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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盲人 --《推拿》影评 毕飞宇在有关《推拿》的访谈中表示自己因身体的原因开始接触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而当交往渐深，他却慢慢感受到盲人的喜怒哀乐其实同健全人没什么差别，于是他开始想写些什么。这之后的一次，当他推开推拿中心的门时，猛然意识到门外与门内还是有太多不同——有些东西在门外人中已不再被重视，但在门内人里它们仍被看重，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抓住了写的方向。不过这种“不同感”在历经愈来愈深的沟通与思考后又有了新的变化，对此毕飞宇曾说：“人人都是盲人。”
以上毕飞宇对盲人的感受过程（准确来说是对健全人和盲人的关系的认识过程），大致可用“差异—相同—差异—相同”来概括——这不是一个平面内的循环过程，而是一个立体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更具体的话，则可将此过程总结为“身体差异—情感相同—尊严差异—灵魂相同”。 其实这一认识过程，也适用于描述读者对作品本身解读的过程。 读者在看《推拿》前，一提到盲人，本能的会因身体的差异而做出关系的区分，最常见的就是不自觉产生诸如“我们健全人”、“他们盲人”这样的群体划分（这样的群体划分背后隐秘生长出两套准则，“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即两套准则的产物）之后当我们在毕飞宇话家常式的叙述中，慢慢去了解人物内心的世界，感受对方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的过程中，我们会渐渐“忘记”彼此的身体差异，渐渐“忘记”他们的盲人身份，从而在观照彼此时达到“情感相同”的层面——盲人与健全人在情感上是没有差异的，我们都是活生生、有情感的人。 但随着《推拿》中人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人物性格的多层展示，我们又会深深感受到盲人同健全人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毕飞宇说的“有些东西在门外人中已不再被重视，但在门内人里它们仍被看重”中的“有些东西”里，而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尊严”。 很多读者在解读《推拿》时，都着眼于自尊这点，强调盲人与健全人的“尊严差异”，赞扬与肯定盲人的自尊自爱，且以此为对比，抨击健全人遗弃尊严感的麻木。的确，健全人践踏、遗弃尊严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批判健全人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随意拔高盲人，无视他们的问题。 关于盲人尊严感的问题，其实毕飞宇已经说得很清楚，比如十七页：“看起来盲人最大的障碍不是视力，而是勇气，是过当的自尊所导致的弱不禁风。沙复明几乎是豁然开朗了，盲人凭什么要比健全人背负过多的尊严？许多东西，其实是盲人自己强加的。”说到底，盲人的自尊自爱大多数也不是什么高尚的主动选择，更多的只是一种自卑的反攻，一种被迫的自我保护。 如此我们可再次审视毕飞宇的“人人都是盲人。”通常这句话被理解为健全人应当意识到自己在精神层面有诸多盲点，且背后暗含批判健全人推崇盲人的情感趋向。但《推拿》并非止步于“尊严差异”，也并非想借“尊严差异”来评判什么。事实上，“人人都是盲人”更多想表达的是所谓盲人、健全人，说到底都只是人——无论是健全人还是盲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黑暗的地方、罪恶的部分；我们的灵魂是相同的，我们都是灵魂的盲者——我们不愿承认接受本性中的黑暗、破碎的部分，总认为那些是由环境或是他人所造成的，并认为只要外部条件改变，一切便好了。 都红的经历便是对这一想法最好的回答。都红放弃音乐是因为一次慈善捐款晚会上的失败演出，她感受到自己沦为了供健全人感动的工具。于此，无论是都红还是读者，我们都很容易去责怪健全人，责怪他们的伪善、骄傲与无知，责怪健全人根本不能真正理解盲人的处境，他们陶醉于自己的伪善，不是平等关怀，只有傲慢施舍，且理所当然般地期望得到盲人的涕泗横流，不然便指责对方不知感恩。这样的“义正言辞”是多么自然且容易——健全人就是这么伪善，不像盲人，在残缺与苦难背后，反而更多保有人性的良善。 可真是这样吗？ 都红的大拇指被夹断后，书里写到都红残废了，她成了残疾人中的残疾人。吊诡的是，推拿中心也开展了一次慈善捐款，仿佛时空混错，金嫣和女主持人无论是在行为、动作还是语言上都是那样相似，都红的反应也是类似的，她再次选择离开。 都红离开的真正原因是内心的崩塌，她无法接受盲人并不比健全人良善，无法接受盲人的灵魂其实与健全人是没有差异的。长期以来，她都可以依靠健全人和盲人的身份划分来回应与解释她所受的伤害，在她心中，盲人自己就处在缺陷与不公中，他们比健全人更能体会到人对他者造成的伤害，更能去真正体恤他人，也更多保有良善，但事实上，当都红成为残疾中的残疾后，在面对推拿中心其他盲人时，她“矮了所有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讽刺的是，这种变化刚出现没多久，盲人同伴们就做出了与之前真正健全人一样的反应与行为。 所以在灵魂层面上，哪有盲人和健全人之分？人人都是盲人。 除都红外，《推拿》中其他人物其实也经不住这样的“分析”。书中几段盲人爱情的根本原因和健全人的也无本质差异，说到底都是因为爱自己。比如小马爱嫂子的原因和自己的童年记忆有关，泰来的第一段感情也是因为对方给了自己信心与勇气。再比如王大夫替弟弟还债的这一行为很容易被看做是一种负责任的高尚行为，但细读文本，揣摩“赎罪”二字背后意蕴时，我们也可说这是自私的行为，王大夫的出发点是为了减轻自己的愧疚感。当然我们可再深究下去，王大夫的愧疚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缺陷导致父母生了弟弟，间接使得父母溺爱弟弟，所以他有强烈的愧疚感。这样看来，他也是受害者，但弟弟曾说过：“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瞎?我要是个瞎子，我就能自食其力了！”这自然是一段可笑的言论，但更是可悲的事实，弟弟这样的性格难道只是因为他坏吗？父母和王大夫扭曲的爱与亏欠感难道不也是“凶手”吗？撇开抵触的情感，真正设身处地地去看这句话，弟弟不也是受害者吗？ 在灵魂的层面上，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盲人。我们都不愿承认与接受自己本性中的黑暗与破碎，总认为那些是由环境、他人造成的，并认为只要外部条件改变，一切便好了。这样的想法深深地钳制我们，使我们不可控地伤害彼此，一步步走向灭亡。但正如萨特那句“他人即地狱”指向的不是抱怨与虚无，而是要我们不再寄托幻想于外部，不去试图控制环境和他人，转向内部一样，我们所需做的第一步便是转向我们的灵魂，一点点去接纳其中的黑暗与破碎。那时，我们的内心，才开始真正地向光明敞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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