加绘绞索纹的陶器发现。如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漆绘陶[10]，黑陶上用金黄、棕红二色绘两行绞索纹，属弧线形绞索纹（图17，3）。类似发现还见于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11]，在一件贯耳壶上也是绘有两行弧线形双股并绞式绞索纹，线条十分流畅（图17，4）。良渚文化年代虽然要晚于大溪文化，超越了时空距离的文化影响在绞索纹彩绘陶上还是反映得很清楚的。 17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彩陶与彩绘陶 [1] 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5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1期。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1期。 [4]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西关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 [6]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 [9]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10] 陈玉寅：《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6期。 [11]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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