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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维的三大特性

 灵藏阁 2015-01-11
  摘 要:哲学思维具有抽象性、批判性和反思性。这三大特性表现于哲学上观察任何对象的视角和层次之中,也表现于哲学思考所使用的概念形式、哲学推理所追求的逻辑走向之中。哲学的抽象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将人类的抽象能力发挥到最高限度,力求把握“无限”的抽象;哲学的抽象还是一种通过概念之间横向的逻辑关系来自我限定的抽象。批判性是哲学思维对命题和对象进行带有否定性的考察和分析;追问和澄清前提,是哲学批判最重要的方法。哲学的反思性是指它的批判矛头不仅仅是“对外”的,即针对一切外部对象和已有的概念及思想成果,同时也是“对内”的,即针对批判着的思想自身。
  关键词:哲学思维;哲学的抽象性;哲学的批判性;哲学的反思性

  哲学与其他学科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但在“说什么、怎么说”方面,却表现出很大不同。“说什么、怎么说”其实都取决于“怎么想”,这意味着哲学拥有不同于其他各门科学的思维特性。概括地说,哲学思维所具有的最突出、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性,是它高度自觉的抽象性、批判性、反思性。这三大特性表现于哲学观察任何对象的视角和层次之中,也表现于哲学思考所使用的概念形式、哲学推理所追求的逻辑走向等等之中。

  一、哲学思维的抽象性
  哲学的抽象性首先通过哲学概念的高度抽象性表现出来,这一点已为人们所熟知。人们谈到哲学,首先想到的是抽象概念。哲学往往因为抽象而显得脱离实际、玄奥曲折、晦涩难懂。但在实际上,思维的抽象性不仅是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因为正是有了抽象,人的思维才能够超越现象走向本质,超越个别走向一般,超越特殊走向普遍,超越有限走向无限。
  抽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思维能力。一般而言,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而言的。抽象是从感性经验的具体事物中“抽”出来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的东西,加以理性的分析、概括和提炼,从而得到一个超越了个体形象的认识或结论。应当说,这种抽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遇到也会用到。比如,“水果”是从苹果、梨、草莓、桃子等中抽象出来的;“蔬菜”是从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中抽象出来的;“人”是从地球上东西南北、古往今来、不同种族的个人中抽象出来的,,这种抽象的意义,在于人们依次超越对象的个别属性和表面现象,越来越深入地把握某一类事物的普遍特征和共同本质。不难理解,如果没有抽象就没有人类的概念语言,就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在共同的概念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和实践。抽象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思维形式。
  但日常的概念和抽象还不代表哲学意义上的抽象。一般说来,日常抽象乃是程度比较低的抽象,哲学抽象则是最高程度的抽象。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从黄瓜、西红柿等中抽象出蔬菜;再从蔬菜、水果等中抽象出植物;再从植物、动物等中抽象出生物,,以此类推。而最后达到的“物质”、“存在”等概念,才是哲学所特有的抽象。那么哲学的抽象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
  以“物质”、“存在”等概念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抽象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性:
  1.哲学的抽象是一种“形而上”的,将人类的抽象能力发挥到最高限度,力求把握“无限”的抽象。这一点表现在它对经验的超越性之中。我们知道,日常抽象的每一步都受到经验事物的限制:
  从黄瓜抽象到蔬菜,必然要以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一切具体蔬菜的种类为基础;从蔬菜抽象到植物,则必然要以蔬菜、水果、花草、树木等一切具体植物的种类为基础,,以此类推下去,在达到“物质”、“存在”等概念之前,人类的思维都不能超越具体经验的表象,所把握的总是有限的领域。然而在现实中,世界的事物种类及其变化是无限的,经验世界变动不居,人的经验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着。仅限于经验基础上的抽象,所提供的只能是局部的、现象或表象层面的普遍性,并不能提供整体的、本质层面的普遍性。
  而哲学作为追根究底之学,其意义正在于它要摆脱感觉经验的束缚,进入一个超越经验的层次,提供对普遍性的整体把握。正因为如此,哲学在经验抽象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抽象,力求在对象的总和意义上把握其本质。这种更高度的抽象所达到的,就是用“物质”来概括世界上已有的和可能的、有限的和无限的、一切可以通过人的感觉来体验的事物;用“存在(有)”来概括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在内的一切可言说对象的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说:“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1]而“物质”、“存在”这样的概念,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所以才能代表在“无限”意义上的抽象。同样的抽象也表现在哲学其他概念,如运动、时间空间、质和量、可能和现实、必然和偶然等等之中。

  2.哲学的抽象是一种通过概念之间横向的逻辑关系来自我限定的抽象。哲学概念的“核心机制”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横向的逻辑关系。一个哲学概念之所以成立,既不是因为它在经验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相应的对象,也不仅仅因为它是对一系列经验对象之集合的概括,而是因为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物质”这个抽象就是如此。曾为物质概念下过经典定义的列宁曾声明:“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2]就是说,物质概念的含义的确定性,正是在与“意识”相对的范围内成立的。这就如同“存在(有)”只是相对于“非存在(无)”来说,才有它的确定性和意义一样。
    在哲学的理论叙述中,基本的概念、范畴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典型的如“运动和静止”、“现象和本质”、“历史和逻辑”等;非典型的如“时空”,当时间空间为一体时,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一组固定的对应范畴,其实却是由于这个范畴能够、并且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下与许多其他范畴(如实体、运动、过程、生命等)相对应,才能够对它加以确切的把握和运用。上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极高度抽象的情况下,概念的内涵被提炼到了极其“纯粹”的普遍性程度,如果不用与它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来比照和限制,就无法界定和显现它所要表达的特殊内容。这种通过概念之间的横向关系来自我限定的理论特征表明,哲学的抽象始终是一种力求在最大限度上把握事物最普遍特征的理性创造,并不是一种无所节制、随心所欲、脱离现实的想象和臆造。
  有了这样最高程度上的抽象概念,人类才能够在最具普遍性意义的层次上思考那些最具普遍性的问题,用以从总体上把握世界,而不必一一回答每个个别的问题,因而局限于对同类事物重复对待的狭隘经验之中。然而,人们往往习惯了常识的思维方式和经验的抽象,日用而不自知,当他们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哲学领域的时候,就往往很不习惯。“假如摈弃熟习流行的观念不用,则我们的意识就会感觉到原来所依据的坚定自如的基础,好像是根本动摇了。意识一经提升到概念的纯思的领域时,它就不知道究竟走进世界的什么地方了。”[3]41要么茫然无所措,要么仍然回到常识和经验的思维方式,将哲学的概念作比附于经验的理解,“亟欲将意识中的思想和概念用表象的方式表达出来”[3]41。特别是当出现了“现象”、“本质”、“现实”这样与日常概念相似的字眼时,更容易用理解日常概念的方式来理解。其结果必然是似是而非、徒增困惑。针对这一情况,黑格尔提出“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仅仅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3]63而要具备这种能力和技巧,“首先便须在抽象思维中训练自己,就概念的确定性去执著概念,并从概念来学习认识。”[4]39-40只有经过这种训练之后,才有可能超越日常经验的束缚,从习惯于名称、表象所遵循的纵向对应关系,转向习惯于概念所遵循的横向规定关系。而进行思维训练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是学习逻辑学。
  在逻辑学中,抽象的概念体系往往以最为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马克思说“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5],如果握有了这一“精神的货币”,那么思想的流通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哲学的大门将为之敞开。

  二、哲学思维的批判性
  在高度理论抽象层次上的批判性,是哲学思维的主要特性之一。
  通常所谓的批判,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对象的揭示、辨析、鉴别和选择;二是对对象的否定、扬弃。基于这两种含义的共同点,哲学上的“批判”概念,是指人对对象的理性检验、分辨和超越的意识与行为。一般说来,任何科学研究和思想发展,都必须有其批判的意识和行动,才能够突破现状、超越局限、创新发展。而哲学的批判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批判之处,主要在于:其他批判例如科学批判,主要是走“形而下”的路径,即通过具体化、实证化的方式,着重于对对象的现实和感性特征和其内外部关系等加以批判;哲学的批判则是走“形而上”的路径,即通过抽象化的方式,着重于对对象存在的基础、前提、本质和界限等进行批判。
  1.批判性是哲学思维的本性和精神标志。对命题和对象进行带有否定性的考察和分析,借以走向超越,是哲学批判与一切科学批判的共同特点。但是,哲学批判永远不满足于既有结果,不迷信任何权威,不拘泥于习惯和成见,而是对它们保持一定的怀疑和审视态度,尽管其结果对于以前的认识来说并非总是完全否定的、颠覆的,却总是探索新的路径,走向新的发现、发展和超越,这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哲学精神。这一精神来源于哲学的内在本性,也来自哲学对世界和人类思维辩证本性的清醒认识。
  哲学作为一种概念思维的形式和一系列概念的体系,它的概念在抽象地形成和运动中,时刻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两重性。斯宾诺莎曾提出,在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的形成过程中,“一切规定都是一种否定”,黑格尔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命题”[6]。斯宾诺莎在阐释这一命题时以“形状”为例,指出物质整体作为没有任何限定的东西,是不能有形状的,因为一旦有了形状,物质整体就有了限定,就不再作为物质整体而存在了,而变成了某种有限定的特殊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体的形状,但是却不可能知道作为它们整体的“物质”有什么形状。可见,对于无限事物的任何一个规定或者说限定,同时就是对它的一个否定,所以“形状除了是否定外,不能是别的。”[7]在斯宾诺莎的启发下,黑格尔进一步意识到,与斯宾诺莎所说的“肯定即是否定”相继续,在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则是“一切否定都是一种规定”,即“否定也是肯定”。他指出:从一个抽象、普遍的概念到一个具体、特殊的概念的逻辑运动,可以表述为后者否定前者的运动,这一否定同时是一个肯定:“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于是,在结果中,本质上就包含着结果所从出的东西,,概念的系统,一般就是按照这条途径构成的”[4]36。也就是说,正是这样一个持续否定)肯定)否定的不断过程,使概念获得了自身运动的动力和生命。总之,哲学批判内在地包含否定性,但并不仅仅是否定;否定也并不仅仅是“说不”,而是“扬弃”,即同时意味着肯定和建构。
  当然,仅仅从概念自身的运动中理解哲学的批判性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概念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源自人现实的生命和感性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本性,换言之,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与人类在实践中把握世界和自我把握相联系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概念的辩证的思维的把握中,始终要看到人自身的、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合理形式”的辩证法的意义就在于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
  2.追问和澄清前提,是哲学批判最重要的方法。哲学批判不同于其他批判包括科学批判的一个主要之点,在于日常批判是“形而下”的、日益走向具体化、实证化的批判;而哲学批判则是“形而上”的,即指向构成对象或思想的前提和根据的批判。思想的前提和根据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尽管它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思想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但在日常常识和经验科学的视野下,它却是隐而不显的。“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虽然深深地-隐匿.在思想的过程和结果之中,但它作为思想中的-看不见的手.和-幕后的操纵者.,却直接地规范着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9]哲学的批判恰恰在于把这双“看不见的手”展现出来,让它从“幕后”走向“台前”,由“操纵者”变为“表演者”,并在“理性”的舞台上为自己辩护。
  正是基于这一特性,康德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对“自明的东西”进行分析。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说:“哲学认为,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哲学反对盲目地抱守传统和在生存的关键性问题上的退缩。哲学已经担负起这样的不愉快任务:把意识的光芒普照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之上,而这些东西已根深蒂固,似乎已成为自然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10]243所以“哲学的真正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10]250。英国哲学家伯林同样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困。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11]这些论述表明,哲学家对哲学批判是前提性的批判,表达了高度自觉的认识。在哲学的实际工作中,哲学家们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在前提性的批判中,哲学能够使人的理性思维达到最大限度的超越。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思维领域,而且它的影响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哲学绝不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纯粹自娱自乐的抽象世界,它归根结底乃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映和表征,并且这种反映和表征不是表层的而是深层的,不是结果的而是原因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因此,哲学批判的重大成果,往往也就意味着人们思维的重大突破,意味着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仅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例,这本书以抽象和晦涩著称,然而正是这本极其难懂的著作中所包含的“破坏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在当时掀起了一场革命。海涅描述道:“从这本书的出现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这次精神革命和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有着最令人奇异的类似点,并且对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来说这次革命肯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在莱茵河的两岸,我们看到和过去时代同样的决裂,以及对传统的一切尊敬的废除;如同在法国每一项权利的正当性都受到了考验一样,在德国每一种思想的正当性也必须受到考验;如同在法国推翻了旧社会制度基础的王权一样,在德国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在德国,这部书便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12]马克思也根据康德思想与当时欧洲革命的联系指出,要“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13]100。哲学史上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它们能够充分地表明,哲学批判特别是其前提性批判,对于人类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能够起到多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三、哲学思维的反思性
  哲学批判是一种在逻辑上最具彻底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彻底性还表现为,它的批判矛头不仅仅是“对外”的,即针对一切外部对象和已有的概念及思想成果;同时也是“对内”的,即针对批判着的思想自身。这就是哲学的反思性特征。
  所谓反思,即“反省之思”,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的主体以自身为对象来进行批判性思考,即所谓“对思想的思想”、“对认识的认识”、“对批判的批判”即自我批判,等等。反思代表着人的一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类思维和理性达到成熟、自觉的标志。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3]39任何正常的、具有理性的人,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识,表现为人们随时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必要的审视和调整;在人类的各种理性形式包括科学中,也无不包含着一定的反思形式。例如在科学史的研究中,总是要对科学发展的过程加以总结、分析和评价,等等。而哲学反思的特点和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在各门科学中,哲学以最为自觉的理性形式,承担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功能。
  人类在重大普遍性问题上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往往通过哲学的反思和自我批判表现出来。而哲学的反思,则往往通过哲学家的批判性思考、探究以及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表现出来。
   例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一直把自己的感觉与被感觉的事物、认识活动与认识对象,总之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统一性,当做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和不证自明的基本信念,并在实践中一直有效地实现着思维与存在之间具体的统一。当时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不曾提出要对这个信念本身加以考察。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4]全部具体科学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都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当做不证自明的结论。比如一个物理学家发现世界的运动规律,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发现物体的运动规律之上,就好像这一规律躲藏在世界之中的某个角落,他的工作就是把它找出来。至于这一规律是否现成地存在,是否与现实世界中物体实际的运行轨迹契合一致,他是不会考虑的。胡塞尔曾指出,“认识的可能性对自然思维来说是自明的。自然思维的工作已结出了无限丰硕的成果,日新月异的科学是一个发现接着一个发现向前迈进,它根本就不会想到要提出关于认识可能性的问题。”[15]
  但是,人类的实践发展和理性发展,却越来越暴露出这种信念可能导致的独断论倾向。正是休谟提出的怀疑论问题,尖锐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把人类的认识能力作为哲学怀疑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对象,由此凸显了思辨与实践二分方式的错误。“休谟问题”实际成为人类通过哲学进行重大反思的一个新的起点。它意味着:“在-反思思想.的维度上,思维的任务并不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做必须予以追究的-问题.。”[1》]因此在休谟之后,康德正式提出了要解决人类认识的前提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之所以显现出如上所说的巨大的革命意义,也恰恰在于他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人类反思的最新成果。
  2.对概念及其逻辑体系无矛盾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统一性的追求,是哲学的使命,也是哲学反思性的内在动力。
  可以说,人类“存在着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不管是古典形式还是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其驱动都在于力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使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多样性能够在这个框架内依据某些普遍原理而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17]这种信念和追求,使得哲学上出现了如石里克所描述的情景:“所有的大哲学家都相信,随着他们自己的体系的建立,一个新的思想的时代已经到来,至少,他们已发现了最终真理。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哲学家几乎不能成就任何事情。例如,当笛卡儿引进了使他成为通常所称-现代哲学之父.的方法时,他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当斯宾诺莎试图把数学方法引进哲学时,也是如此;甚至康德也不例外,在他最伟大著作的序言中,他宣称:从今以后,哲学也能以迄今只有科学所具有的那种可靠性来工作了。他们全都相信,他们有能力结束哲学的混乱,开辟某种全新的东西,它终将提高哲学思想的价值。”[18]1但是,哲学并不仅仅是人类主观的思维活动,它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3]121这意味着哲学所寻找、确立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框架,都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带有历史的局限。这就构成了哲学自身的矛盾:一方面,每一个哲学家都试图发现、建构一个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哲学家又都无法完成这一工作,因为实际上它是“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19]。正因为如此,哲学对世界的批判总是要与自我批判即反思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它的追求。
  3.在哲学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中,同样包含着强烈的前提性反思和批判意识。与此相应的是,哲学发展也表现出常常“回到起点”的特征。
  石里克曾指出:“哲学事业的特征是,它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它觉得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每个解答都不是确定或足够确定的。它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头做起。”[18]1当然,哲学的事业固然“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但它绝不是总从“零”开始,因为哲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复杂的“扬弃”。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在第1《届德国哲学大会开幕词中说:“人们常常抱怨,在哲学中没有真正的进步。但正因为如此,哲学并不停留在任何地方。进步的代价是过时。但柏拉图不会过时,大多数成为经典的哲学家都不会过时。我们总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总可以在他们的思想之中观察现实问题。而且随着我们哲学研究的进展,总在出现新的理解他们著作的角度,总在提出新问题。”[20]哲学的扬弃必然以问题的形式展现出来。正如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所总结的:“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2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问题一开始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问题——哲学问题不仅本质上就是人类生活中所产生或出现的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人类生活形式在某个层面上的相似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哲学问题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所思考的很多问题仍然是当今的哲学家继续思考和探究的问题。”[22]一些古老的哲学问题往往绵延千年而历久常新,并且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在对老问题的新解答上,如胡塞尔对柏拉图理念论的阐释、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观的探究、伽达默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莫不如此。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是如此,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如此,黑格尔对康德是如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是如此,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也是如此。
  可以说哲学迈进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哲学史想象成是一个(长命的)人在一段一段的时间里-接着.想下去,后人接续前人,-不断地.做下去。”[23]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并不仅仅停留于概念和思辨的形式本身,思想的历史延续联系着人和社会发展的生命。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正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最现实的人类状况”,促成了哲学永无止境的反思和批判,而这正是哲学具有不竭生命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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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网络编辑:孔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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