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之夜，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一些原本前往新年倒数的人，结果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倒数。一张张现场照片，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仿佛在在提醒我们，凡是人多的地方，注定危机四伏，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症结真的在此吗？
“群体”是不是万恶之源？同样的问题，在不同文化、历史、教育背景的学者看来，恐怕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其中，对“群体”抱持最怀疑、最批判态度的，应该是法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他在著名的《乌合之众》中，把“群体”批得体无完肤，简直是“人群即恶”。
勒庞认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所以，只要是有众人聚集的地方，就意味着盲目、盲动、盲从。假如这样看，似乎就找到了踩踏事件的完美解释。
然而我们须知，勒庞是19世纪的法国人。后世的研究者也不无指出，勒庞的研究明显受到法国大革命等的影响，令他对“群体”存有偏见。所以，他的学说自问世以来，不断受到挑战。其中一个著名的挑战者，是《群体的智慧》的作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
在《群体的智慧》中，索罗维基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统计学等许多方面解释了“群体”是如何在看似杂乱无章，而实际上却分工有致的状态下完成协作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1968年的打捞美国“天蝎号”潜艇事件。
“天蝎号”在北大西洋失联，所有的专家都已经用尽浑身解数。最后，一名海军军官用了特别的方法找到了潜艇。简言之，就是他将关于潜艇的资料分发给各种专业背景的人，请他们来推算潜艇失联位置。汇集结果后，再取平均值。最终，真的在“群体”错综复杂的判断中，准确找到了潜艇。
从索罗维基的视角出发，你不得不承认，会得出与勒庞完全不同的看待“群体”的结论。对“群体”的信任乃至放纵，似乎并不会令大局失控。
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澳大利亚物理学教授兰·费雪（Len Fisher），他写的书名叫《完美的群体》。在他看来，有“群体”之处，就会自然形成诸如蚁群、蜂群那样的奇迹。每一个蚂蚁、蜜蜂都不具备个体智慧，但是它们聚在一起，就能制造巧夺天工的蚁巢、蜂巢，而且可以协作生产。
无法用短文介绍这些书的全部内容，请详细阅读作者们的详尽分析。但我想强调，如果你相信“群体”是有智慧的，那么，这智慧一定要经过长期、反复的公民训练。成千上万人聚集，没有人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一旦发生恶性事件，不可能等警察前来营救，而要有相当的自治能力——如何退场、如何疏导、如何让救护车能够抵达人群深处……这不是求生技巧，而是真正的“群体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