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钦功 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自平安时代初期以来延续了近八个世纪的庄园制度彻底崩溃，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三代大将军的努力下，日本全国得以统一，新的社会制度形成。这种社会制度的截然改变，必然引发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化意识上，这种大变革的时代造就了大变革的文化背景，正是这种大变革的文化背景才造就出了本阿弥光悦这位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奇才。 在安土桃山时代之前的镰仓，南北朝，室町各时代都处于全国割据的状态，而未真正的安定过，一直处于一种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之中，由此而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这种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造就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折射到书法体系上，一是或为避世之乱而隐，书法风格追求静逸的超脱，如道元、荣西等。二是或为对社会现象不满的发泄，从而形成书法个性独立而鲜明者，一休宗纯书法的最具代表性。如果站在书法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割据和动荡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日本书法再一次被“刺激”，迎来了又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全国，新的社会和商业制度建立，随着国内，国际商贸的高度发展，全国的经济迅速强盛起来，人民的生活随之富足，这种富足的社会导制了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追求上。本阿弥光悦的书法正是这种审美展示的代表。 本阿弥光悦作为安土桃山时代书法艺术上的杰出代表，作品有千叶县市川市的《妙法花经寺》题额、《立正安国论》、《四季草花和歌卷》等。本阿弥光悦的书法精神，表现在用笔上圆和流畅；用墨上润泽典雅；章法上或如幽山空寂，疏朗脱俗；或如百花齐放，富丽堂皇；在用纸料上华美而不失雅致。本阿弥光悦对书法美的追求正是桃山时代人们对美的追求的倾向的代表，这种追求既是对传统的回归追求也是复古的表现，更具体的说是对平安时代美的再向往。正如中国的大唐时代，日本的平安时代无论是从经济的发展，还是对文化艺术的推动，建立角度都是日本历史上的颠峰时期，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们的审美情趣，“优美典雅”的追求达到了极至，反映在书法上的展示上最为鲜明。如藤原道子的《躬恒集》，藤原教长的《源氏物语绘卷桥姬》，仅在用料纸上就运用了彩绘，金箔，银箔的撒、压等手段，极尽华丽，而《平家纳经》则是在运用了以上手段之外，更在精雅细致上下足了功夫：金线、银线的间隔，每个字的底料的极尽装饰,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平安时代的富丽堂皇的美，还是安土桃山时代本阿弥光悦对平安时代美的再追求,都是基于人民生活的安逸富足. 以本阿弥光悦为代表的书法美，虽然是平安时代对美的追求，但又有着极大的区别。平安时代对书法那种华丽的美的表现，大都是在料纸上用功，而忽略了书法美的和谐，使观者有喧宾夺主的感觉。而本阿弥光悦在装饰上削弱了料纸本身的渲染，而着重于对书法主体的体现，这种体现不仅是从书法的表象上，更主要的是给艺术展现以更大空间，这种空间使书法艺术本身充分得以自由展现。本阿弥光悦的书法形式之所以能够不群于当代而又能超然于历史，正是基于自身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所赋予的能量，将书法、陶艺、陶器、茶道等融而为一，展现了华丽而不俗的艺术境界。但这种书法上的自由展现中依然存留着刻意性，这种刻意性表现在，行笔过程中对笔墨浓淡枯湿的变化追求，以及在章法的安排上。这种刻意性有来之于传统的承传，但在本阿弥光悦的作品中，更大的是来之于其工艺美术的高深造诣，他把这种工艺的审美元素迭加到了自身书法艺术的表现之中。 本阿弥光悦对优美典雅复古书法的再追求，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达，而这个文化的发达和转变都是来自于“五山文化”的衰弱，“五山文化”衰弱之后，复之而起的便是贵族推崇的“和样书法”的复兴，本阿弥光悦正是这“和样书法”复兴的领军人物。桃山时代“和样书法”的复兴已不仅是贵族的“特有”，而是随着印刷术的发达深入社会各阶层。 本阿弥光悦不但继承了刀剑鉴定的家业，同时也是超一流的陶器艺术家，为日本“茶碗作坊制度”的首创人；在绘画上，与表屋宗达及尾形光琳并称琳派的创始者；在陶艺方面，他以乐烧型式的茶碗为影响；漆器芸术则以装饰用的砚箱闻名后世；书法上则是日本书法史“光悦流”的始祖。本阿弥光悦凭借全面的艺术修养而鹤立于桃山时代的书法史，对日本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日本《书道全集》卷22日本卷9江户卷1平凡社1959年9月15日 日本《图说日本书道史》艺术新闻社1997年7月15日 《日本大百科全书》日本小学馆 名儿耶明《日本书道史年表》二玄社1999年2月 中田勇次郎《日本书道史》中央公论社1982年 《日本·中国·朝鲜书道史年表事典》菅原书房200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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