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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1]。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
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2]。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3]。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4]，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2]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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