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所遭遇的质疑出发，以四本流行的研究方法论著作为样本，分析了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面临的巨大困扰；并通过构造一个“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讨论了实证研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希望更多的管理学者意识到，当下学术界把实证研究尊为最具合法性的研究方法论，是一种明显的误导，存在重大的危害性。要想切实推进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品质，实证研究应该走下神坛。
【关 键 词】实证研究 局限性 科学主义 误导
1管理学者不一定会做得更好，但至少不应该更糟
用这样一个有些哗众取宠的标题，其实另有深意：①向对中国社会有深刻洞察的鲁迅先生表达敬意，因为中国管理学术界太缺乏先生身上的那种“批判精神”；②表达长期以来对于实证研究“话语霸权”的质疑。希望更多怀有“科学精神”的管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能够认真思考一个已经“惯例化”甚至“制度化”的谬见——实证研究几乎是“科学方法”的同义语，几乎没有自信另寻他途，尽管在美国和中国，它的确是主流研究的基本范式。
习惯上“empirical research”被翻译成“实证研究”，如果将其再对应地翻译成英语，则应该是“positivist research”。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empirical research”是通过感官，以直接观察或体验来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时，采用统计学方法精确地分析所获的数据，在科学研究中，是“empirical research”效度的关键；“empirical research”产生客观的“empirical evidence”。
“positivism”即“实证主义”，则是指一系列认识论观点和哲学主张。“positivist research”在英文中并不及“empirical research”那么多见，但可以认为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实证主义”的流派众多，但看法比较相近，均认为“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人类生活中，科学方法是最好的揭示其过程的方法”。而“科学方法”在这里就是通过观察、测量获得“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因此，通常实证主义(研究)就等于“定量研究”。
学术界把那些接受“人类社会生活受到‘普遍的因果律’制约(本体论)，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中立’(认识论)，遵循特定规则，研究结果可复制”信念的学者划归为“实证研究者”。他们所惯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测量获得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验证理论假设。很大程度上，也即定量研究方法[1]177-178。尽管并非所有的实证研究学者都能意识到其看待管理世界的基本立场，但他们倾向认为，只有具备“文献综述(理论基础)—提出假设—数据分析—假设验证”样式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观察中国近年来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学术杂志(作者意指那些较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还是博士、硕士，甚至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实证研究已经蔚然成风！作为学术研究的看门人，有杂志建议“非实证研究的文章不发”[2]，所以，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比如现象学、人类学、建构性扎根理论等典型的质性研究)”的文章可谓凤毛麟角；而那些“聪明”的学生、学者们也发现，只要“阅读英文文献的水平够好”，只要“对统计分析有一定的了解”，从理论到“猜想”，从成熟的量表到便利的数据收集，再交给越来越界面友好的统计软件，从事主流管理研究的难度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让人生畏。简言之，大家从“实证研究”那儿领回了一张“准生证”，大批疏于了解管理实践，更勿论对管理有深刻思考的硕士、博士、学者被批量化生产出来了。不过既然纽曼都说：“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除了(实证研究)这个研究取向之外，从没听说过还有其他的研究取向”[3]90，那么这一切值得大惊小怪吗！
更令人遗憾的是，管理学术界一方面鼓吹所谓的“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却不怎么关心一个“更加全貌、更加多元”的国际学术版图[1]3～4，也无心认真对待来自国际学术领域越来越多对实证研究的质疑和批评：
“在国际组织管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界，实证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实证主义所标榜的研究者的‘中立性/客观性’，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概推/普遍性’均遭到质疑。”“在本质上，管理知识都是局部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无法处理复杂的、应景的和动态的问题，而这3点恰恰是社会和经营的最基本特征”，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把研究对象的特征从场景中抽象出来，用均值抹杀了个案的丰富性，“忽视了作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因而总体上使他们的知识不可能得到应用”[5]。
米尔斯[6]212说：“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也许是对个人生存状态和组织生活经验的一种自觉，也许是对于某种普遍、深远的社会现实的“偏见”。长时间困扰笔者的是，在组织文化、关系、组织理论、领导、战略、消费者研究等领域，广泛使用“量表”所发表的那些实证研究，为什么常常徒有严谨的外表，而没有深刻的启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商学院/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几乎成为了中国大学最常被大众关注的“业务部门”，但为什么远从美国、欧洲，近至中国内陆，“尖锐的批评声”越来越烈呢[7～10]？纽曼[3]87声称：“正是研究方法论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在一个“管理科学”、“科学管理”铺天盖地的时代，为什么主要采用了“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中国管理学术界，依然会被讽刺为“自娱自乐”、“与实践严重脱离”呢[11～13]？
本文是对管理研究中“实证研究”的一个反思：①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方法论”偏好，从自身的学习史中选择4本影响较为广泛的“方法论”著作，解析了“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存在的困扰；②通过构造一个“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阐明了“实证研究”作为主流管理研究范式存在的缺陷。作为对徐淑英所提出的“范式革命”的进一步回应[14]，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思考和争鸣——如果不能正视“实证研究”的局限性，不能建立多元范式合法性的共识，无论研究方法多么具有“科学样式”，要想建立起令人尊重的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相信会和孔德的物理主义理想一样遥不可及。
2应该有一种更加诚实、自洽的“实证研究”
按照纽曼的说法，知识的来源除了“研究”外，不外乎几种途径：权威、传统、常识、媒体、个人经验[3]5～10。人生经历有限，传统、常识仅有助于应付日常生活；媒体、个人经验又偏见过多。对于学术而言，“权威”自然是更好的选择。必须承认，中国的大多数管理学者并不关心研究方法论这一基础问题，比如，与国外同类书籍的出版量相比，国内的数量几乎微不足道①。就笔者十分有限的了解，如果包含“译著”，从时间顺序上讲，有几本影响比较广泛，也是本文意图解析的样本。最早的一本是李怀祖[15]的《管理研究方法论》，接着是巴比[16]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管理研究领域，当前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陈晓萍等[17]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当然，在笔者的方法论学习过程中，也阅读了纽曼[3]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以及邓津等[1]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这本对实证研究冷嘲热讽的著作不在笔者的讨论之列)。
任何一本称作研究方法论的书籍，理论上讲，应该反映作者本身较为深入的哲学思考：他/她如何看待“管理(社会科学)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甚至“意识形态”的视角，当然也包括他/她所认为必要的具体研究方法的介绍。对这4本书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划分方法：聚焦于管理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取向的、多元范式取向的；多人合著的、单人独著的。每本书都有不同的侧重：李怀祖特别强调一些基本概念；陈晓萍等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了范例，指导性更强；两本译著的视野更为开阔，更具有哲学色彩。
一个人会不会毫无经验、理论预设地去阅读方法论书籍呢？应该不会！因此，读者只需要把本文的解析当作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诠释”。
2.1分析思路的提出
选择这4本著作作为分析的样本，考虑到著者知识背景、研究经验、著者构成、读者对象的差异，事实上，不大可能把它们放在一个相对一致的哲学视角下加以比较，比如邓津等所做的那样[1]177～178；180～183，当然也无意涉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细节。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著作是如何为“管理/社会研究”提供“合法性”辩护的？这些著作是“科学主义”的吗？这些著作是如何指导读者的？据此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1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问题2如何看待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问题3如何开展管理研究？
样本分析的顺序遵循贴近“实证研究”的程度。
2.2对《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的解析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是近期出版的一本专门介绍实证研究的论文集，也是一本很好地指导人们从事实证研究的手册。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下比较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尤其是测量统计方面的知识，并提供了很多比较经典的研究范例。
2.2.1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徐淑英等[18]认为：“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解释并且预测自然或社会现象。从科学方法中得到的真理既包括逻辑，也包含证据，逻辑与证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陈晓萍[19]认为：“做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其实来自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探索事物的真相”；樊景立等[20]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果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恒定存在的(constant conjunction)”。
徐淑英等[18]认为：“科学研究是实证的，因为它利用实证观察来证实理论解释的效度”，樊景立等[20]指出：“实证主义的观点强调因与果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果对因的依赖”。
由此，科学研究，即实证研究的手段就是：直接观察—借助测量工具(无法直接观察)—测量工具用于可观察的行为，并声称“这三种数据的收集方式使客观世界和符号系统在实证研究中实现了一一对应”[20]。
至于管理学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来源于徐淑英等[18]的“科学的价值或终极目标是寻求真理，是为了准确、有效地理解并解释周围的事物。终极目标是在所有领域内改善人类生活，包括企业管理。通过科学创造知识和技术，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对于管理学者而言，科学能帮助组织效率更高、产出更多、利润更高，也能帮助组织成为友善的雇主，为员工提供有回报的职业。能够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做出这样的贡献是学术生涯最有意义的回报”。
2.2.2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在此特别指出，这些在国际管理学术界已功成名就的海外华人学者，在其著述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学术素养。正如该书的主旨在于“组织与管理研究实证方法”的介绍，但他们并没有回避管理学术研究中一些明显的困扰。比如，他们承认自己的科学观建立在所谓“现代观点”的立场上[18]；也承认，“本范式对于在中国研究管理不一定是最合适的”[18]。“实证主义思想更多强调的是理论检验，而不是发展新理论”[20]。
尤其是樊景立等[20]的表述：“虽然实证主义者强调研究资料是客观的，她/他们的研究致力于对外部世界进行客观的描述，但是实证研究所依据的数据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我们根本无法在一项实证研究中有效囊括所有可能的变量。而我们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对象往往又是不可直接观测的，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收集资料。当我们使用本身带有误差的测量工具去研究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时，这样的实证研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20]。
“在管理文献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构念有许多种测验量表”[20]，很不幸，按照陈晓萍[19]的说法，“大部分的管理学研究都是用问卷法完成的，因为在现实中变化的因素很多，能够在变量之间建立起相关的联系对我们理解现象的发生已经具有很大的意义”。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在管理学研究中面临着很多方法论上的挑战：研究方法的局限使我们无法对变量间因果关系做出清晰的界定、对研究的变量无法进行直接的测量、人类组织活动自身的复杂性等。同时，管理学自身的特性也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企业、接近企业员工去得到研究必需的资料。而这又往往超越了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和角色。”[20]
2.2.3如何开展管理研究的建议
“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年轻的学者会发现遵循主流的研究范式是必要的或者是理想的方式”[18]。陈晓萍[19]指出，“记得以前自己在国内刚刚开始研究生涯时，常常喜欢问一些宏大的问题”，后来发现“研究得越深越细，对理论的贡献和实际的意义就越大”。
2.2.4点评
本文无意在此展开对“科学”及“科学研究②”复杂面向的深入讨论，仅仅从科学(研究)3个基本的约定出发，对“客观性(价值无涉)、普遍性(情境无涉)、可重复性(恒定的关联)”加以关照。该书作者承认“管理世界的复杂性”，却并没有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管理学与自然科学可能存在的差异加以鉴别。因此，当他们承认“无法直接测量，无法囊括所有可能变量，超越能力和角色”的时候，显然无法保证“客观事实与符号系统的一一对应”。当人们“用问卷完成大多数研究，而一个构念存在多个量表，数据带有主观色彩”的时候，也无法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可重复性”。该书特别对管理研究的“情境”约束性做了讨论[18]，从现有文献也可知管理研究的复制率是多么离谱[21，22]。那么，如何能够确信主观选择的那部分(可测的)变量恰恰是对客观真相，甚至真理的有效逼近呢？如果可以“主观”地把特定构念，指向不同的属性(多个量表)，又如何通过可复制性进一步检验主观判断呢？还有，到底是追求“相关性”还是“因果性”呢？
至于为了国际论文那样的号召，相信它本身并不太符合该书作者所秉持的“科学研究信念”；那种只关注“小问题”的倡议，或许与剧变中的中国管理实践也有些脱节。如果那些所选择的“变量”不能与中国组织管理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在特定情境中复杂的内在机制关联起来，即使测量了再多的变量，也许依然离题万里。当然，这本书唯一的例外，是撰写“建构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机会与挑战”一篇的黄光国教授，笔者较为熟悉他的想法，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他所谓的“素朴实证主义(naive positivism)”[23]。
2.3对《管理研究方法论》的解析
李怀祖的《管理研究方法论》(2000年，第1版)，是国内成书较早，较有影响的方法论著作。当年拿着这本书的“草稿”学习研究方法论。至今对其中“假设树”、“种差”等概念还有印象。当然，作为国内早期的探索性著作，虽不乏洞见，也存在一部方法论著作不可避免的对于相关哲学讨论的不足。
2.3.1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李怀祖对于“科学(研究)”没有过多的讨论，而是直接援引了牛津辞典的解释：科学是“通过观察、调查和试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15]1。并认为，“在各种类型的求知方法中，以客观、实证和规范为特征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获取新知识的最精确方法”[15]10，甚至断言，“不能通过观测解决和验证的问题都不属于科学范围”[15]6。
2.3.2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管理研究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管理研究离不开人”，“而作为管理学科研究对象的管理者和企业成员则是个性人，是生活在现实中有各自价值观念、偏好和感情的人，这就和艺术一样涉及到寻求人生意义的问题”[15]17～18。
李怀祖在书中给“管理研究”设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位置，在一个“逻辑-直觉”谱系中[15]15，把“管理研究”放在了比“社会科学”更远离“自然科学”的地方。笔者推测这是他对“管理研究”本质属性的一种洞察吧！他特别提到思辨方法，“运用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取知识的思辨法”[15]9。他也认识到“思辨研究”的价值[15]9；35，“在主观的社会世界中，人们的行为、人生意义等社会文化现象，则主要是靠思辨即直观的研究方法”[15]11。他甚至转引汪丁丁的观点，指出“科学主义”的潜在危害[15]31。
2.3.3如何开展管理研究的建议
李怀祖的方法论课程要把大家从“我认为”式天马行空的研究带回到现实世界的“精确刻画”中，是这本著作在特定时间的主要贡献所在。所以他反复告诫，“研究生论文以实证为宜，把基本功锻炼扎实，为今后在学术研究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打基础”[15]127～128。“对研究生来说，在学习期间培养实证研究这类基本功更为重要”[15]225～226。
2.3.4点评
以今天对管理哲学的理解看来，李怀祖没有对与方法论相关的“认识论”问题以及范式问题做出讨论，为这本著作一些明显的“自我矛盾”埋下了伏笔。比如，如果按照他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学科区别”的强调，以及按“科学研究-思辨研究”关系所构造的谱系，既然“管理学”更接近“思辨、直觉、本体、情境交融、艺术”，那么，为什么“管理研究毕竟旨在寻求人类共享的管理领域中的新知识，还要靠众人能清晰理解的科学研究”[15]32？
事实上，从这本著作的字里行间还是能读出他对管理研究“多元化”的认识，他也提出针对研究对象的差异，应该选择适宜的方法，比如，针对“战略”、“领导”的研究应强调“直觉、洞察”，而不是“科学方法”[15]33，但又认为，“科学研究总是企图‘侵占’思辨研究的领域，而且总会取得成功”[15]3。
上述问题在西方哲学的框架里，恰恰对应于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路径，如果管理本质上更倾向于“艺术”，却硬要“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岂不恰恰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泛化吗！当然，比较“科学研究”与“思辨研究”的简化讨论，或许还应该有另一个谱系，从而囊括类似“案例研究”式的实证研究，以及其他偏质性的实证研究(扎根理论研究)。
笔者理解李怀祖尽管意识到“非实证研究”的必要性，但还是希望学生专注于打好基础，接受实证研究的长期训练的良苦用心。但不大认同的是，对于创新研究成果，应冀望于“一般出现在思维更成熟、研究经验更丰富的年龄段”[15]225。因为学术研究存在“路径依赖”效应——长期的实证研究训练，能够帮助学生熟悉从理论到理论验证的基本套路，在当下的学术氛围里，也容易滋生以“科学性”、学术主流自居的盲目性。其结果很可能是，那种“扎实的训练”已经消磨了他们跨越范式的好奇和勇气，所以就很难看到什么原创性的东西，而只剩下各种变量的关系。尽管变量对应的构念可能不断在变化，尤其是统计的方法会不断更新，比如今天，还有多少人没有“SEM(结构方程模型)”着“实证研究”！
2.4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解析
该书是研究方法论的经典之作。与上文介绍、评析的两本聚焦于“管理研究”的著作不同，它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更准确地讲，是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方法论著作。
2.4.1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很显然，巴比对于研究方法的思考明显地延续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科学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哲学思考，因此，巴比对科学的定义就显得比较保守。他选择的定义是，“我们把科学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学习和理解我们周围事物的方法”[16]3，并强调“科学对世界的理解必须(1)言之成理，并(2)符合我们的观察”[16]12；或者说，“一个论点必须有逻辑和实证(empirical)两方面的支持：必须言之成理，必须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观察”[16]6。这与《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的认识一致，而且，可以认为巴比是倾向于寻找因果关系并进行预测的[16]16～22，换言之，他是更倾向于实证研究的。
2.4.2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因为这本著作没有专门为“管理研究”提供指南。假如承认“管理学”更接近“社会科学”，就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与对于自然科学“确定性画面”理解的不同，巴比认为，在社会研究中，“同一种事物，通常会有多种解释方式”[16]33。其基础就是范式，而且，“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相同”。“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范式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上的大小之分”[16]34。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管理世界”有那么多“冗余的理论”。巴比罗列了几乎涵盖所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不同范式，尽管他并没有给以“平等的对待”，“早期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冲突范式、符号互动主义、常人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女性主义范式”[16]35～40。
对于实证研究，巴比指出，“实证主义者对客观世界的真实的信仰最后要诉诸信念，而这是‘客观的’科学无法证实的，因为客观的科学本身就是问题。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客观的，至少感觉不到客观的真实体就是事物本身的真实”[16]42。
“任何明确的定量测量，都比相关的定性描述要肤浅”[16]26，而且他借用康德主义者的概念指出，“个案式(idiographic)——(会觉得完全了解案例之所以发生的所有因素。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野也局限在个案上)和通则式(nomothetic)推理——(解释部分，而不是全部)对于社会研究都是有力的工具”[16]22～23。“你们会发现有一些研究情境和议题最适合使用定性方法，另一些则适合用定量方法”[16]26～27。
2.4.3如何开展管理研究的建议
“定性研究比较倾向于个案式解释模式相结合，而定量研究比较容易达到通则式的解释”[16]27。巴比建议要将两种取向结合[16]27。他还指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运用的某种范式时，有两个好处：首先，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采取不同范式的人所做出的、看起来很奇异的观点和行为。其次，我们还能够时不时地跨出我们的范式，并从中获得意外的惊喜”[16]34。
2.4.4点评
不能站在巴比的立场上去苛责《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与《管理研究方法论》在视角和认识上的不足。巴比也没有提供类似《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那么具体的研究示范，以及《管理研究方法论》在关键细节上的处理。但可以从巴比带有一定倾向性的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多元范式优于单一范式，这不仅是从信念、立场出发所获得的结论，面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面对人类对“科学”、“科学研究”的深入理解，没有比视野和心胸更重要的了。很遗憾，这本已经传世多年的经典，也未必能全然唤醒某些偏执的“实证研究科学工作者”。
2.5对《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的解析
纽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是笔者比较推崇的著作。因为著者背景、传统的接近，它与巴比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更有可比性，也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最特别地，它是一本更加“平衡”的方法论读物。
2.5.1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相比较前面的3本著作，即使与巴比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纽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更具哲学色彩，他认为“科学是种社会制度，也是产生知识的方法”[3]10，“科学同时是指产生知识的体系与由此体系所得到的知识”[3]11。进而，他指出“研究方法论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3]87，但他同时也承认，“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有着一段充满争议的漫长历史”，“尽管经过了两个世纪的讨论与争议，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3]87。“科学的意义不是写在石头上的，也不是以一本圣经的方式流传至今的。它一直是个不断演进的人类创造物”[3]88。
“科学共同体在最大程度上同时涵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3]13。
2.5.2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在纽曼的思想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可能等量齐观，因此“一门科学的研究主题决定了这门科学所使用的技术与工具”[3]10。他关于实证研究及定量、定性方法的介绍尤其值得关注，“科学哲学家米勒所观察的‘实证主义是科学最常见的哲学面貌。但是当前除了这个取向以外，还有其他的、获得极大吸引力的研究取向’”[3]90。20世纪60-70年代，实证主义取向在英国、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主要社会学期刊中占据主导位置。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它在欧洲期刊中的地位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但在北美的期刊中仍占据着主导位置[3]91。
关于“定性与定量的社会研究”——“不幸的是，当这两大研究类型的奉行者之间有人觉得对方难以理解或难以欣赏对方的做法时，彼此之间就出现了敌意”[3]23。他引述到，“莱文就写道，‘定量社会科学’——他称之为‘真正的社会科学’——虽然面对反对的声浪，但是‘它会赢得最后的胜利’。登茨③与林肯却说，定性研究在近几十年来已迅速扩展，很快将会取代过时的定量研究”[3]23。
2.5.3如何开展管理研究的建议
纽曼敦请大家记住，“你可以根据这三大研究取向中的任何一个来研究同一个主题”[3]117。“就一门社会研究的课程来说，关于这三大研究途径，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这意味着目前没有一个绝对正确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取向”；“第二，这意味着，当你从事研究时，你试图达到的目标(例如，发现法则、确认底层结构、描述意义体系)将随着你所选择的研究取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三，社会研究所使用的各种技术(抽样、访问、参与观察等)完全取决于不同研究取向的假设”[3]117～118。
2.5.4点评
纽曼在本书中采取更加“对等的方式”介绍了定量、定性，或者叫实证、非实证研究方法。相较巴比的著作，纽曼的著作更充分地展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演化性”的一面。对于任何一个缺乏管理哲学背景知识的读者而言，选择纽曼的著作会显得更加积极。尤其，无论是纽曼在科学共同体规范中所强调的“诚实”[3]15；还是对“科学态度，或者说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上。这是种重视技术、以创造力为荣、讲求高质量的标准和勤奋工作的态度”[3]15的关注，更应该引起反思，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管理研究到底对学者意味着什么！
2.6总评
结合对4本著作原文的“引用”，以及笔者的点评，重新回到解析的主旨，总结如下：
(1)每本著作都显示了相关著者真诚的治学态度，尽管各自的“开放度”有所不同，但恰恰是他们“看起来”有些矛盾的表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李怀祖以及多位海外华裔学者(黄光国是个例外)对科学研究、管理研究、实证研究背后的哲学争论关注较少，这一点与两位美国学者的对比非常明显。只要扩展视野，就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太多的争议而绝不是共识，对科学的理解是不断演进的[24]，实证研究也不例外[25]。
(3)尽管李怀祖和陈晓萍等都注意到了“管理现象”的复杂性，“管理研究”的特殊性，但均没有提供“管理研究”如何转换成“科学研究”的有力说明，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当然持有多元范式的巴比、纽曼在这方面的困扰比较少，因为巴比对科学的理解是“开放的”，而纽曼更注意到科学的“制度”色彩。
(4)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提出在社会研究、管理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中“客观性”的充分证明，当可以选择不同的“构念/量表”，不同的研究方法(实证、思辨)，不同视角(范式)的时候，恰恰进一步佐证了社会/管理/实证研究是多么“主观”的社会建构[26]。
(5)每本书都关注到“情境”、“文化”、“历史”，《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还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显然，在没有经过足够的“情境”检验之前，逻辑上，不存在“普遍性”的管理知识。事实上，这既是逻辑的约定，也是管理学界趋向一致的认识(比如，越来越强调管理知识的本土性)。
(6)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展现管理实践、社会实践中存在“恒定”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只有“情境无涉”、“恒定”的因果关系，才能产生“客观”、“普遍”的真理。这是自然科学的“常识”。
(7)笔者推断，每本书都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一个关键的逻辑链条：只有当可以假定管理实践与自然界的其他物质(种)具有一致、相近的特征时，采用科学研究方法才是较为可行的(自然科学也离不开直觉和洞见)，而且，只有科学研究约等于实证研究，才可以说实证研究是“最可靠”、“最合法”的。一旦从经验上无法接受这种“科学主义”色彩的假定(按照当下的理解，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自由意志”的物种)，这个逻辑就很难成立。而且，请特别注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可控的实验”和大量的“观察”，绝不是“量表/问卷”，也就是说，管理研究中根本无法采用真正的实证研究。
笔者接触的不少管理学者想当然地把“实证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想当然地把他们采用的以问卷为主要工具的“实证研究”等同于以观察和实验为工具的“实证研究”，从而似乎具有了不可争辩的合法性。但至少从这几本流行著作的作者那里，笔者不能获得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个非实证研究取向的学者尤其愿意在此重复GUMMESSON[27]的那句名言：(对于管理研究而言)“所有的研究都是诠释性的”！当然，管理学者根本不必为此感到惭愧。
3实证研究的局限性及其改进：进一步的讨论
不应该忘记“实证研究”怀揣“科学梦想”的那些承诺：客观性、普遍性、可复制性。但无论是本文所“解构”的那些权威著作，还是相关文献[5]，更不用说经验事实本身，似乎并不支持管理学者探求真理的宏愿。管理研究不仅被指责严重脱离现实，甚至被学者自己谴责为“充满了胡说八道”[28]。直到今天，除了知道有大量的学者生活在一个叫做“丛林”的管理世界以外，学术界到底找到了多少堪称“科学真理”的东西呢！
3.1管理研究需要更系统的认识论
管理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当确定管理离不开“情境—目标—人际间合作—结构/流程—实施结果”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它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正如德鲁克[29]所比喻的那样，管理与医学更加相似，它的知识来源必须建立在大量业已成型的基本学科之上。但对于管理过程和结果而言，管理学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其中的“基因、分子、细胞、组织”，而且是“系统的机能，生命的状态”。科学研究，也是实证研究所依凭的“还原论”在生命科学领域遭到了质疑[30]。同样，如果只关注管理的某些变量，以及满足于这些变量关系的走向和强度，同样无法从一连串的不确定性中找到某种——稳定的、可重复的关联[31]。
假定有一篇非常严谨的管理论文得出结论：“魅力型领导方式”更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如果没有情境的涉及，没有对企业内部结构、流程的讨论，能够说服领导们都转向“魅力型方式”吗？从一个更加“系统”的研究视角出发，还有太多的疑问会严重削弱这种研究的效度。比如，创造力没有领导方式以外更重要的解释吗？创造力对于组织的作用一定是正面的吗？如果进一步观察企业绩效，尤其是进行“截面”研究，是否会发现相反的事实呢？学者们只关注“战略”、“绩效(局部的)”，而忽视“结构/流程、实施(比较系统的)”等；只关注“文化/气氛”、“绩效”，而忽视“技术、制度”等，难道不会遭遇类似的尴尬吗？更不用说很多的管理实证研究常常只关注“此时此地”的变量关系，那么对“彼时彼地”的启发足够可靠吗？
简言之，如果想提供更加可靠的管理知识，就应该努力去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尽量经得起“时间、空间”的检验，即使无法兑现“普遍性、可复制性”的承诺，但至少让其解释更加“符合事实”——不容易让人找到经验上的反例；更加“符合逻辑”——不容易让人发现歧异性的解释。试想，周围到底有多少研究只是纠缠于类似“领导方式”和“创造力”的关系呢！
3.2管理研究不能只懂得“测量”
自然科学中的大量研究是必须建立在对于事实的“观测”上的，但社会科学及管理学研究与其有严格的不同。即使脑科学的理论和相关技术再发达，也无法想象它可以帮助洞悉人类的全部秘密。因为管理研究要处理的对象是人——一个源自大自然却具有自由意志的神奇物种。即使可以对未来保持最乐观的态度，还是必须承认，即便尽可能地测量人们的行为(结果)，甚至测量人们的“说法”，但依然无法全面洞悉人们的想法。最讽刺的是，测量了昨天的人类轨迹去拟合所谓的规律，但接受测量的那些人，却很可能正在创造新的历史！
具体地说，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不容易看到对于人们经验事实的那份好奇，更多的是用前人所给予的(理论)视角，选择性地去测量可以测量的那类变量关系，从而检验所谓的“猜想”。尤其当很多管理学者直接援引美国量表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概念/构念的等价性？[32]中国人与美国人对“组织公民”的理解果真是一致、相似的吗？习惯于发放问卷，而不是实地观察，是否考虑过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化过程会使“被试”在“想法—说法—做法”的一致性上存在天壤之别呢？[33]
本文提出一个由三层次的问题所构成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对注重“测量”的管理实证研究的固有缺陷加以梳理；另一方面，也希望促使某种高质量实证研究研究标准的形成：①测量了所有那些“可测性”的变量吗？②所测量的那些可测的变量间关系都“稳定”吗？③所测量的那些可测的、稳定的变量关系都“重要”吗？
这其中的逻辑非常直观：①正如前文对于权威著作的解析，实证研究只是“主观地”测量了他们认为“可测”的变量，自然，忽视了其他被他们“认为不可测”，包括的确“不可测”的变量；②一个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还需要通过不同“情境、组织过程”历时性地反复检验，才能说是稳定的、可靠的；③必须面对一个“反还原论”的追问，这些“稳定的变量关系”是不是组织绩效的——更基本的、更具决定性的机制。
否则，大量所谓的实证研究成果，看起来可能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它测量了变量，尽管不够稳定，而且并不重要。如果硬要把这样的研究都称作科学研究的话，更实际的做法是赶快修正对于科学的定义。
或许，以上述3个追问所构造的这个较为粗疏的评价标准，会使实证管理研究者有些气馁，难道从事“管理实证研究”有可能成为“能力以外”的东西吗？我们承认管理研究中存在许多变量的“不可测性”，情境约束的复杂性，但更坚信人类的智慧，相信能从“组织行动与情境”难以剥离的纠缠中发展出研究者特别的感知能力；相信能从“若隐若现的组织过程”中发展出研究者特别的推断，即洞察力。不过，这种能力不可能仅靠“学习理论”、“阅读文献”、“问卷测量”、“统计分析”而获得。作为管理研究者，应当尽可能接触、熟悉那些丰富的经验事实；应该保持对自己生命经验，尤其是组织生活的严格审视和持续反思；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应该变得更加诚实。
4科学外衣的诱惑还要持续多久
这是个大师横飞的时代，似乎还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文化偏好。笔者在此引用几个“公认”大师的名言：组织管理研究大师菲佛和萨顿[28]41说，“只重视量化的东西，会让我们忽视最重要的事情”；战略管理大师明茨伯格[34]9说，“管理不是科学，管理甚至不是一门应用科学”；德鲁克[29]203，这位大师中的大师说，“管理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科学。要说管理是科学，也至多不过是像医学那样的科学”[29]204。“实际上，最古老的术语人文科学④是最贴切的术语”[26]204。
在今天管理学术界，实证研究主导的“领导理论”又形成了另一片“丛林”[31]。但在另一个大师马奇[35]175看来，“领导方面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好，里面有许多断言和宣称，要么很难搞清楚它们的意思，要么没有多少证据支持它们。要讨论领导，必须认识到领导的基本问题和人生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不同。而对于人生的基本问题，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比社会科学谈论得更好”。马奇在斯坦福大学自己的“领导力”课堂上给学生的书单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塞万提斯的《堂吉可德》，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萧伯纳的《圣女贞德》。这正是大师的洞见吧，这也是李怀祖的看法吧。马奇[35]4为什么会“置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于不顾，而独辟蹊径，从文学作品来解读领导力”？笔者猜想他比我们更清楚，领导从来都不是在一个理性的组织中发生的——那些被编织出来的“画面”，它有历史、文化、社会、人群、人性等极端复杂的面向。而他的做法之所以“成为美国大学中的美谈”，难道仅仅因为他叫James G. March吗？
我们是有造神传统的，也倡导国际接轨，但很显然，当这些大师的训诫、洞见有可能“摧毁”我们职业的合法性和既得利益时，恐怕只会断然拒绝吧。
“科学”是值得敬仰的，但无视“科学精神”的真谛，而满足于“科学样式”的伪装则绝非明智之举。大量的所谓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借由“数学模型/统计学”以获得“科学研究”的身份，事实上，离“科学”所承诺的“普遍性、客观性、可复制性”还相当遥远。对于管理研究而言，正如米尔斯[6]15所说，“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现象使许多文化工作者开始感到科学是一个骗人的、虚假的救世主，至少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暧昧的因素”；特纳等[36]185“也尖锐地指出，“数学模型能为子虚乌有的情形制造出知识幻景；它们也能制造出经过粉饰的谬论；它们具有使机器计算代替智力推理的永恒危险；并且根据这些模型所作的许多猜想要么在实践中不能令人满意，要么从这些猜想中只能得出最站不住脚的结论”；而伟大的哈耶克[37]392早就正告我们，“如果我们想维护科学的声誉，如果我们想阻止某些人因采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具有某种表面上的相似性而妄称拥有某种知识的做法，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全力去揭露这类行经，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天的情势来看，部分这类行经已经成了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院系部门的既得利益之所在。”
本文无意贬低实证研究作为一种主要的管理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合理性，更尊重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所展现的艰辛、技巧和智慧。但对于“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符号”、“工具”，为大量“既无科学精神，又缺少理论价值，更妄论应用价值”的管理研究提供“庇护”的现状，笔者却深不以为然！管理学者不能仅满足于工具主义的花哨技巧，沉醉于“包装常识”，甚至生产连“常识”也不及的那些“喃喃自语”。笔者承认面对强大的主流范式和业已形成的学术生态(裁判、期刊、课题)，面对“科学方法”和“数学工具”的影响力，个体或少数人的抗争或许只能是无奈的呻吟。所期待的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应该是对管理实践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应该是在仔细筛选过现有理论之后努力寻找更新颖的解释；应该知道如何去平衡还原论与整体论、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的矛盾；应该意识到“人类管理实践”给各种研究方法带来的边界性；应该知道高质量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实证的，还是非实证的，一定更与智慧而不是技术手段有关。因此，即使本文解析了实证研究的那些缺陷，即使整理出前人的洞见借以展现某种说服性的修辞效果，也绝不会像格里斯利[38]24那样悲观，“管理在学术上没有前途”，“管理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在其纯粹形式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只要能够用一种更加系统的认识论，并利用多元的研究方法，长久地观察、思考那些鲜活的管理实践，相信离那头大象的全貌就不会越来越远。
最后，想用断言结束这篇有点儿冗长的讨论：部分地，管理是“历史”的产物；部分地，管理是“社会”的产物；部分地，管理是“文化”的产物；部分地，管理是“人际互动”的产物。当只想用“自己选择、获取”的那些“截面”数据拟合出诸多的管理“规律”，并以“科学发现”的面貌充填管理知识丛林的时候，我们的自负和偏见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注释】
①见雷少波，崔祝.2004.“为方法理性鼓与呼：万卷方法策划报告暨出版说明”，引自罗伯特·殷《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②来自http://en./wiki/Science;http://en./wiki/Scientific-method
③即邓津。笔者注
④liberal art，原文如此。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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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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