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求放心？年轻的时候不妨轻狂些，敢于突破旧说、自立新说，要有敢于怀疑古书的勇气。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就要敢于立新论。三十岁以后做研究就要渐趋稳妥。讲求放心，就是心中有什么观点就要敢于表达出来，然后去思考研究。明归返呢？就是不能漫无目的地胡说，而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成章。言之有据，就是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言之有理，就是论证要有逻辑；言之成章，就是要能够用完整的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证明。
带着问题去读书，其中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
第一，分类法。我们读古诗，会发现诗中的口吻不完全相同。古诗一般仅仅使用一种人称叙述模式，但有的时候也会突破人称的界限。我们熟悉的《陌上桑》中有这样一句话“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用的是第一人称，但是后边的内容就全部是第三人称了。这叫做叙述口吻间的相互渗透。这样的现象有很多，比如《史记》中，一般都用第三人称叙事，叙事结束后，司马迁来一句“太史公曰”，变成了第一人称。有的作品甚至直接用代言体来写。比如《连昌宫词》，文章开头是一个老头对“我”说话。而后面的主要内容其实都不是老头说的话，而是“我”的话，老头只是一个引子。《庄子》中有很多孔子、颜回的言论，其实这些都是庄子自己的言论，仅仅借了孔子颜回两个人的名义而已。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人称叙述模式对作品进行分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作家的性别、作品主题思想等角度进行分类。
第二类，定性质。我们读书的时候要琢磨一个问题从性质的角度去思考。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很多文学家写文革时候心灵遭受的创伤、灵魂遭受的折磨、精神受到压抑，甚至肉体也受到摧残。文革结束后反映这些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人就把它们叫做“伤痕文学”。后来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中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很多作家认为人性之恶得到了张扬，这样的作品出现了很多。大家就把这些作品也做了一个概括，叫做“反思文学”。这都是从性质角度辨别作品。小说发展到当代有了不同的路线，有些小说是做了陌生化的处理，就是小说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场景，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那里面没有制度和纪律，完全按照人品、按照功夫说事儿。小说总是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所有的傻人都有傻福。也有一部分小说走写实的路子，像王朔，他的作品就是把人放到现实生活中去写，现在流行的新历史小说也是这样，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上来就是“朱元璋同志”，把朱元璋放在当代社会中了。我们发现这些现象，就是对小说从性质角度进行概括。
第三，论关系。常用的关系有五个。第一，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就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之间的影响关系。比如魏晋时期的玄学为什么会形成。表面上看是历史原因，社会黑暗的产物，其实深层的原因是学理原因。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已经感觉到天性和礼乐之间发生了冲突。天性是自然，礼乐就是明教。具体来说，就是人正在自己制造的矛盾和冲突中生存。这个问题庄子已经意识到了，但他没有深入讨论。魏晋人士在为《庄子》作注的时候重新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从行为艺术和哲学方面试图思考解决，从而导致了玄学的兴起。这两者之间就有因果关系。第二是对立关系。有些现象是对立冲突的，但凡是有冲突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或者前提。所以有对立者就必然有统一。统一之中才能有对立。我们写文章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使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冲突双方的共同点。第三是总分关系。有些概念的范围很广，我们可以先确定其界限，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再具体划分。比如山水田园诗。在唐朝，山水田园诗人有两个代表人物，王维和孟浩然，他们两个可以进一步区分。中国古代的边塞诗人，首先就要想到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人，唐朝的边塞诗人和宋朝的边塞诗人。总分有一个统摄的关系。
第四，建系统，就是将各种现象或者概念等分门别类。比如宗派法，后起的诗人从前代哪些诗人中有所学习和借鉴。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曹植的诗风受到《诗经·国风》的影响；王粲“其源出自李陵”，把他和李陵划分到一起，就是系统的方法。
第五，析隐秀，有些现象是表面的，有些是深层的。我们在谈论表面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把深层的现象加以概括处理。我们常说诗分唐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唐朝的诗都是唐诗。唐诗有一些是宋诗的作法。宋人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宗社图》中提到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杜甫。杜甫的一些诗作是宋诗笔法。杜甫以后也有一些唐朝诗人也是如此，这就是唐诗中有宋诗。宋诗中也有唐音，北宋初年的西昆体、晚唐体，以及北宋中叶的张耒，南宋的杨万里、陆游等，都在学习唐人作诗。尤其是陆游，他的善于幻想学于李白，语言通俗学于白居易，笔法严谨学于杜甫。如果能够把这些内在的现象总结出来，就能看出文学的发展线索。这是从关系角度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