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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我是谁？ 一、问题的提出 就算是脑袋在难过，还可以继续详细分析，应该不是脑颅骨在难过，也不是头脑中的血管、血液和结缔组织在难过，它们是没有那个功能的。那么就应该是脑细胞在难过了，而如果我们具有稍微多一些的脑解剖方面的知识，就会知道脑细胞也是有着详细的分工。脑分为大脑，中脑，间脑，小脑，脑干，延髓各部分，还有脑垂体，海马体，脑杏仁核等一些小零碎。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反问：如果是主管情绪的大脑皮层在难受，那么我是谁？我是我们脑袋里面的几厘米大的，那一小块主管情绪的大脑皮层细胞吗？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您所不能接受的。不，我不是那块几厘米大的脑细胞，我显然还应该具有更多的东西。 关于我是谁的问题，古往今来一直在争论不休。按照传统教育里面的说法，这些争论大约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命名为“唯心主义”的，一类是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在学校的课本里一般会这样介绍：唯心主义人为，人具有一个不灭的灵魂，世界是意识的，由意识产生了物质，各种宗教大约都可以归为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唯物主义人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人没有一个独立永恒的灵魂，物质消散了，意识也就随之消散。在唯物主义眼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虽然人脑由大脑皮层，中脑，小脑组成，而大脑皮层又由很多功能分区组成，但物质的分部组合起来的整体，大于这些分部的简单叠加，也就是说1+1＞2。唯物主义人为，人是大脑功能的组合，但形成的总体又超越了这些组合本身。 由于我们国家在传统上是受唯物主义熏陶的国家，相信大多数人可能会比较认可唯物主义的说法：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组合，但部分相加大于总体。这个总结看似简单明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意识，自我的本质问题。比如一架波音747客机，它的几百万个零件，几十万个传感器，以及负责的中央处理器，虽然还赶不上人的身体复杂，但作为模型，以经能够和人体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和一架波音747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吗？ 即使一架波音747再复杂一万倍，还是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的。一架无论多么精美复杂的飞机，当它坠毁，或者是被拆掉，这个飞机本身都不会有“痛苦”产生。一架服役了几十年的飞机，不会因为油漆的脱落，发动机的日益老化而黯然伤神。一架飞机，和一块机械表之间，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只是工艺结构复杂程度不同而已。而一块机械表，与一块石头，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人类与一块石头，一块机械表，一架精密的波音747，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会痛苦，有欢笑，有情感。 那么，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这感受着痛苦、欢乐与情感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脚，不是膝盖，不是肚子，也不是组成脑细胞的那些蛋白质，而且也不是这些所有“零件”的组合。 这样说来：是不是有一个灵魂在呢？抑或是象笛卡尔所想象，在脑子里面蹲在一个可以感受一切的“小矮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放在以后慢慢去说。在这里想特意提醒一点的是：佛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接近唯物论的观点，而不是唯心主义。 在官方的传统哲学中，把佛教，佛学归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中。大众对于佛学的了解，也多来自于小说、电影、以及一些神话传说：有一个可以把孙悟空压在山底下的如来佛祖（但是在现实中，他老人家自从和孙悟空在天宫一战成名之后，就基本不怎么露面，我们很难有机会见到） 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但貌似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任凭人们怎么苦苦哀求祈祷，凡人也不容易见到一个身穿白衣的菩萨现身在眼前）。
还有阎罗王，黑白无常小鬼，可怕的地狱，以及在不知道有多遥远的地方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但这些好像都是死去的人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看来，佛教基本上是无法在当世验证的，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顶多是一种善意的安慰剂、麻醉品，基本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在普通大众的印象中，佛教总是强调放下，放下自己的一切欲望，然后就获得解脱了，在当世做好人好事，来求得来生的好报。可是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欲望，那他还有什么快乐呢？来生的好报，究竟有没有来生谁都不知道，谁知道是不是在麻醉人，骗人呢？！
况且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人是没有一个独立永恒的灵魂的，既然没有一个独立永恒的灵魂，也就自然没有轮回和三世因果报应之说了。 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们所了解的佛教，是小说和电影里面的佛教，其实对真正的佛教是怎样的，佛教真正在讲述一些什么道理，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二、考察的原则
但您肯定不会相信，您会说这太奇怪了，我的电视机一点也不听我的指挥啊，这太离谱了！ 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往往就象是把这样莫名其妙的一辆车，习惯性的当成了自己的车，当成了自己。
第二节：谁为主宰？
生于十九世纪末美国的青蛙简直是个悲剧，那个时候的美国生理心理学家，热衷于通过动物解剖来研究脑部的生理机能，而且对青蛙情有独钟。这些可怜的小家伙被捉进实验室，然后大脑被切割的七零八落，供科学家观察大脑被拿掉某一部分之后的躯体反应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是这样描述这些实验的： 如果在第三只青蛙那里，切割发生在丘脑和视叶之间，它的地面和水面的动作就变得十分正常了，而且当它的下腋受到夹痛，他都会发出有规则的叫声。 从这些实验可以看到到：动物的身体动作和生存本能，很大一部分是受大脑以外的神经系统支配的。大脑，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大脑皮层细胞是我们身体和行为的绝对主宰。
在我们人类大脑所起的作用则重要的多，如果完全切除了大脑，则人类肯定会立即死亡，但不代表着躯体的神经反射完全消失。据说科学家罗宾在一个罪犯斩首一小时后在他的胸部呵痒，看到他的手移向被呵痒的部位。
假设一个婴儿从来没见过火焰，当他第一次见到火焰的时候，出于好奇的本能婴儿要用手去抓握火焰。火焰的热度刺激了手部的神经末梢，产出神经冲动，冲动的电子信号传递到了脊髓里面，脊髓里面的中枢神经向肌肉里面的神经传递电子信号，肌肉产生收缩，于是手就缩了回来，从而避免了被伤害。如果在一个低等的物种那里，事情到此就结束了。而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则还会有另一条神经传导路线。手部的神经电流信号除了传递给脊髓里面的中枢神经以外，还有一部分传导到了大脑里面的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指挥眼睛看到了这个场景，并且由于大脑皮层里面的某种预设装置，大脑皮层感受到了一种痛苦的感受。将这种痛苦的感受通过神经链接结构的方式固定在大脑皮层里，并且将火焰的场景和这种链接结合了起来。 于是，在下一次再看到火焰的时候，看到火焰的神经刺激，就会立即引发链接在一起的过去的痛苦回忆的链接刺激，于是这个婴儿就不再去试图抓握这个火焰了，这就是高等动物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的本领，无疑对于生存竞争是极其有利的。 而对于一只飞蛾来说，即使是刚刚扑向一个火焰被烧得半死，翻过身来，还是会义无反顾的扑向火焰。高等物种靠提高个体的质量来实现种族的生存竞争，而低等物种靠繁殖的数量来赢得种族的生存竞争。有幸的是我们人类属于前者，这就为我们不断发达自我意识，最终自省，创造了条件。 了解了神经系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我的指挥机关由大脑扩大到了整个神经系统。 二、三位一体的大脑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看看是谁在主宰着“自我”，下面来研究一下人类的大脑。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大脑是可以作为自我思维的代言人的。但当深入到大脑内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由一堆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零件”组成。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大脑是可以作为自我思维的代言人的。但当深入到大脑内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由一堆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零件”组成。
从上面大脑结构示意图中可以看出，大脑实际上是一个组合体，各个部分，都负担着不同的功能。 如上文所说，我们虽然在本质上不同与一架飞机，一块手表，或者是一块石头。但我们无论如何，和一头大猩猩，一只小鸟，以及一条蜥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进化，不是以完全替代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增生”的形式进行的。
“我”同时由三个我构成：爬行动物的我，古哺乳动物的我和人类的我，在脑的生理结构上分别对应与我在上图中所标示的三部分脑。这三个部分的脑结构，分别控制着人类的基本反射、新陈代谢，情绪反应和逻辑思维 人脑中的几百亿个神经元可根据其作用分为三层，每一层都随着物种演化，历经数百万年进化，而成为愈来愈复杂的生存机制。三层中的第一层（图中所示的“1”部分），也是最古老的一层，是所谓的“脑干”。这是形状看起来像球茎的细胞群，从脊椎神经顶端直接延伸出来。这一层通常也被称为“爬虫类脑”（reptilian brain），因为脑干跟许多爬虫类的整个脑部很类似。爬虫类脑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基本的、非自主性功能（involuntary functions），例如呼吸、新陈代谢、心跳，以及血液循环等，同时也控制所谓的“对抗或逃避”或“受惊”反应。这是一种自动反应，迫使我们诠释突如其来的遭遇或事件是否为潜在威胁，譬如巨大的声响、不熟悉的气味、有东西沿着手臂上爬行，或有东西蜷曲在黑暗的角落等。这个时候，无需有意识的指令，肾上腺素便会开始流窜全身，使心跳加速、肌肉紧绷。如果我们感知眼前的威胁大于我们的胜算，便会逃之夭夭；如果认为自己能击败它，就会挺身奋战。这种自动反应对于生存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等新种脊椎动物的演化，它们的脑部结构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和它们的远亲爬虫类不同的是，这类新物种的新生儿并没有充分发育到足以照顾自己的程度，所以多少都还需要父母亲的哺育。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并确保物种的生存，脑部的第二层于是逐渐发展出来（图所示的第“2”部分）。这一层称为“脑边缘区域”（脑部中层组织，包含了让我们得以经历情绪和哺育冲动的神经元连接。），它像头盔一样包围着脑干，并纳入了一系列功能已设定的神经连接，能刺激哺育的冲动，也就是提供食物及保护，并透过玩耍和其他活动教导新生代重要的生存技巧。 较高度发展的神经传导路线也赋予这些新物种辨别更大幅度情绪反应的能力，而不只是单纯的“对抗或逃避”。举例来说，哺乳类动物父母亲不仅能够辨认自己幼儿特有的声音，还能分辨幼儿声音所代表的意义，诸如苦恼、愉快、饥饿等。另外，脑边缘区域也提供更广泛且更细致的能力，能“解读”其他动物通过姿势、动作、表情、眼神，甚至微微的气味或信息素所传达的意图。由于能够处理各种不同的信号，哺乳动物和鸟类因而能够更灵活地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奠定学习和记忆的基础。 除了这些大块的结构，一些小的零件，在我们的情感，认知，记忆的功能中，也产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是高级动物所特有的。
海马回对于直接体验的新生记忆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并提供空间、理智和语言（至少对人类而言）的脉络，让情绪反应有意义。脑部这个区域受到损伤的人很难制造新的记忆，对于海马回受伤前的一切，他们记得清清楚楚，但海马回受伤后所遇见的任何人与发生的任何事，他们一瞬间就忘记了。海马回也是脑中最先受到阿兹海默氏症及精神分裂症、重度忧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影响的区域之一。 脑边缘系统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脑杏仁核（脑部的神经元组织之一，负责产生情绪性记忆，特别是恐惧和愉悦感），这个神经元结构体积很小，形状像杏仁，位于边缘系统的底部、脑干的上方。跟海马回一样，人类脑中这个小小的器官也有两个：一个在右半脑，另一个在左半脑。脑杏仁核扮演两种关键性角色：感受情绪的能力与制造情绪记忆的能力。 许多研究显示，脑杏仁核受损或摘除时，各种情绪反应的能力也几乎都会随之丧失，包括最基本的恐惧冲动和同理心，患者同时也会失去建立或识别人际关系的能力。 对于研究人类的情感，我们必须重视脑杏仁核和海马回的活动。脑杏仁核和两个重要部位相连：一是自律神经系统。(脑干部位的神经系统，能自动调节肌肉、心脏与腺体的反应。)，是脑干中自动调节肌肉反应、心脏反应和腺体反应的部位；另一则是“下视丘”(脑边缘区域最底层的神经构造，负责促使将荷尔蒙释放到血液中。)，是脑边缘区域基部能间接导致肾上腺素等荷尔蒙分泌的神经元结构，因此，脑杏仁核所制造的情绪性记忆非常强烈，和重要的生物与生化反应密切相关。 当某事件引起强烈的生物反应，例如肾上腺素或其他荷尔蒙大量分泌时，海马回就会发出信息给下方的脑干，将这事件当作一种模式储存起来，也就是形成记忆。正因为如此，许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能精确的回忆起当时自己在哪里或在做什么。极度正面或负面的个人经验，也同样会以记忆的模式储存在脑干中。 由于这样的记忆及其相关模式非常深刻，日后类似事件很容易就会触发原来的记忆，即使有时候事件的相似度相当低。面对威胁生命的状况时，这类强烈的记忆反应显然对生存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让我们辨认并避免食用曾经使我们生病的食物，也让我们避免跟攻击性特强的动物或同种成员对抗。但是，它也很可能会混乱或扭曲我们对较普通经验的感知。举例来说，常常被父母亲或其他成人羞辱及批判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在面对权威人物时，可能会有异常强烈的恐惧、怨恨或其他不悦的情绪。这种扭曲反应的产生，通常是因为脑杏仁核用于触动记忆反应的连接方式不够精确。只要现在情境中有某个重要因素类似过去经验中的某个因素，就会撩起储存在原始经验中各式各样的想法、情绪、荷尔蒙反应和肌肉反应。 脑边缘系统有时也称为“情绪的脑”。脑边缘系统活动的平衡主要靠“皮质层”——脑部的第三层（图中所示的第“3”部分），也是最新发展的一层。皮质层是哺乳动物特有的结构，具有推理、形成概念、计划，以及调整情绪反应的功能。尽管大部分哺乳动物的皮质层都相当薄，但只要看过猫如何设法撬开衣橱，或看过狗学会如何操作门把手，您就可以见证到动物大脑皮质层(脑部的最上层，是哺乳动物特有的构造，提供了推理、形成概念、计划及微调情绪反应的能力。)的功用。 人类和其他高度进化的哺乳类动物的大脑皮质层，已发展为更大且更复杂的结构。大部分人想到大脑时，心中出现的画面通常就是具有许多突起和沟槽的这层结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突起物和沟槽，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脑部是什么，因为发达的大脑皮质层赋予我们想象力，也赋予我们创造、理解及运用符号的能力。皮质层让我们具有语言、写作、数学、音乐和艺术的能力。我们的皮质层是理性活动的中心，是解决问题、分析、判断、控制冲动，以及组织信息、从过去的经验与错误中学习、同情他人等能力的所在。 第三节：大脑与自我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古爬行动物的大脑，和古哺乳动物的大脑，基本是不受“理智的我”指挥的。每时每刻我们身体内发生的新陈代谢，心跳，奔涌不停的内分泌，这些机能的运作，都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地运行着。而诸如恐惧，喜悦，厌恶，审美能一系列情感行为，也不受理智的控制。而表面上那个“理智”的我，所作出的判断和行为，其实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前两个“我”的深刻影响。那么，“我”到底是哪一个？大脑中的哪一部分，才是真正的我？或者我们不妨把平时我们熟知的，那个以为是自我的“我”，称为现代人类的我。而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体中，还同时并存着古爬行动物的我，和古哺乳动物的我，而且，现代人类的我，时刻依存，并受前两个我的控制和影响
结束了如此沉长的叙述，亲爱的读者暂时先松口气，我用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来说明脑的三位一体，也就是三位一体的“自我”是怎么并存和运作的。 假如您不幸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那么亲爱的您一方面要忍受全国网民对于北京户口制度的声讨，一方面还需要忍受堵车的残酷折磨。 在要跌倒的一瞬间，您的双手扔掉提包试图去支撑住自己的身体，结果您还是倒下了，而且手臂还重重的撞击在地上，更不幸的是，您的眼睛里还被蹦进了一粒砂子，于是您的眼睛不由得涌出了泪水（请原谅我把您说的这么倒霉，嘿嘿）。而这时火车终于徐徐开动了，您眼望着远去的火车，揉着摔伤的手臂，忍不住放声大哭。。。。。。 在这一连串的动作里，眼睛里面蹦进砂子，您的眼睛忍不住流泪，这就是爬行动物的你在起作用，这是一种生理反射行为，是现代人类的理智的你所控制不了的。而在你跌倒的时候，手臂不由得扔下皮包去支撑，这是古哺乳动物的你在起作用，这属于半随意动作，这种动作是下意识的，作为理智的你不好控制，但是如果经过训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施控制。当你看到远去的火车而放声大哭的时候，这时候的行为，才是人类的你的大脑在起作用。 二、不见踪影的指挥家 科学家与心理学家们经历几个世纪的辛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模糊的，顶多只能确定“心灵”没有特定的位置、形状、外观、颜色，没有位置（如心脏或肺脏的位置），没有系统（如循环系统），更没有功能范围（如新陈代谢的调节范围）等具体特质，可以让我们将它归入特定的基本生理层面。像“心灵”这样难以定义的东西，要是能说它根本不存在，那事情就简单多了！要是能把“心”纳入鬼魅、精灵或仙女那类虚幻事物的世界，那事情也简单多了（但清醒的我们不能去那样做，那是一种懒惰与逃避）! 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否认“心灵”的存在呢?我们能思考、有感觉，能辨认是自己的背在痛或腿麻了，我们知道自己是疲倦或清醒的，是快乐或悲伤的。无法精确指出某个现象的位置或定义某个现象，并不表示这个现象不存在。这只表示，我们累积的资讯还不够，因此无法提出某种可行的模式。打个简单的比方，科学对“心灵”的了解，和我们对电力这类东西的接受性，两者有什么不同?使用电灯开关或电视，并不需要对电路或电磁有深入的了解。电灯不亮了，你就换灯泡；电视不能看了，就检查一下电缆或卫星连线是否接触不良。你也许得将烧坏的灯泡换掉，也许得把电视与机顶盒或卫星接收器之间的接头拧紧，或把烧坏的保险丝换掉。再不行，就打电话叫技术人员。但是这些行动都依据一项根本的了解或信心：电力是有作用的。 “心”的运作也类似这样。现代科学已经能够辨识出许多形成智能、情绪和感官知觉等心智作用的细胞结构及其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实在都还不足以确认“心”到底由什么所构成的。在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有些科学家开始对佛学的某些观点产生兴趣，他们发现，事实上，科学家们对“心”的活动的研究愈精细，就愈接近佛学对“心”的理解——“心”是一种不断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虽然科学家们并不认可佛学这种“宗教”，但是佛学持续2500年之久的，对于人类思维和意识的思辨与内省，其好多观点还是值得借鉴的。第三世嘉华噶玛巴在《大手印祈愿文》一文中说到：一切现象都是心的投射。这种说法和现代心理学家的观点，已经很相似了。 早期佛教经典的英文翻译，试图将“心”认定为超越当代科学理解范围的一种独特“事物”或“东西”。这些翻译上的不当，源于西方早期的假设，认为所有经验最后应该都和某方面的物理性功能有关。近年来，对经典的诠译则比较接近现代科学对“心”的概念，也就是说，“心”的活动，通过当下经验中不可预测因素与神经元惯性之间的互动而不断进行。 佛教徒和现代科学家都认为，有情或有意识的生物因为具有“心”，所以不同于草或树之类的其他有机体，当然更不同于那些我们不认为有生命的东西，例如石头、糖果纸或水泥块。基本上，“心”是一切有情生物最重要的面向。连蚯蚓也具有心，虽然蚯蚓的心不像人类的心那样微妙和复杂。不过，简单可能也有优点，我可从没听过有哪条蚯蚓因为担心股市而整夜失眠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经科学系系主任罗伯特?李文斯顿医生对于人的大脑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在1987年“心与生命学会”首次研讨会中，把脑比喻为“一个和谐且纪律良好的交响乐团”。 他解释道，脑就像交响乐团，由许多组的演奏者构成，通过共同合作而产生特定的结果，例如动作、想法、情绪、记忆和生理感受等。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眨眼、打喷嚏，甚至只是举起手臂，尽管这些动作看起来似乎相当简单，但这些简单动作所涉及的参与者数量，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各种互动，却形成异常复杂的画面。 不过，这里还是有个疑问，倘若脑就象李文斯顿博士所说的那样，是个交响乐团，那不是应该有个指挥吗?不是应该有个客观、可辨认的细胞或器官在指挥一切吗?我们显然认为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至少在说“我还没下定决心”或“我心里一片空白”，或“我的心当时肯定是乱了套”的时候，我们是如此认为的。 科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指挥”， 花费许多心血，希望找到某种细胞或细胞群负责指挥感官知觉、感知分别、念头，以及其他心智的活动。然而截至目前，即使运用当今最精密的科技，科学家还是没找到指挥者存在的任何痕迹。他们无法宣称脑中某一个特定区域就是“我”，就是负责协调不同演奏者相互沟通的指挥。 现代神经学家因此放弃了寻觅“指挥者”的想法，转而探索遍布脑中的几百亿个神经元如何在没有中枢指挥的情况下，而能协调彼此活动的原理和机制。这种“统合”、“分派”的行为模式，好比一群爵士音乐家的即兴合奏。爵士音乐家在即兴合作演出时，每个人演奏的乐章也许略有不同，然而，他们还是有办法和谐地一起演奏。 试图在脑部找到“我”，主要是受到古典物理学的影响。物理学的传统重点是研究支配有限范围物体的定律。(古典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能够在空间上标示出它的位置与大小范围的物体，故称之为“有限范围的物体”。而其所研究的目的，则是归纳发展出规范物体行为的准则。)根据这个传统观点，如果心具有某种作用，例如影响情绪，那么就应该有具体的存在处。然而，在现代物理学的架构中，实存物体的观念很难成立。每当有人找出可能的最小物质元素时，很快就会有人发现，这是由更小的粒子所构成。随着每一次的新进展，基本物质元素的确认就更加困难。 此外，即使逻辑上可以把脑分解为愈来愈小的部分，一直到最小的亚原子层次，谁又能精确指出其中哪一部分确实就是“心”?由于每一个细胞都是由许多更小的部分所组成，而每一小部分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我们又怎么可能指出“心”到底是由哪一个部分构成的? 在这一点上，佛学也许能提供一个新视野，以作为科学研究新途径的参考。在藏传佛教中，“心”称为“sem”，可翻译为“知者”或“能知者”。这个简单的名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佛教观点中，“心”主要是认识及省思自身经验的能力，而不是某种特定物体。尽管佛陀也说过，脑的确是“心”的生理基础，然而他也详加指出，“心本身”并非某种能够被见到、被触摸到的东西，甚至无法以语言文字定义。如同眼睛这个器官不是视力，耳朵这个器官并不是听力一般，脑并不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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