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宪宗还算为“一代明君”。然而，“明君”也难克服人性的弱点，他一度数出游猎，荒怠朝政。此事引起一位叫柳公绰的新任吏部郎中的不满，他仿医生劝说患者的口吻，写下《太医箴》上奏，讽谏皇帝要“改邪归正”。文中不乏辛辣之词：“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即“上天定寒暑，从不私于人”，故人要遵守生活的规律；“饮食资身，过则生患”，即“饮食滋养身体，过度享受必然生病”，故人要自我节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即“有病才考虑去治，远不如在生病之前预防”，故人要防微杜渐，不要养痈遗患酿成沉疴。今天读来，《太医箴》就是一篇绝妙的怪体杂文，句句都是药石之言。宪宗阅后大为感慨，惊叹作者文采过人，且“爱朕深”也，并将“气行无间，隙不在大”一句作为座右铭置于案头，一月后又拜柳公绰为御史中丞(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监察百僚。一篇原本讽刺宪宗的“杂文”，却变成了柳公绰入阁的任命书，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选人用人的绝美佳话。
柳公绰在唐朝以一身正气、敢作敢为著称，容不得官员的堕落和腐败。宪宗打个猎什么的，按说也不算大过，但他却写下了刺怠刺奢的《太医箴》。唐肃宗之后，宦官势力在朝廷做大，朝野无人敢惹。宪宗朝护卫京师和宫廷的神策军，就由宦官一手控制，这支禁军在长安不可一世，官民畏之如虎，但柳公绰却不惧怕。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的一天，柳大人走马上任京兆尹，前面的仪仗队伍整齐地走在长安。此时，一个神策军小将却没把这个新任的京兆尹放在眼里，骑马在仪仗队伍中乱窜，数次打乱了仪仗队伍。柳公绰下令将这名小将乱棍打死，宪宗闻后大怒，在延英殿立召京兆尹问罪。柳公绰不卑不亢，据理以对，把皇帝的斥问一一驳了回去，弄得宪宗也没了脾气，对左右说：“你们以后可别惹这人了，连朕都有些怕他。”唐宪宗怕柳公绰，不是怕他蛮横，更不是怕他“谋反”，而是怕他的疾恶如仇、不惧权贵，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写出《太医箴》的为什么是柳公绰而不是别人，原因正在这里。柳公绰的这种精神实在可贵，应为“为官之魂”。一个人的职位和责任越大，越需要这样的“魂”。
唐宪宗也很值得称道。一篇《太医箴》，原本是讽刺、揶揄、劝说他老先生的。然而，此君读后不但没有动怒，而且喜出望外，表现出了难得的大境界。其一，非常欣赏作者的文采，认为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二，很理解作者的苦心，认为这是真正地关爱自己和社稷；其三，变《太医箴》为人才自荐书，由此得到了一位良才。既然柳公绰如此爱“挑毛病”，那就让他去监督百官吧。另外，还可看出宪宗的选人思路和视野：不拘一格，没有教条；求贤若渴，视才为宝。宪宗上任后雄心壮志欲重振大唐，不能没有一大批一流的人才。可见目标有多大，心胸便有多大，对人才的渴求和宽容就会有多大。柳公绰生逢其时。
当然，皇权专制社会“一篇‘杂文’踏青云”式的佳话，只能作为个例欣赏，不具有普遍意义，更无法推广和复制。因为这是人治下的佳话，一旦此人不是“唐宪宗”而换成了“唐僖宗”，整个“佳话”就会全部崩盘。即便是唐宪宗，也会像月亮圆缺不一样，而且正应验了。唐宪宗晚年思想颓废不思进取，迷恋于“拜佛运动”，才高八斗的韩愈，为此写下《论佛骨表》，劝谏他不可狂热应改弦易辙。同样是一篇“杂文”，韩愈却差一点丢了脑袋，只是老臣裴度等拼命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但当即被逐出京城贬到了潮州。可见，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只能靠民主制度，“伯乐”是靠不住的。不过，即便是民主制度，也同样需要人去执行和完成，而人的素质，比如胸襟、眼界、正义感等，同样很重要。从这一点讲，“一篇‘杂文’踏青云”这样的佳话，又有着永恒的魅力。（2014年第10期《唯实》刘吉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