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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姿的陶器艺术 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和制陶术的进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在数量上空前增多，以至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到处都能见到成堆的破碎陶片，表明陶器已成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更为显著的是，这一时期的陶器，无论造型艺术还是装饰艺术，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 陶器的造型艺术这一时期的陶器形式开始变得多种多样。各地氏族先民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因地制宜，制造各种不同的器物。相继出现了各种形状的缽、碗、盆、罐、瓶、壶、杯、盘、盂、釜、鼎、豆、瓮等，其中许多陶器还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用器皿的常见形式。不同形式的陶器一般还具有不同的用途，如用于烹煮食物的有罐、灶、釜、鼎；用于饮食的是缽、碗、盒、盘；用于盛水的又是瓶、壶、杯；用于储存食物的还有罐、盆、瓮等等。陶器已成为氏族先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不曾见到的特殊的陶器造型，给陶器艺术增添了新内容。一类是常用器的特殊造型，另一类就是非常用器的特殊造型。常用器的特殊造型是从器物本身的实际用途出发，赋予它既符合科学原理，又具有审美价值的最实用最别致的形式。 这类陶器最著名的就是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尖底瓶有两种，一种是仰韶早期的尖底瓶：小直口、大肚子、尖圆底、肚子两侧各有一个环耳；另一种是仰韶中期的尖底瓶：双重小口、细长肚、长尖底。它们都是用细泥红陶做成的盛水器。这两种造型奇特的尖底瓶最适宜在河边打水。如果把它们的双耳或小口分别拴上绳子，吊到河面上，首先接触河水的尖底很容易进入水面；同时，由于水的浮力使瓶口倾倒在水面上，水就自然灌进了瓶里。这两种尖底瓶不仅符合力学原理，它们所具有的曲线造型也非常优美。如此巧妙的造型，正是仰韶人聪明和智慧的创造。这种尖底瓶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其所有遗址里都有发现。基于此，西安半坡博物馆门口的现代雕塑，塑造的便是一位用尖底瓶在河边打水的氏族少女。 在仰韶文化的盛水器中，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所出的船形壶最为别致，壶体被塑成圆鼓两头尖翘的船形，小壶口直立在上部中央，两侧还各有一个环耳可以穿绳系挂。尤其是壶身还用黑彩画着渔网装饰，显示出它是条渔舟。作为盛水器，山东泰安以大汶口遗址而命名的大汶口文化的陶鬶，也是非常别致的。它有一个较长的脖子，口沿上斜伸出一个长长的鸭嘴式流，椭圆形大肚子下面支撑着三个肥大的空心尖足，不仅扩大了肚子的容量，还稳固地支撑着器身；环耳把手连接肚子和脖子，使整个器物显得平衡而又稳固，只要拿着把手，不用提起陶鬶就可以把水倒出来。设计得如此奇巧，充分体现了大汶口人制陶时的匠心。这种陶鬶不仅在大汶口文化中十分流行，而且在其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中，仍然是主要的盛水器。 另外，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所出仰韶文化的陶釜、灶，也是这一时期陶器造型艺术上的一个创造。它们是一套夹砂红陶做成的炊具。灶为盆形，一面开有落底的方形火门，火门向外突出，底部宽大，灶口内壁有三个作支点的凸丁，可放置陶釜。釜是小口折肩圆底的形式，圆底较深，既增加了釜的容量，也增加了受火面积。这套炊具很适合在潮湿的地面使用。 灶的发明是一个进步。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命名的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中，也有造型别致的陶灶。灶用夹砂红陶制成，平面呈箕形，有半米多长，箕口火门敞开，宽大而略微上翘；内壁有3个支丁，用以架釜炊煮；外壁有一对环耳，以便提携搬动；底椭圆形，圈足，上有镂孔。其形式稳重，造型美观，尤其是宽大的火口，比灶身长宽大近一半，很好地起到了防止炭火热灰掉落的作用，这对于习惯居住在以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中的河姆渡人非常适用。河姆渡的主要炊具陶釜也与庙底沟的不同。它有宽大的多角形折沿，上面还刻划有连叶纹装饰，脖子较长，圜底较深，不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审美价值。 另一类非常用器的特殊造型，主要是模仿动物造型，因此也可以叫动物形陶器，或象形陶器，最著名的就是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一件仰韶中期的鹰鼎。它用泥质灰陶制成，外表磨光，体形也较大。整个鼎被塑造成一只体态肥硕的雄鹰，并巧妙地利用鹰的双足和短尾作鼎的三足支点；鹰头塑在鼎的口沿上。那尖尖的嘴，突出的双眼，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一只威严俯视的雄鹰特征，使它成为这一类造型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作。这件器物很可能是某种庆典或祭祀时使用的重器。它具有一种神威的力量，试图以此来唤起氏族成员对某种神明的崇敬和信仰。 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动物形陶器。大汶口遗址就出土过一件夹砂红陶兽形壶。它昂头翘尾、张口竖耳的形象极为传神。其尾部有一竖直口可注水，水从张开的嘴里流出，背部还有一环耳提手，利用四条腿作壶的支柱，设计得非常科学。胶县三里河遗址也出土过两件大汶口文化的动物形陶器，一件类似于上述的兽形壶，另一件为猪形鬶。猪形鬶体态丰满肥胖，形象逼真，尾部有直立的鬶口，一环耳把鬶口与猪背相连，既实用又美观，是一件难得的陶器艺术珍品。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大汶口文化的螺蛳形陶壶，壶嘴是螺蛳伸长的脖子，壶背塑成一圈圈螺旋纹，造型像一只正在缓慢爬动的螺蛳，也非常别致。大汶口文化上述动物形陶器与仰韶文化的鹰鼎不同，它们在艺术上充满了生活气息，似乎是大汶口人实际生活的再现。猪形鬶的出现又与大汶口人普遍饲养猪，并大量用猪头作随葬品的习俗相吻合，表明猪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在其它原始文化中也有动物形陶器。如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的鸟形壶，就属于以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的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300年）的早期遗物。它也是把动物形象的塑造和陶器的造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杰出实例。所有这些动物形陶器，都既是生动的原始艺术品，也是实用器皿。它们同上述常用器的特殊造型一起，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造型艺术的重大进步。 陶器的装饰艺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装饰艺术已经完全成熟起来，不仅各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有不同的装饰特征，而且各种装饰形式，如压印、拍印、戳印、剔刺、刻划、镂孔、附加堆纹、彩绘，甚至雕塑都广泛得到应用，有的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彩绘装饰已成为这一时期陶器装饰艺术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下面将对此专门介绍。这里主要介绍其它形式的装饰。 仰韶文化的陶器是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它的装饰以压印的粗细绳纹和刻划的弦纹为主，也有少量拍印的蓝纹和附加堆纹；粗细绳纹往往在器表上面积不大地交错或重叠出现，弦纹一般在肩腹部突出部位刻划几圈。在仰韶早期还常见一种排列整齐的剔刺纹。最有特征的是彩陶装饰。同时雕塑也是其常见的装饰手法，多采用动物头像塑成器盖或器钮。 大汶口文化陶器的一大特点是陶色多样化，有红、灰、黑、黄、白几种。其中黑陶的胎质多呈红色或灰色，实为一种黑皮陶。少数高柄杯颜色乌黑，器表发亮，器壁较薄，开创了后来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的先河。白陶以纯净的坩子土制坯，经高温烧制而成，质地细腻，陶质坚硬，器壁较薄，代表了一种新的制陶工艺。陶器装饰也有压印的点纹、刻划的弦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而不见绳纹。红、黑、白多色的彩绘装饰也是其鲜明的特征。但最流行的是镂孔装饰，多施在豆和高柄杯的器把上。镂孔有圆形、三角形和菱形几种，装饰在豆把上的是各种形状的镂孔混合运用，排列整齐有序。高柄杯上多用圆形镂孔，并同刻划纹组合在一起。 以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大溪文化的陶器也是以红陶为主，此外还有灰陶、黑陶和少量白陶。泥质红陶常见施有红色陶衣。装饰也有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和彩绘等，但缺少绳纹。最有特征的是戳印纹，有圆形、半圆、新月形、三角形等不同样式，通常成组地饰于圈足部位，而且印痕较深，有的已类似于浅浮雕形式，有复杂精细的构图，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显著特征，同时也有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陶器的装饰有刻划、压印、拍印和戳印等方式，其中拍印的绳纹较多，但最丰富的还是刻划纹。刻划纹常见有几何纹、弦纹、贝齿纹、斜线纹、波浪纹、锯齿纹、圆圈纹、篦点纹等十几种形式，其中以前三种最流行。不少刻划装饰以两种纹样组合而成，有的还是3种或4种组合在一起。它们多装饰在陶器口沿突出部位上，构成或简或繁的图案，排列整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黑陶盆外表用细密的线条刻划着一捆稻穗，从沉甸甸的稻穗上可以看出作画者对丰收的喜悦；另一件灰陶片上还刻划着有五片肥壮叶子的一株花草；还有一个方形陶缽外表两侧各刻划着一只逼真的猪纹，长长的嘴和高耸的鬃毛，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一头野猪的形象，这些都说明河姆渡人已掌握了高超的刻划技巧。 以内蒙敖汉旗赵宝沟遗址为代表的赵宝沟文化（年代约公元前4900年左右），也是一种以压印纹和刻划纹为主的装饰艺术。它的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黑灰陶为主，也有少量泥质灰陶。陶器上压印的"之"字形线纹是其一大特征。它继承了先前兴隆洼文化的传统，并成为这一地区各种原始文化最普遍流行的一种纹饰。刻划的几何形线纹，往往以双线刻划成双勾纹、菱形纹或交错曲线纹，双线之间还填以斜线或篦点，构图极有规律。特别是在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尊形器上，发现刻划有猪首蛇身和鸟首蛇身的"龙"纹与勾连云纹交错装饰的复杂图案，被称为"灵物纹样"。这个纹样不仅表现了娴熟的刻划技巧，还体现出一种神秘的气息，可能是小山人对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这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纹装饰图案，它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 总之，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装饰已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各种纹饰已应用了连续、反复、对称、平衡等装饰原理组成有审美意义的图案。陶器装饰已不单是为了实用，而具有了形式美的价值，表现出人们的思想情趣和爱好。同时，装饰与器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器形有不同的装饰，就是同一种器形，由于用途不同也有了不同的纹样。多数装饰都位于陶器最突出的部位，与当时人们或站立行走，或席地而坐的日常生活习惯相一致，充分地适应了人们的审美要求。这一时期，许多装饰精美的陶器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原始艺术珍品。无论是从陶器装饰艺术还是造型艺术上来看，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氏族先民已具有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为原始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2。彩陶艺术的灿烂 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国彩陶艺术灿烂的时期。这时，在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相继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彩陶，成为中国原始艺术中一朵朵盛开的奇葩。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彩陶艺术主要是在三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即仰韶文化所分布的黄河中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占据的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两岸大溪文化散布的地区。虽然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微弱的彩陶艺术，但这三个地区却是这一时期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三个中心。下面，让我们分别来看着它们的发展情况。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在西起渭水上游的甘肃东部地区，东到华北平原，北邻长城沿线，南抵长江北岸这一广大的地区内，仰韶文化发展了长达2000年之久，包括大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广大的地域，使仰韶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许多文化类型。关于文化类型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从彩陶艺术上来看，仰韶文化主要可以分成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这些不同文化类型彩陶的特征，区别尤为明显。 半坡类型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这一类型是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约公元前5000-前4500年）。它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东可到豫、晋、陕三省交界处，西达渭水上游进入甘肃地区，北上黄土高原直抵河套一带，南越秦岭依傍汉水上游。半坡类型的彩陶是继承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在渭水流域萌芽的老官台文化彩陶而发展起来的。虽然彩陶在半坡类型整个陶器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器形上它以泥质磨光红陶的卷唇圜底盆，折腹平底缽、小口细颈壶和敛口束腰的葫芦瓶为主要彩陶器，而没有了老官台文化彩陶的红三足缽。在纹饰色彩上，早期还流行着老官台文化彩陶盛行的红彩纹饰，但中后期却以黑彩为主，形成一种红地黑花的强烈反差。从花纹来看，它有人面纹，包括象生性鱼纹、蛙纹和鹿纹等在内的动物纹、植物纹、宽带纹和以三角形为基本元素组成的几何形图案，以及其它花纹等不同样式。一般说来，在半坡类型早期流行黑彩的人面纹、象生性动物纹和简单的三角纹、红彩或黑彩的波浪线纹、网纹、宽带纹等，它们多装饰在器物内表及口沿上。晚期则盛行以三角形组成的几何形图案，而且往往是呈带状地装饰在器物外表最突出的部位，清楚地表现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装饰艺术效果。 半坡类型的彩陶在装饰艺术上已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人面纹多是发髻高挽的人头和鱼纹的组合，两条象生性的鱼纹，或是在人面的双耳旁相对，或是在人的双腮处相对，利用相对的两条鱼巧妙地构成人的双耳或口，表现出很高的装饰技巧。这种纹样当是半坡人在祭祀或庆祝活动中头部装饰或所戴假面具的写照，也许还反映出一些原始的图腾信息。人面纹还同鱼纹或网纹两两相对的呈对称性分布在器物内表，也有的单独画在外表上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美。在陶盆内表等距离画着的四只奔跑的小鹿，造型简洁，形态如生，尤其当从上往下俯视的时候，口沿上的黑彩装饰恰如一个圆形的围栏，把奔跑的鹿关在了里边，最清楚地表现了双关法的装饰艺术。鱼，是半坡彩陶装饰最引人注目的题材。它不仅数量最多，描绘得生动传神，而且还极尽变化。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象生性的鱼纹是经过怎样变化而达到抽象的几何形图案。在一件菱形鱼纹折腹圜底缽上，用鱼形变化的菱形图案，巧妙地组织了两条相对游动的鱼形图画，在两个鱼头中的小方块里，可以看到鱼张开了的嘴，炯炯有神的双眼，使人感到这两条鱼正在扑面游来。正如美术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构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实际正是欧洲进入20世纪以后艺术家们所追求而望尘莫及的意趣"。 庙底沟类型以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为代表。它属于仰韶文化中期遗存（约公元前4000-前3600年）。分布范围基本与半坡类型相同，但要比它略大，东南西北四面都向外有了扩展。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在数量上有了增加，器型也增多，但主要是敛口曲腹的缽、碗、罐和翻沿曲腹的盆，都是泥质磨光红陶或橙黄陶。同时，在色彩、纹样和装饰手法上也都进一步成熟起来。色彩上，虽然仍以黑彩纹饰为主，但部分已采用了白色陶衣衬底，使黑彩纹饰更显醒目，装饰艺术效果更为强烈。后来又发展出在白色陶衣上兼用红、黑两种色彩的纹饰，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面貌。在花纹上，主要有三种，一种以象生性鸟纹为主的动物纹，另一种以连续的钩叶、圆点组成的带状图案，再一种以凹边三角或者加圆点与细线组成的几何形图案。此外，也有个别的象生性蛙纹和圆点纹、平行线纹、网纹等简单纹样。它们都装饰在器物外表最突出的部位，而未见有内彩。 三种主要的花纹中，后两种都不好给它们取一个简化而形象的名字。有称之为旋花纹和叶状纹的，也有称为蔷薇花或玫瑰花纹的。其实，同半坡类型的几何形图案一样，它们也是一种更复杂更富于变化的装饰图案。初看起来似无规律，仔细辨识，它们都是极工整极有规律的带状装饰图案。用钩叶和圆点组成的图案，一般都是以二方连续的形式，个别也有三方连续的，呈带状地环绕器壁一周。有的在二方或三方的连接处，由于器物的大小有差别，而出现了多余的部分，又以钩叶、圆点或凹边三角巧妙地加以填补连接，充分显示出娴熟的装饰技巧。用凹边三角或者加圆点与细线组成的图案，一般都是以一方或单元连续的形式呈带状地环绕器壁一周。由于三角形、圆点这些形状都是几何形的基本元素，元素简单，所以容易结合安排，组织起来的图案比钩叶圆点的图案也更规整，更富有几何形，变化也极多。尤其是还采用了原地露形的表现方式，从原地露形看，它们像叶状的蔷薇花或玫瑰花，但如从彩纹本身看，它们又是极工整的连续带状几何图案。这种装饰艺术上的双关法或多效装饰法把图案的对称性、平衡性和生动性等艺术效果都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再衬以醒目的白陶衣，虚实相间，黑白互衬，确实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从庙底沟类型的这两种装饰图案上，可以看出，庙底沟人已经掌握了多种不同的装饰艺术手法，使中国原始装饰艺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河村类型以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的这一类型，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约公元前3600-前3000年）。有些人称之为"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分布范围很小，主要在洛阳至郑州间，位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往西过不了豫西，往北几乎未能超越豫北地区，往东止于豫东一带，往南也不出豫西南，与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比较起来，它显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性类型。但它的彩陶一开始却非常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色彩更加丰富，流行在白陶衣上用红黑两色相间绘彩的装饰，图案也更加复杂，以至于很难给它们取一个适当名字。像三角形、钩叶形、圆点、太阳形、六角星形、篦梳形、植物形，甚至X和S形都是它最常见的纹饰组合母题。不过，彩陶图案仍然是带状式的分布在器表最突出的部位，而且在带状内一般分为上下两层，有的还是三层，已有了增加层次，突出主体的装饰效果。同时，由于敛口鼓肩曲腹罐的大量使用，使它的图案正视是一种装饰，俯视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图案，这种多效装饰艺术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所不曾有的。而红黑彩相间的纹饰，在白陶衣衬托下，更富于装饰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它的晚期，以单独的红彩所绘的图案中网状带纹居于上层，下面配以X、S形等符号，纹样形式简单而草率，色彩也恢复到彩陶萌芽时的红彩上，不仅形成一种固定的图案，也显示出彩陶装饰趋于僵化，走向衰退没落的特色。考古发现的事实证明，黄河中游的彩陶艺术在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以后，在大河村类型结束时，也同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里告别了历史舞台。 除上述三个主要类型外，在关中地区还有一种介于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之间的"史家类型"。它是以陕西渭南史家遗址为代表（约公元前4500-前4000年）。这一类型的彩陶数量不多，主要是彩绘葫芦瓶，用黑彩绘着鱼纹和鸟纹组成的较复杂的图案，图案装饰艺术似乎也没有一定的规律。一般认为是表现了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彩陶装饰的过渡形态。 另外，还有一种属于仰韶晚期的"西王村类型"，以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仰韶遗存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关中和晋南地区。这种类型彩陶极少，而且装饰十分简单，用红彩画一些草率的线条，也显示出彩陶艺术衰落的特征。目前考古界一般认为，在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通过史家类型发展到庙底沟类型，然后再发展到西王村类型而走向结束。在中原地区，类似于庙底沟类型的大河村一、二期发展到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的发展亦告结束。然而不管怎样，半坡、庙底沟和大河村三个类型，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彩陶艺术发展的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不容置疑的。从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在黄河中游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最初继承了老官台文化以红彩为装饰的彩陶艺术，在仰韶早期逐渐被黑彩所代替，到仰韶中晚期又一起组成红黑相间的复彩装饰，最后又回到原来的红彩上，从而结束了彩陶装饰艺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老官台文化具有双关装饰艺术的红宽带纹也被仰韶早期的彩陶装饰完全继承，并广泛流行起来，变成黑宽带纹，另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装饰花纹。仰韶文化彩陶的装饰花纹在一条弦线式的宽带纹的影响下，都呈带状地分布在陶器表面最突出部位的一周。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原始人的审美情趣。并且，各种花纹变化成复杂的图案，既有了平衡对称的装饰艺术原理，又表现出变化统一的熟练技巧。我国传统装饰艺术常见的手法，如对比法、分割法、开光法、双关法、多效装饰法等都已形成，从而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达到了审美与实用，装饰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种渊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各个时期。诚如一位著名的英国史前考古学家在研究了仰韶文化彩陶艺术以后指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不仅是中国的陶器装饰艺术，而且是书法和绘画艺术的一个悠久传统。"事实正是如此。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那些鱼、鸟、蛙纹，以及似花的几何形图案，不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花鸟画的源头吗？绘画史家曾认为中国的花鸟画是从工艺装饰和配景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的。然而在中国的彩陶艺术中，也有独立的绘画作品。1958年在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一件半坡类型的细颈壶上，用黑色线条生动地描绘着一只正在啄鱼的鸟，已经表现出绘画者的某种意图了。它同史家类型小口瓶上鱼、鸟纹组合的图案还不一样，后者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或图腾的表现，而它完全是一幅写实的形象绘画。类似的绘画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河村类型中也有发现。如1979年在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发现的一件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彩陶缸上面用白彩画着一只白鹳正衔着一条鱼，旁边还竖立着一把安柄的石斧，鱼和石斧还用黑线勾边，这也是一幅有某种意义的图画。这些都是从彩陶艺术衍生而来的中国原始绘画艺术的早期作品。 仰韶文化还有后岗和大司空村两个类型。它们的彩陶艺术具有与上述类型不同的特征。 后岗类型以安阳后岗仰韶文化为代表。考古界一般认为它属于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其分布主要在豫北和冀南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南部。这个类型的彩陶不多，装饰艺术也很简单，流行红色彩绘，花纹多是红宽带纹和成组的红短线条纹，多装饰在器物口沿处，没有形成什么图案。和半坡类型比较起来，要显得原始、幼稚得多。 大司空村类型以安阳大司空村仰韶文化为代表。其分布范围与后岗类型相同，晚于后岗类型，属于仰韶晚期遗存。大司空村类型的彩陶比后岗类型要多，同时与后岗类型一样流行红彩装饰，但纹饰更整齐，流行以凹边长角的三角形与平行细线相间组成的连续带状图案，有的还分上下两层组合，极有规律。既不见有早期彩陶的特征，也没有彩陶衰落的迹象，显然比后岗类型的彩陶艺术要发达。 华北平原南部这两个有彩陶的文化类型，分布偏离黄河中游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用彩不同于前述类型，纹饰上也有区别，表明它们是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化类型。很可能，它们的彩陶是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影响下产生的。彩陶艺术在这里出现的时间较晚，发展的时间也不太长，说明这里不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考古学家曾主张把它们从仰韶文化中划分出去，单独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看来这并非没有道理。 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艺术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黄淮平原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是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它在中国东部沿海这块土地上发展了一二千年之久（包括大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的一段时间）。大汶口文化也是一个含有彩陶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它的彩陶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大不相同。彩陶在整个陶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有彩绘的器类却不少，不仅缽、盆、罐上绘彩，而且在鼎、豆、壶、盉，甚至觚形器上都绘彩。彩绘的色彩也呈多样化，有红彩纹饰、黑彩纹饰、红黑和黑白纹饰，甚至红黑白三色纹饰等。彩陶仍都是泥质磨光红陶，大多都先涂有陶衣，以红色陶衣为主，也有白色陶衣。最引人注目的是白彩不仅作为陶衣，而且还作为纹饰本身的色彩来应用，象黑白彩纹饰和红黑白三色彩纹饰都是中国其它地方彩陶所未见的。花纹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线条组成的平行线纹、波折线纹、波浪线纹、连续三角网纹、旋涡纹等图案，以及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圆点纹、六角或八角星纹等。它们一般也呈带状装饰在器表最突出部位，有的也分为上下两层。这是大汶口文化彩陶数量最多、最流行的一类纹饰，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代表了大汶口文化彩陶的主要特征。另一类是类同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所谓花瓣纹和钩叶圆点纹的图案，但它们的色彩更丰富。这一类仅在少数遗址发现，而且数量不多，不应作为大汶口文化彩陶的主流，可能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产物。 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的发展也经过了三个阶段。早期，有单色红彩或黑彩所绘的简单带状纹，稍后流行起了白衣多色彩陶，同时出现了类似庙底沟类型的花纹图案。中期彩陶增多，白衣或红衣的多色彩陶占了主流，其中以黑色波折线间以斜方格纹组成的带状花纹为主，也有类似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稍后流行一种简朴的红色圆点纹。晚期彩陶锐减，以黑白线兼施的旋涡纹为代表。这三个阶段基本勾画出了大汶口彩陶艺术的发展趋势。大汶口文化是在继承当地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而得名的北辛文化中仅有零星的红色或黑色宽带纹彩陶。而在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彩陶也绝迹了。因此，在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彩陶艺术的发展是同大汶口文化相始终的。它以多色彩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中心。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大溪文化，是以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这里是它分布范围的西部边缘，它的中心区应在鄂东的江汉平原及长江两岸。其北顺汉水达鄂北、鄂西北，而进入陕南地区，其南已到洞庭湖周围，往东已到黄石市。大溪文化在这一区域从大约公元前4400年发展到公元前3300年，达1000余年以上，也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彩陶艺术。它的彩陶数量不多，一般是在泥质红陶外表先涂红陶衣再画黑彩，有的是橙黄陶绘黑彩或红彩，个别也有白陶衣上画黑彩或红彩。彩陶花纹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常见以线条组成绞索纹、平行线中夹横人字纹，以及菱形网络纹、短条变形绞索纹、旋涡纹、谷穗纹、变形回纹、齿状纹等。这是大溪文化彩陶中数量最多，最流行的一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它们的构图有的是布满整个外表，且分成上中下三部分，整齐对称，富有图案性。大多数呈带状装饰在器物突出部位，但图案性不强，偶然也见画在内表的内彩。这一类花纹应是大溪文化本身固有的装饰特征。另一类也类似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和钩叶圆点纹的图案，但仅发现于长江北岸的个别地点，并不是大溪文化彩陶的主流，一般认为这类彩陶装饰是受庙底沟类型影响而出现的。大溪文化的彩陶器以筒形瓶最常见，此外还有圆唇浅腹盆、小口或直口罐、器座、类似蛋壳的单耳杯和圈足碗等。筒形瓶常常周身印满分上中下三层装饰的整齐图案，有的上下两层图案相同，中间配以其它纹饰，有的三层花纹都相同，各具有连续带状特点，它流传到了大溪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最有特色的还是蛋壳圈足碗和单耳杯，圈足碗体形较小，实为圈足杯，胎厚仅1毫米左右，薄似蛋壳，制作相当精美，代表了大溪文化较高的工艺水平。蛋壳彩陶的整个外表，一般用棕红彩上下画两圈粗线条，中间夹以菱形细线网格纹，有双排连续网格，也有单排或单个网格排列的，还有的在内表也用红黑彩绘着复杂的图案，其基本构图与其它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判然有别。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也经过长期的发展。它的早期彩陶较少，中期才鼎盛起来，并产生了蛋壳彩陶艺术，而且一直持续到它的晚期。同时，在江北和江南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点。江北的江汉平原彩陶明显带着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江南洞庭湖沿岸却以漩涡纹和变体卷云纹彩陶而富有当地特征，同时也没见庙底沟彩陶的影子，说明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在长江中游没有跨越过长江（但洞庭湖周围所见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表明仰韶文化的影响已达江南）。大溪文化的彩陶虽然产生的时间比仰韶文化晚，大约是在仰韶文化早期后半期才与大汶口文化几乎同时出现了彩陶，但它却创造了自己富有特征的彩陶艺术，尤其是蛋壳彩陶艺术，表现了很高的创造力。而且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彩陶持续不断，并被它的后继者屈家岭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继承了下来，一直保持着繁荣的局面。因此不可否认，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也是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一个中心。 除上述彩陶艺术发展中心以外，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几个文化中，也偶然见有零星的彩陶。如河姆渡文化的两次发掘仅发现5片彩陶片，上面绘有黑褚色或咖啡色的复杂图案。在其后的马家浜文化中也只见个别彩陶，如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层的彩陶圈足杯和上海青浦崧泽中层的彩陶豆，绘的是简单的红色条纹。在这两个遗址还发现了几片白衣黑彩的凹边三角加圆点的彩陶片，类似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反映出马家浜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联系。在西边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中个别陶器上也绘有彩色，如敞口浅腹圜底盆内表绘有红色三角网纹，红陶鼎上先涂以红陶衣再用黑彩绘两圈线纹。这些数量稀少、装饰简单的彩陶的发现，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不是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那里水网密布，土壤潮湿，不具备发展彩陶艺术的客观条件，或许是由于那里氏族先民的审美观念并不喜欢表现在彩陶艺术上，而主要表现在如陶器的刻划和镂孔装饰上。长江下游地区有公认为发达的陶器刻划和镂孔装饰，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也有一些彩陶。以内蒙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的这一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主要分布在内蒙东南部及辽西地区。这里的彩陶也是在泥质磨光红陶上绘以黑色和紫色彩，其中，以平行线组成连续垂幛纹和以三角或菱形组成鱼鳞式图案最富有地方特色。前者多装饰在深腹罐上，后者多装饰在平底碗上，除了整齐连续的装饰艺术以外，未见有其它装饰手法。红山文化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它的彩陶也不无仰韶文化影响的踪迹。但红山文化的彩陶在辽西地区有自己长期的发展历史，从年代略晚的小河沿文化中明显带有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影响来看，辽西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中心。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彩陶艺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三个地区。特别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经历了发展、繁荣和衰退的全过程，产生了多种不同风格的装饰技巧，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给其它地区彩陶艺术的发展以有力的影响。通过黄河下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已扩大到长江下游南部地区；在长江中游地区，通过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也已越过了长江，由此沟通了中国南北的文化交流。在庙底沟类型时期，各地出现的与之相似的彩陶花纹，正表明这时中国东西南北的原始文化开始了一个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终成为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早形成过程。由于黄河中下游的彩陶艺术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因而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又转移到了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继续保持着繁荣兴旺的局面。 3。原始雕塑艺术 原始雕塑艺术的兴起，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时的原始雕塑艺术已经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单纯陶塑艺术和对实用工具的艺术加工，发展成包括陶塑、蚌壳摆塑、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在内的各种艺术。不仅雕塑的质料大大增多，而且雕塑的内容也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表现手法更加成熟。除线雕和浅浮雕以外，还出现了立雕和圆雕；除单面雕外，也有了双面雕，甚至多面雕。 陶塑陶塑是一种材料易取加工方便的原始艺术，也是原始雕塑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塑艺术已有了人像、动物、房屋和舟船模型等各种内容，其中，有些已成为独立的雕塑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它已广泛流行于几乎所有原始文化中。 人像陶塑是最流行的一种，包括人面和人形两种。人面陶塑多用于陶器装饰，以仰韶文化出土最多。年代最早的一件，就是宝鸡北首岭遗址半坡类型遗存中发现的彩绘人头塑像。它用泥质红陶塑成椭圆形的人头，双眼和嘴雕空，塑有眉、鼻、耳，五官俱全，位置适当。尤其是面部施红彩，头发用绳纹表示，须眉涂抹上黑彩，形象地表现出当时男性的特征。这也是把彩绘和雕塑相结合的最早作品。类似人头塑像，在陕西的许多遗址和河南陕县等地都有发现，但它们都没用彩绘。1964年在甘肃礼县高寺头遗址也出土一件半坡类型的陶塑人头，整个面部圆而丰满，双眼雕空，隆起的三角形鼻子上还有两个小鼻孔，头上塑有一条装饰带，人面雕塑的比例匀称，已具有较熟练的技巧。在天水柴家坪发现的一件人头像，把人的面部特征刻划的最为细腻，除五官外，连眼皮、面颊、人中和嘴唇都很逼真，成为半坡类型人头塑像水平最高的一件。1974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还发现一件彩陶瓶口上雕塑人头像，面部五官形象生动，头上有披发，前额还有一排整齐的短发。它作为彩陶瓶的小口，以瓶身装饰的彩绘花纹相衬托，恰似一件优美完整的艺术品。此外，在该地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多件人面塑像组合在一起的实例。它是在陶器的器口分别塑着两个成年和一个小孩的三具人面像，呈三位一体的组合式，也是一件多面雕塑的最早作品。实属别致而又新鲜。1977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陕西洛南县征集到一件仰韶文化泥质红陶人头壶，是把葫芦瓶的器口塑成一人头形，形象比大地湾小口瓶上的人头像更加逼真。以上雕塑都是作为陶器的附属装饰而作。独立的人像陶塑，最早发现在北首岭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为一件半身人像，圆肩束腰，头已残，双臂叠放于身前，手上刻划有5指。较完整的一件，是陕西临潼邓家庄遗址出土的半身人像，属于庙底沟类型，头戴高冠，五官端正，挺起的胸脯上还有两个乳头，已具有立雕的风格。 除仰韶文化外，在全国许多原始文化中均发现有陶塑人像。如河姆渡文化的陶塑人头像，用夹炭黑陶捏塑而成，其中一件为长脸尖下巴、光头，前额和颧骨突出，已具有圆雕的风格。属于大溪文化的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下层，出土一件泥质红陶圆雕人头像，呈椭圆形，刻有眼、鼻孔和嘴，吻部和眉骨明显突出，人的面部特征表现准确。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陶塑人头像，系用夹砂褐陶捏塑而成，除口、耳、鼻、眼外，双眉突出，左右连成一条线，还雕有两个鼻孔。近年来在辽宁东沟县后洼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中，还发现一些夹砂红陶人头和人半身塑像。其中一件最完整的人头像，头呈圆形，有长颈，面部有两个内凹的大而圆的眼睛，周围还刻划有圆形眼框，下面一道弧线表示嘴，已具有了写实和写意两种表现方法。有的人头面部仅用三道短线分别表示双眼和嘴，还有的在一个人头上捏塑两个人面，显示出富于变化的雕塑技巧。 最著名的陶塑人像，当属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孕妇裸像和在建平县牛河梁发现的同一文化的彩绘女神头像。前者把孕妇的曲线和肥硕躯体表现得非常逼真，后者生动的面部造形，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眼睛，把女神的智慧和安详表现得淋漓尽致。牛河梁的女神头像，最大的竟如同真人般大小，而且除头像外，还发现有形像逼真的手、肩、臂、乳房等残块，显示出当时的雕塑技巧已达到很高水平。这些塑像发现在大型原始宗教建筑中，可能用于祭祀。 从上可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塑人像已相当普及。人已作为当时原始雕塑的主要题材之一，反映出氏族先民对人的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动物陶塑也是这时最流行的一种，其数量和种类甚至比人像还多。它包括猪、牛、羊、狗、鱼、鸟、蚕、壁虎等多种，大多系独立的雕塑品。 陶猪在许多原始文化中均有发现。河姆渡文化的一件，堪称上乘之作。 它系用红褐陶捏塑而成，体态丰满，肌肉突出，长鼻、方短腿、低头拱嘴，腹部下垂，像一头驯养的家猪形象。北京平谷上宅文化（第五层，碳14测定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也出土一件泥质红褐陶塑猪头像，长鼻子上塑有猪唇，形象逼真，雕塑手法熟练简洁，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大汶口文化中，除前述猪形陶鬶外，在曲阜民山和江苏邳县刘村遗址，也发现过立雕的陶猪。此外，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和辽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中层都曾发现此类雕塑。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还出土过仰韶文化的陶塑猪头盖钮。反映出这一时期猪作为家畜已相当普及。 陶牛安徽望江汪洋庙遗址出土过一件薛家岗文化的陶塑牛头，虽残，但也能看清楚嘴、眼和牛角，像是水牛头。此类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艺术中还十分罕见。 陶羊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件，有头、耳、四肢，虽然表现方法还显幼拙，但是一件独立的陶塑艺术品。北京上宅文化中也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饰品。临潼姜寨遗址中曾发现仰韶文化的羊头器钮，有嘴、鼻、眼、眼睛圆突，嘴半开闭，造型较生动。这些陶羊同陶猪一样，也是这一时期人们饲养的家畜的艺术表现。 陶狗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件夹砂红陶盖钮是捏塑成狗的形像，作昂首竖耳的趴卧状。另一件陶块上也浮雕着形像逼真的奔跑状小狗。西安半坡的兽形盖钮和大汶口的兽形陶壶，也都像狗的陶塑。湖南汤家岗遗址也出土过大溪文化的陶塑狗头。 陶鱼仅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一件完整的立雕品，鱼身浑圆，腹下塑两鳍，张嘴圆眼，通体饰象征鳞片的戳印圆圈纹。在另一件敛口缽上发现有堆塑的鲵鱼纹。 陶鸟前述华县太平庄所出的鹰鼎是最著名的作品。类似的形像还有华县柳子镇出土的枭头器盖和陕县庙底沟遗址的鸟头形器耳，前者还饰满了戳印的点纹，以象征羽毛，既增加了真实感，又显示出浓厚的装饰趣味。半坡遗址的鸟头形盖钮也是如此。姜寨遗址的陶鸟是一件独立的陶塑品，可惜头和尾已残。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过一件半坡类型的陶鸟。庙底沟遗址出土了一件长脖子鸟头形盖钮，脖子上饰有弦纹。这些都是仰韶文化中的鸟形陶塑。河姆渡文化中发现过双飞燕浮雕盖钮。湖南松滋桂花树遗址出土过一件大溪文化的红陶鸟形盖钮，恰似一只飞落于树干的鸟，颇有寓意。总之，这一时期的鸟形陶塑多作为陶器装饰附件，独立的作品还比较少见。 陶蚕蛹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过一件半坡类型的陶蚕蛹，蚕身略扁平，头尖，通体雕刻八道沟槽分为9节，侧视非常逼真。上宅遗址中也出土过一件陶蚕形饰。这些可能是当时已开始养蚕的反映。 陶壁虎在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几件，均是塑在陶器口沿处，有的尾长且直，有的尾弯曲，有的背部刻划着线纹，有的背部戳印圆点，形象真实而生动。如果不是对壁虎的形态和生活习性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认识，不会雕塑出如此绝妙的作品。 房屋模型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塑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仰韶文化中已发现了多件陶屋模型，陕西长安五楼遗址发现一件方形攒尖顶式地面建筑模型。武功游风遗址发现的一件器盖钮，作圆形攒尖顶的地面建筑，其上开有圆形窗口，顶上有采光和散烟的天窗。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三件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房屋模型。两件是方形攒尖顶建筑，有房檐，前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另一件物圆形攒尖顶建筑，有房檐。这些都是当时房屋建筑的形象表现。 舟船模型前述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壶最著名。另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过一件仰韶晚期的舟形陶器。河姆渡文化的舟形陶器，其中一件侧视如半月形，俯视呈菱形，两头尖翘，一头还有穿绳系缆的设施，显然模拟自当时所用的独木舟。 蚌壳摆塑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墓葬里，发现以未经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的动物图案，是一种罕见的原始艺术。蚌壳摆塑图案一共有三组。北边第一组有龙、虎两种造型，分别摆塑在第45号墓男性墓主的左右两侧。龙、虎头朝下，背对人。龙与人骨架大约等长，昂首曲颈，弓躯伸尾，状如腾飞之势。虎略短，低头垂尾，状似行走。中间第二组也有龙、虎、鹿等动物，均摆塑在一起，不易分辨。南边第三组，龙、虎形象较清楚，二兽背相对，头相反，龙作回首观望状，背上似骑有一人，在它们周围还有一些散乱的蚌壳。这三组图案均用白色蚌壳密集平铺而成，造型富有立体感。其中龙形图案较真实，与常见古代的龙形相似。龙是中国传统的权力崇拜物，虎是兽中之王，二者一起象征着权威的力量。男性成人死后以龙虎为伴，似乎表示死者所具有的权威。目前学术界对这三组龙虎图案性质的解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当地仰韶人的一种原始宗教或图腾崇拜。但不管怎样，龙的蚌壳摆塑图案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早期，黄河流域的氏族先民就已经创造出龙的形象。 木雕木雕艺术以河姆渡文化最发达。这是河姆渡人擅长于木工技术的产物。 在他们的干栏式房屋木构件上就常见有阴刻的几何形图案和植物茎叶花纹。他们制作的许多木器，如木桨柄部也刻有几何形花纹。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圆雕木鱼和鱼形柄木匕。 圆雕木鱼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刻的一条完整的鱼。鱼的体态浑圆肥胖，有嘴、眼、鳃、尾，鱼身雕有大小不等的圆圈，以表示鱼鳞，把鱼的特征刻划得淋漓尽致，是一件典型的圆雕艺术品。 鱼形柄木匕是一件实用品，木匕顶端系圆雕的小鱼，小嘴、张口、圆眼，有宽大的鳃和尾，鱼的形象逼真。木匕上还阴刻着平行直线和斜线相间的几何形图案，雕刻精细。 同时，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木雕漆碗一件，口呈瓜棱椭圆形，有圈足，外表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涂料，微有光泽。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用红外光谱仪进行科学测定，发现朱红涂料的光谱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漆器的光谱极为相似，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漆器。 此外，在沈阳新乐遗址也发现有雕刻精美的鸟形柄木杖，用镂刻的线条雕出抽象的鸟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骨雕骨雕艺术是一种最古老的艺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骨雕艺术品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早的遗物。在陕西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骨雕人头像，是一件圆雕品，虽有眼、鼻、嘴等，人面特征雕刻还较粗糙。最擅长骨雕艺术的，是河姆渡人和大汶口人。河姆渡的骨雕艺术多系以平面线雕的方式对实用品进行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常用的骨匕上雕刻。如连体双鸟纹骨匕，在宽约3厘米的骨片上雕刻着两组相同的连体双鸟纹图案。每组鸟身以一圆圈相连，两鸟头相背，鸟头上雕有冠羽、圆眼和长长的钩喙，形象栩栩如生。其它如编织纹骨匕等也很精美。大汶口的骨雕主要是各种形状的骨雕筒，雕刻颇为精细。其中一件镶嵌着10颗绿松石珠，十分精美。此外，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出土的骨雕鹰首，也表现了很高的雕塑技巧，既是一件难得的骨雕艺术品，也是一件精美的实用骨匕。 象牙雕象牙雕刻艺术也是这一时期原始艺术的一个新成就。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中均有发现，尤以前二者最为突出。其手法已有平面线雕、浅浮雕、圆雕和透雕等几种，均是在实用品上雕刻。 河姆渡文化的象牙雕刻，以平面线雕为主，兼及浅浮雕和圆雕。制作考究，雕刻精细。有代表性的是线雕蝶形器，立雕鸟形匕和圆雕小杯几种。线雕蝶形器最精美。一件双鸟朝阳纹蝶形器，中间是一个由5个同心圆组成的太阳纹，上端刻有短线，似乎表示太阳的光芒；两边各有一个长脖钩喙的凤鸟，绕太阳引颈相对，与太阳纹相连的弧线，似乎表示鸟的长尾。这幅图案雕刻的线条熟练简洁，形象生动，堪称艺术珍品。另一件太阳纹蝶形器，正面下端中部也是一个由5个同心圆组成的太阳纹，上面刻有象征光芒的短线，太阳中心是一个圆点；上端两侧用弧线刻着云彩，云彩中心有心形镂孔；边缘用平行线构成边框，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蝶形器的用途，考古界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原始狩猎工具，有人认为是某种偶像崇拜的冠冕。但像这两种用贵重材料精雕细刻的蝶形器，不会是生产工具，它们可能是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祭祀礼仪用品。 立雕鸟形匕整体被雕成富有立体感的鸟形，柄端为鸟头，中间为鸟身，下面是扁长的鸟尾，其上还有阴刻线纹组成的图案，整个作品美观、实用，具有立雕的风格。 圆雕小杯外表打磨光滑，口沿下阴刻交错平行线纹组成的带状图案，其下雕刻着少见的蚕形纹。 大汶口文化的象牙雕刻以透雕为主，兼有线雕和浅浮雕。主要是对梳、筒、琮等实用品进行艺术加工。其中，以前二者最能代表这一文化的牙雕水平。 象牙梳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呈长方形，比人的手掌略大，下端有16根细密的梳齿，梳身以透雕镂刻着8字形图案，系用一组组平行的三道条孔组成，周围也有同样条孔组成的长方形边框，顶端刻有3个圆孔和4道小缺口，雕刻十分精湛。 象牙筒最大一件直径约11厘米，高近10厘米，周身透雕规整连续的花瓣纹图案。另一件筒形圆整，周身被雕成竹节状，制作颇细腻。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 石雕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雕艺术已发展成独立的雕塑艺术，为原始艺术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以北京平谷上宅文化和辽宁东沟后洼文化的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 上宅的石雕多采用黑色滑石，立雕成小件装饰品，发现有形象毕肖的猴头形饰、象征性的鸮形饰、生动的小石龟和羊头等，雕刻都很细腻。 后洼的石雕均以黄色滑石圆雕而成，色彩明快，雕刻粗放，其数量和种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为少见。包括有人像、人头像、猪、鸟头、虎形饰、鸟形饰、鹰形饰、鱼形饰、蝉形饰、虫形饰等，已发现近30件。有代表性的如：人鸟双面雕（标本ⅠT1④：59）正面为人头像，背面雕一回首鸟头，利用人头作鸟身，人头顶刻划交叉细线，既表示人的头发，也表示鸟的羽毛，又利用人的耳部雕成鸟腿。这件把两种不同的形象巧妙地组合成一件完整的雕塑品，表现出独特的构思技巧。 半身人像（标本ⅤT1④：8）为背面平齐的长条形，尖头顶，头上用6道向后的凹槽表示披发，浮雕双眼，突出的鼻子，鼻下的方形凹坑表示嘴，显出脸颊和下颚的丰满圆润，身上的交叉斜线似表示服饰，整个作品的雕刻简练而传神。 石雕猪（标本ⅡT14④：1）系在一个底面平齐的半椭圆形的一端，雕出略微突出的猪鼻和两个凹的圆眼，以表示猪头，而省略了猪身其它部分，为后洼石雕中手法最洗练的一件作品。 鸟头形坠饰（标本ⅡT1④：14）整体呈楔形，楔头磨光表示鸟的尖嘴，其上阴刻圆圈表示鸟的眼睛，后部穿一孔以便系挂。手法简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也是后洼石雕的一大特点。 另外，在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出土过一件双面石雕人面饰，它是在扁平的石片上以浮雕形式雕刻出两个人面形象，在这一时期的石雕品中较为罕见。玉雕玉雕艺术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雕塑艺术的重要内容。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出自以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为代表的新乐文化中，据碳14测定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但玉器的大量流行，是在这一时期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它们多是用作装饰品，同时也有玉铲、玉斧、玉刀等工具。最典型的是红山文化的玉雕艺术。 红山文化的玉器系选用优质岫岩石制成，多数呈黄绿色，半透明状，因这种石材产于辽宁岫岩县，故名为岫岩玉。它的硬度适中，质地细密，色泽光鲜。其制品种类多，造形复杂，其中玉龙、玉螭、玉龟、玉鸟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玉龙1971年出自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黑绿色，龙为圆柱细长身，卷曲呈C形，头部雕刻较细，长嘴、猪鼻、鼻上有双鼻孔，双眼呈菱形凸起，头顶向后卷起一高耸的长鬃，额顶和颚下阴刻细密的网纹，龙身中部穿有一孔，通体晶莹光润，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形玉雕。 玉螭也称猪龙。1983年在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出土两件。其中一件黄绿色，卷曲呈环形，猪头大竖耳，线刻双圆眼，粗圆身，与嘴相接，无足，颈部有穿孔。雕琢光洁。另一件白色，较小，形式相同。赤峰市巴林右旗，敖汉旗等地都有出土。 玉龟1973年在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发现两件。淡绿色。 一件头微缩，背部鼓起，雕有眼、口、爪、尾等细部，另一件作伸头状。玉鸟胡头沟遗址出土三件，淡绿色，均作展翅状。类似玉鸟在东山嘴遗址也有发现。 通观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雕塑艺术，其中陶塑最为普及，多以人像和动物题材为主，表现手法多为写实。其次是石雕，艺术风格有从写实到抽象的发展趋势。而象牙雕和骨、木雕，则是以审美和实用并重，多在实用品上进行艺术加工。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红山文化的雕塑艺术具有原始宗教的色彩，但其陶塑仍以写实为主，玉雕则多用抽象而神秘的表现方法。不论哪种雕塑，都已采用圆雕、浮雕和线刻等不同表现手法，并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不同对象的神态，开始形成中国雕塑艺术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尤其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具备创作大型雕塑的经验，他们已跨出蛮荒时代，不是只会搏泥巴的孩提了"。 4。神秘的原始乐舞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先民已经有他们的原始乐舞。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骨笛，我们似乎听到来自远古的笛声。那么，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乐舞是什么样？在古代文献中有相当多关于原始乐舞的记载，它们大多是古代流传的神话传说，不仅文字记录简略，而且还都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神秘的原始舞蹈最可靠的资料，仍然是考古发现的原始乐器及有关原始舞蹈的图画资料。 这一时期的原始乐器发现较多，多系陶土烧制而成，发现的种类有陶埙、陶响球和响器、陶铃、陶角号等几种。早先出现的骨哨这时仍在流行。 陶埙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一种古老的原始乐器。它们大多呈椭圆形、平底、中心空，表面有一至数个小孔，可以吹奏出不同高低的乐音。这种简单的原始乐器在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过。最早的当属仰韶文化的陶埙。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过两件仰韶早期的陶埙，为橄榄形，一端有一个较大的吹孔，尖缘上有一个凸钮，可以使气流进入埙中发出较大响声，另一端也有一个小孔，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这是最原始的一音孔陶埙。据音乐史家研究，它是从模仿动物鸣叫的哨子发展而来。类似的陶埙在临潼姜寨遗址也有发现，其中两件呈橄榄形，一端埙壁上有一个小孔，是与半坡所出相同的一音孔陶埙；但另一件为圆锥状，尖端有一个吹孔，中腹有两个小音孔。这种二音孔陶埙的出现是陶埙制作上的一个飞跃。它所吹出的三个音，可以构成包含一个小三度音在内的某种形态的音阶。音乐史家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此时已开始形成，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除仰韶文化外，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和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均发现过陶埙。但从目前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埙主要流行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一般来说，早期的陶埙都是橄榄形，体积较小，除一个吹孔外，仅有一至二个音孔；晚期的陶埙才呈蛋形，体积增大，音孔增多。陶埙中隐藏着古老的原始音乐的奥秘，已有许多音乐史家对此进行过研究。今天，音乐家已经复制出陶埙这一古老的原始乐器，使之登上了演奏现代音乐的大雅之堂。 陶响球和响器也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原始乐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过两件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响器，一件橄榄形，另一件馒头形，内有泥丸，摇之作响。由于它们不是球体，与陶响球形状不同，故称作陶响器。最早的陶响球也属仰韶文化早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曾发现三件，直径仅2-3厘米，内有小泥丸，轻摇作响，外表饰有指甲纹。如此小的陶响球，可能不会单个使用，集合数个一起摇动，响声则会更大。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也发现有许多陶响球，四川巫山大溪、湖北宜昌清水滩、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等地均有出土，其中宜昌清水滩出土的四件，内装石子，外表有镂孔和各种纹饰，显而易见，陶响球在大溪文化中极盛行。此外，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也出有陶响球。 陶铃发现不多，仰韶文化时就已出现。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两件半坡类型的陶铃，口大顶小，横断面均为椭圆形。一件为凹口，顶端平齐，上面有两个小孔，为系绳悬挂之用，铃壁两侧各有2孔。另一件顶端圆凸，只在铃壁开有小孔。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有仰韶文化的陶铃（原称陶钟），口大顶小，但顶上有柄，肩两侧各有一小孔。 陶角号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和陕西华县井家堡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均发现过，呈牛角形。经吹奏，能发出宏亮的声音。但有人认为它们是原始巫术活动中使用的法器。 骨哨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较多，共出土约150件左右。均系鸟禽类肢骨制成，表面开有两个音孔，个别的有3-4个音孔。类似的骨哨在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和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也曾发现。骨哨，一般认为是原始人类狩猎时用于诱捕猎物的一种拟声工具。但河姆渡遗址的骨哨，在平时可作狩猎工具用，在欢庆活动时也是一种吹奏乐器。特别是其中还有一种内有拉杆的骨哨，表明河姆渡先民已懂得利用机械的原理来改变气流，以发出不同声音。时至今日，在我国南方还能普遍看到这种供小孩玩的拉杆竹哨，而在广西、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中仍使用类似的竹笛或骨笛作为乐器，演奏时用手指按住管的两端，吹孔就能模拟出各种维妙维肖的声音。1986年浙江歌舞团的一位笛子演奏家用鸡骨仿制了一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哨，创作演奏了"远古狩猎舞曲"，受到艺术界的高度赞赏。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氏族先民已经创造出多种原始乐器，对繁荣和推动这一时期原始乐舞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众多陶制乐器的出现，一方面是当时制陶术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原始音乐艺术发展的成就，满足了氏族先民劳动和生活的需要。正是这些原始乐器向我们展示了先民们的精神生活。 音乐史家指出，原始音乐是以"乐"这一概念表示的。它与原始舞蹈密不可分，是一种歌、舞、乐相结合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在原始社会里，氏族先民从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渐对劳动的呼号、动作、节奏与音调等有了深入体会与认识，从而产生了一种再现劳动与生活场景的冲动，为了满足这种精神需求，于是创造出了原始乐舞这种原始艺术形式。原始乐舞一旦产生，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表达他们思想感情喜怒哀乐的一种方式。当他们祈祷和庆祝丰收的时候，要跳舞唱歌；当他们发动氏族部落间的争斗和欢庆胜利时，也要跳舞唱歌；当他们埋葬死者，祈祷和祭祀亡灵和祖先，甚至鬼神的时候，还要跳舞唱歌；即使是举行成丁礼等活动，仍然要跳舞唱歌，原始乐舞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1982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大房子中发现一幅地画，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先民原始舞蹈的艺术表现。这座大房子的居住面是用白石灰抹上的白灰地面，在室内靠后壁中部居住面上，用黑彩绘着一幅面积达1平方米的原始舞蹈图。画面上方是两个舞蹈者，右手抚头，左手按住腰间的武器，双脚分叉在跳舞。他们的面前是两具摆放在墓坑里的尸骨，似乎表示他们跳的是祈祷亡灵的祭祀舞。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舞蹈图，碳14测定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尽管它的画面还比较神秘，但却是中国有关原始舞蹈最早的实物资料。对新石器时代中期神秘的原始乐舞，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5。丰富的人体装饰品 新石器中期原始艺术的发展，还充分地体现在丰富的人体装饰品上。在考古发掘的这时期每一处遗址里，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体装饰品，表明氏族先民的审美需求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各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墓葬所显示的情况看，这时不仅女性佩带装饰品，男性也佩带，不仅小孩佩带，成人也佩带。从装饰品的形状分，已有环饰、璜饰、各种珠饰、坠饰、方形饰、圆形饰、片状饰、管状饰等等。从功用说，大致已有了头饰、耳饰、颈饰、手饰、腰饰、体饰等。从质料看，不仅有传统的石制、骨制、蚌制和兽牙制品，更多的是陶制装饰品，而且还新出现了象牙和玉石装饰品。它们有单独出土的，也有成组成串出土的，发现时，许多装饰品还佩带在尸骨原来的部位上。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不同原始文化的装饰品也有所区别，反映出不同地区氏族先民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爱美之心。 仰韶先民的装饰品以陶环、陶笄和骨笄、骨珠串饰等为主，也有牙饰、蚌饰、骨坠饰、绿松石坠饰等，但发现最多、最流行的却是前者。陶环，较小的可作耳坠，较大的是手镯或臂环；陶笄和骨笄是束发器；骨珠串既可带在头上，也可挂在颈上、身上。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很多环饰，总数达1100余件，占装饰品总数的60％，其中除12件石环，6件蚌环外，其余均为陶环。半坡的陶环，大多为素面，表面光洁，断面有圆形、半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方形、梯形、菱形、月牙形等等，平面则有圆形、齿轮形、多边形等，一部分表面雕刻有几何形图案花纹，仅陶环一种就如此丰富多彩。骨笄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半坡类型遗存中发现较多，共出土178件，皆通体磨光，制作较细，一般两头有尖，最长一件近20厘米。陶笄呈丁字形，圆柱笄身上有扁平笄帽。在姜寨遗址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小骨珠串饰。这种用禽类肢骨切割而成的小骨管，约半厘米大小，共发现14047颗，仅第7、29、53、54号四座墓中就出土1万余颗，其中第7号墓出的小骨珠全部串起来竟达数米之长。可见，这样的小骨珠串饰是仰韶人最喜欢佩带的装饰品。华县元君庙遗址发现的429号墓中，埋葬着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佩带有785颗小骨珠，另一个头骨前额还涂有红色；而420号墓的一位成年女性竟佩带着1147颗骨珠串饰。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半坡类型墓葬中也发现有很多小骨珠，其中426号墓有382颗；此外，在这里还发现有23件绿松石小耳坠。 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的发掘，展示了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氏族先民人体装饰情况。大汶口先民盛行骨制、石制，特别是象牙和玉制的装饰品，而较少用陶制装饰品。其品种有骨雕筒、管，石笄、石璜、石珠、象牙梳、象牙筒、象牙琮、象牙珠、管、片饰，玉石制臂环和指环，还有猪獠牙制的束发器等。以47号墓为例，人头骨上一对猪獠牙制成新月形束发器，两只石笄散落在头骨前面，大约是从头发上脱落下来的，耳部均有璧形石环一组，大概是悬饰，一组长方形白色小石片散落在面部及头两侧，上面都有穿孔，无疑也是头饰。颈部前后发现了6颗小石管，可能是颈上的串饰。两臂各戴一圆形臂环。仅该墓就出土白色大理石长方形小石片组成的头饰4串，颈饰一串。10号墓也出土有头饰两串，颈饰一串，其中一串头饰由25件长条形和两件月牙形大理石片组成，另一串头饰由31件大理石管状石珠组成，颈饰则由19件形状不太规整的绿松石片组成，十分美观。 河姆渡文化的装饰品代表了这一时期前段长江下游地区氏族先民的人体装饰。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和第四文化层出土了一些笄、璜、玦、管、珠等装饰品。骨制的笄是头上束发用品，有的还雕刻有精美的几何形图案。圆形的小骨珠是串饰。玉石制的玦、璜、珠，呈晶莹半透明状，有的有谈绿色光泽，有的发暗红或灰白色，玉玦应是典型的耳饰，玉璜和玉珠可组成串饰，佩带在胸前或挂在脖子上。此外，还发现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齿，鹿角和鱼脊椎骨制成的小装饰品。 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中，也发现玉石制的璜、玦、环、珠等装饰品。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发现有玉、石、蚌和象牙制的装饰品，种类有玦、环、珠、璜、镯、璧等，如有的臂带象牙手镯或石镯，有的颈部发现由数百颗小蚌珠组成的成串蚌饰。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有许多玉雕装饰品，如双龙首玉璜、玉勾云形器、筒形玉箍等，都是其它原始文化中所未见的。 如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先民已经普遍有佩带人体装饰品的习俗。不仅装饰品的数量在逐渐增多，品种和形式也不断丰富。这时的装饰品早已脱离了旧石器时代以实用功利为目的的人体装饰，而达到了以审美为主，审美和实用相结合的目的，爱美之心早已产生。从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装饰品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纯朴自然的装饰美，是氏族先民表达他们对劳动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充满着美的享受。这里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没有歧视与对立，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一切为了共同生存。以河姆渡人的玉制装饰品而言，它是氏族先民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对美玉有了深入认识的结果。它是记录劳动的人类对自然占有的欲望和登记复杂的生产物种类及数量的一种方式。河姆渡玉饰，不仅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玉饰品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崇尚玉器的传统之源。 然而，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等的象牙和玉制装饰品却表现了另一种情景。由于这两种物质都是自然界里难得的贵重物品，因而它们制成的装饰品，也不是当时人人都可佩带的。考古发现的事实表明，它们往往出自一些有丰富随葬品的墓中。显然，它们只是一小部分社会成员的装饰品。这是当时氏族社会发生贫富分化的反映。富有的成员，可以佩带象牙和玉制装饰品，而大多数社会成员仍然只是佩带石制、骨制和陶制的装饰品。先前人人平等的装饰开始变得不平等了。氏族社会的分化和对立，首先在人体装饰品上表现了出来。 6。村落建筑艺术 中国原始建筑艺术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形成规模较大、布局有序、房屋密集的村落建筑。同时，不同地区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各种建筑形式，特别是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大型坛、庙、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形式的出现，都成为这一时期原始建筑艺术的显著特点。 村落建筑遗址最典型的就是仰韶文化著名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 1954-1957年发掘的半坡遗址，是中国田野考古学上首次大规模揭露的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遗址，为复原当时的原始村落建筑提供了宝贵资料。半坡遗址座落在西安东郊铲河岸边。它东西最宽处近200米，南北最长为300余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区约占3万平方米。北部1／3的面积已被发掘出来，发现较完整的房屋基址40余座，多为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少部分方形或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根据当时的墓葬和民族学材料推测，它们可能是母系氏族成年妇女过对偶生活的住房。住房之间散置着许多贮藏东西的窖穴，还有两座畜圈。住房建筑群环绕着一个广场，是人们举行各种祭祀、庆祝活动、跳舞唱歌的地方。东部面向广场有一座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领住所兼聚会之处。村落外环绕着一条壕沟，沟上可能架有木桥，以便居住区内外交通。半坡遗址的发掘，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村落情景。现在的半坡博物馆按原样保存了当时的房屋建筑遗迹。 70年代发掘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原始村落建筑更全面的景观。姜寨遗址位于临河东岸第二级台地上，总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居住区近2万平方米。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广场，周围环绕着5组建筑群，每组都由十几、二十几座较小的房屋围绕着一座地面建筑的大型方形房屋组成，共100多座房屋包围着中心广场，而且门都朝向广场。房屋附近分布着许多储藏东西的窖穴和儿童瓮棺葬，广场上也有两座家畜圈栏。村落西南以河流为天然屏障，东、南、北三面也有壕沟环绕。据推测，村落内可能居住着由若干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或一个较小的部落。 此外，面积约6万多平方米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也有近2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它的中心也设有广场。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大型方形地面建筑房屋。由此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村落建筑布局，住房围绕着中心广场布置，大房子面临广场或由成组小房子环绕，这几乎成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氏族社会村落的一种典型布局。 目前仰韶文化的遗址已经发现了五六千处，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一带。这些遗址表明，当时的居住点一般都选择在河谷台地上靠坡面水的地方或交通便利的河流交汇处，以便于接近水源和相互沟通。这样，河谷就成了各村落之间交往的通道。它们大多数为现代村镇甚至城市所叠压，或在其附近，表明当时的居民点选址是相当合适的，以至于被沿用至今。不仅仰韶文化的遗址分布是这样，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也是如此。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布局和结构，精心选择的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居住点。所有这些都表明，村落建筑是原始建筑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的出现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有了村落就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社会关系的作用逐渐超过血缘关系，从而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从此，人类社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村落建筑艺术的发展，还表现在房屋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的提高与发展上。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房屋建筑，是在长期定居的条件下，积累了修建半地穴式房屋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 早期窝棚式半穴居建筑的日益成熟，到这时出现了穹庐顶式房屋。而方形半地穴式房屋的发展，变成了有较高墙体支撑两面坡式屋顶，入口开在墙上的方形建筑，如半坡遗址的24号方形房子，它的木骨泥墙的骨架已具备三间两阔，两进深的木构建筑的雏形。半坡村落的住房，早期多半地穴式，晚期以地面建筑为主，明显地反映出从半穴居发展到地面建筑的过程。 早期半地穴式房屋以及初期地面建筑，大约都是母系氏族的对偶家庭的住房，所以一般面积都不太大。当母系氏族的对偶家庭发展成父系氏族家庭的时候，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单间的方形地面建筑也发展成长方形的连间式房屋。出现了一栋双室或一栋多室的形式。如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连间式房屋，湖北宜昌红花套遗址大溪文化的连间式套房，以及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晚期的连间式房屋等。它们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或多间，各间分别开门的房子。特别是下王岗的一座长屋形式建筑，长达80米，宽约10多米，总面积800余平方米，共分为29间，有双内间、单内间和单室等不同形式房屋20个单元连接成一个长排，这种形式的建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非常少见。 同时，早期简陋的木骨泥墙，也发展成挖槽垫基筑墙的方法。还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当地条件的房屋建筑。如在湖北宜昌红花套和关庙山两个遗址发现的大溪文化房址，已普遍用当地盛产的竹材代替了木骨泥墙中的木材，由于当地湿热多雨，地面潮湿，所有的房屋建筑不论墙体或居住面，普遍都经过火烧烤，形成了"红烧土建筑"。居住地面以下还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垫起厚实的垫层，以防潮防雨；有的还建有房檐式檐廊，并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地面，起了原始的散水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住房上已见有简单的建筑装饰，例如半坡村落中就发现防水泥棱上有锥刺纹之类的点缀，在姜寨和北首岭村落的墙壁上也发现有二方连续图案的几何形泥塑装饰和由刻划的平行线与压印的圆点组成的装饰图案。仅在姜寨遗址就已发现8种之多，说明原始建筑装饰艺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出现。 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建筑遗存的发现，是80年代的一个重大考古新发现，显示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建筑艺术的一个新成就。 1982年发掘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址，位于俯视大凌河河谷的一座山梁前，这里地势开阔，居高临下，背山面水，地里条件十分优越。祭坛是以经过加工的石材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和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石砌方形祭台，其内树立着密集的尖锥形长条石，以数块成组的方式排列。两翼6米之外还各有石砌墙基。中轴线南部为一直径约2.5米的石砌圆形祭台，台内原置有约真人二分之一大小的陶塑人坐像，当是祭祀的偶像。像这种南北对应的方圆形祭坛，尚属首次发现，它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天圆地方式的宗教祭坛建筑的先例。 1983-1985年发掘的牛河梁神庙址，位于辽宁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处的一座山梁上，其东南距喀左祭坛约50公里。神庙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由大致位于同一中轴线的一个多室建筑和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包括一个主室和几个侧室。主室位于中部，平面略呈圆形，室内陆面平整坚实。南北侧室略呈长方形，东侧室为椭圆形，均有过道与主室相通。主体建筑以南还有一半地穴式附属建筑。在主室中除发现有猪龙、禽爪等泥塑残件外，还发现了分属6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有头、肩、背、乳房、手等。人像大小不一，位于主室中心最大的一个约有真人的三倍大，其侧的一个中型人头像也与真人相当，两眼还用绿松石片镶嵌，均属女性塑像，可能是当时供奉的丰产女神像。因此，这组建筑就是一座女神庙。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组建筑的墙壁上还发现有彩绘图案和泥塑装饰。彩绘图案以黑红间黄白色交错绘成，有三角形几何纹、勾莲纹等。泥塑装饰有戳印的圆点和堆塑的乳钉、条带等，排列密集整齐。 积石冢位于女神庙西边和南边的山丘上，分别距神庙约0.75至1公里左右，共发现了6处。1983年在神庙南部发掘了一处东西向排列的四座积石冢。其中保存最好的两座，一为方形，另一为圆形。方形积石冢四周有加工规整的大石垒砌的外墙，中央为一积石堆砌的方台，台中心有一以石板构筑的石室墓。圆形积石冢位于方形积石冢以东2米，由内外三圈淡红色花岗岩石桩围成，呈内高外低的三层圆坛，逐层递收迭起，外圈直径约22米，内圈直径约11米，仅中圈石桩就用了234根。这一圆坛可能具有奠祭的性质。积石冢中的墓葬一般都随葬有精美的玉器，墓外还排列有彩陶筒形器。牛河梁的积石冢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冢与冢相连，积石冢群又与女神庙相互联系，构成有宗教色彩的统一建筑群体。 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建筑的出现是与村落建筑的发展相适应的。只有当人口不断增多，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发展成人口密集的村落的时候，大型宗教建筑才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较长的相对稳定、相对繁荣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形成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这类宏构巨制的建筑的。虽然在这些原始宗教建筑的范围内，目前还未有发现红山文化的村落遗址，但在这些坛、庙、冢建筑附近都有现代村落或村镇。正如上所说，原始村落的选址是相当科学的，它们大多数部位于现代村镇甚至城市附近，有许多选址甚至被沿用至今。因此，可以想见，在红山文化坛、庙、冢附近，当时一定也有许多原始村落。 村落建筑艺术的发展，使中国南方的沼泽地区或水网密布地带产生了一种干栏式建筑，为中国传统的民族建筑增添了新的形式。所谓干栏式建筑，即用竖立的木桩构成建筑底架，以抬高居住面的一种原始木构建筑房屋。这种建筑形式，目前发现最早的就是河姆渡文化的大片木构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大面积木构建筑遗迹，有圆柱、方柱、圆木、桩木、排桩、板柱、地龙骨、横梁、木构件榫卯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仅第一次发掘中的18个探方内，编号木构件就达818件之多。第二次发现的，更是多得难以统计。特别重要的，是在第四文化层发现排列有序的桩木13排，残存桩木366根。最长的第10排有桩木78根，长达23米。第3、8、12排的桩木也多至52、58、54根。其中最长的一根桩木有6米多长，直径23厘米粗。据研究，这是一处至少由三栋干栏式房屋组成的长屋式建筑，其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约7米左右，离地面高约0.8-1.0米。复原起来在长屋四周可能还有宽1.3米的走廊道，似乎还设有直棂木栏杆。显然，它是一处干栏式的小型村落建筑。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发现，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与我国北方地区的半地穴式建筑不同的另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由于它高出于地面，既可防虫蛇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或瘴气，因此最适合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湿热地区。所以，至今它仍然是中国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最喜爱的建筑形式。 更引人注目的是河姆渡遗址所出各种形式的榫卯木构件。经古建筑专家鉴定研究，它们已有诸如柱头和柱脚榫、梁头榫、燕尾榫、双凸榫、双叉榫、透孔卯、梢钉孔、企口等较成熟先进的木构件。尤其是截面长宽比例为4：1的榫头，曾对中国古代木构榫卯建筑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之为合理的经验截面，一直延用至今。在距今约7000年左右尚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河姆渡先民仅以原始的磨制石器和骨器，就创造出如此众多不同形式、又高度科学合理的榫卯构件，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在某些有榫头的木构件上，还发现有刻划整齐的几何形图案，表明当时的干栏式建筑上也有简单的建筑装饰艺术。 综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村落建筑艺术，不论在建筑形式、结构和装饰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建筑艺术的更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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