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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关系，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切实把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第一，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既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这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放权了事，而是要切实做好“放管”结合，管住管好该管的事。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实践证明，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转变政府职能，还应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关系，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第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统筹党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能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合理设置机构、优化职能配置，克服行政体制中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职责不清，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第三，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现代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行电子政务，优化管理流程，提高行政绩效。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完善决策信息系统和决策智力支持系统，在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上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推进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加快完善行政绩效评估标准、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评估方法，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和公务消费，降低行政成本。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制，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第四，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 建立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还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现行财税制度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也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预算体系统一性不够强，预算透明度不够高，预算保障机制不够健全，预算控制方式不合理，容易引起政府资金投入重复、低效、浪费以及一些地方为完成任务收“过头税”；地方税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税权划分不清、税种不明确、税种老化、内外不一，严重妨碍了地方政府履行职能。必须以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为目的，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促进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5.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工细化不仅带来社会财富规模的扩大，也使社会结构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愈益复杂，社会矛盾增多、协调难度加大，单纯依靠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显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必须发挥多个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社会矛盾多样多发，更需要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发挥各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社会治理合力。为此，应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努力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加强社会治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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