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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著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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