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Аnton chekhov.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被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创作后期转向戏剧。
六七年的夏天，我住在乡下， 我命中注定经常闲散，各处徘徊。
有天傍晚，我偶然走上一条林荫道。安静而黑暗，树梢上有光颤抖。金莺勉强唱着，它大概也老了。
林荫道到了尽头，我走过一座带阁楼的白房子。
门口站着两个姑娘。 年纪大些的那个不看我；另一个惊奇地瞧我。
那两张娇美的脸仿佛早已见过，我走回家去，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好梦。
从此我就常上那白房子去了。我的心越来越沉重；我的生活过得这样快，这样没意思。我听见她们的声音。
姐姐莉达在乡村教书，每个月挣廿十五卢布的薪水。她漂亮，忙碌，永远严肃。
妹妹任尼亚跟我一样悠闲无事。家里人当她是小孩子，叫她“米修司”。她成天看书，热切地看下去。
我们一块儿去散步，到田野上去。 我画画，她就看得出了神。
乡村别墅的早晨总是迷人的。 我知道就要这样没有事情地过完一整天，整整一个夏天。
我在花园里，任尼亚拿着篮子走来，仿佛她知道会在这儿找着我。
她跟我讲村子里的新闻，谈到奇迹。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生活本身不就是奇迹吗？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奇迹。”
“难道你不怕奇迹吗？” “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认定自已比任何奇迹都高，要不然他就算不得人。”
她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一定知道得很多。她谈到上帝和永恒。我说：“对，人是永生的。”她听着，相信了。
田野上黑麦花开，秧鸡鸣叫，仿佛生活正在开始，美丽，神圣，那是软弱的俗人所不能了解的。
我呢，满心想要单独为她一个人画画，跟她一块儿占有这迷人的大自然——这以前我老觉得自已是个多余的人。
她问我为什么老是和莉达争吵。我说：“因为她的话不对。”“这真叫人不懂！”她摇摇头。
天热，风早已停了。悠闲的白昼好长、好长啊，同时还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这世界上的事不管多么长，总要完结的。
也许因为我始终和她在一块吧，总之我舍不得离开她，觉得那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是那么亲近。
我感到一种平和的激动心情，仿佛在恋爱似的；在整个夏天里我第一回想到要画画了。
晚上莉达又谈起学校，谈起设立乡村医疗所。 “对不起，”她转身对我说：“我忘了你是不感兴趣的。”
“不，我很感兴趣。”我生气了。 “我认为建立医疗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要紧的不是某一个农民病了，而是他们这一生从没功夫想到自已的灵魂，就跟动物一样。您的学校和医疗所只是巩固他们的奴隶地位罢了。”
“要做的应该是把人从奴隶地位上解放出来，给他们自由，和我们一起献身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只让他们看懂酒馆的招牌和灵书。”
“我只跟您说，”莉达说。 “人不可能坐着不动。固然我们没有拯救人类，但尽力去做，那就是对的。”
“你自相矛盾，你连教育也反对，可是又谈科学。”
“科学与艺术不是为了暂时的需要，而是为了永久的目标——探索真理。可是我们的智慧全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消耗了……”
“真理还远得很，人类仍旧是最残暴的动物。我们的才能只是给罪恶凑趣，（“米修司，出去。”）我不想工作。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别说了。”丽达说，“我们永远也谈不拢。你瞧不起的药房与学校，在我看来比全世界一切风景画的价值都高。”
那是八月间一个忧郁的夜晚——说忧郁，是因为有了秋意。门边站着任尼亚，等着送我一程。
“我觉得你的话对，”她说，由于冷而发抖，“要是大家都能把自已献身给精神活动，人就会变成神。”
她不敢去看陨落的星星。我爱她。我一定早已爱上她了。 “再陪我一会儿，”我说，“求求您了。”
这当儿，我搂住她，吻她。 “明天见，”她低声说。“这真可怕！我喜欢您，可是丽达呀！”
后来，我想再看一看她居住的那所房子。 窗子里灯光变成柔和的绿色。
我满腔柔情，对自已满意，因为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热爱。但想到莉达，又觉得不自在了。
第二天，我没有见到任尼亚。莉达告诉我，她和母亲旅行去了，花园里一个小男孩交给我一个纸条：“姐姐要我跟您分开。我不能伤她的心。求您原谅我！”
想到原先在她家说过的话，我不由得惭愧起来，而且又觉得生活乏味了。当晚，我就动身回彼得堡去了。
我已渐渐忘记了那所带阁楼的房子。有时，孤独折磨我，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我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从前，有一位作家，他写了一篇关于大自然、风景画、生活与虚无的小说，一百多年后有个青年迷上了这篇小说。这个青年就是我。那么，在这个青年渐渐老去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忘掉这些陈年晚事。二、用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我选择了后者。
-----何多苓
小说《带阁楼的房子》中，男主角画家有这么一段心理独白：“我满腔的温情，心里平静，满意自己。我满意的是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爱人” 时光流逝，情随境迁。安东.契诃夫的时代自不待言，就连阅读他的时代也显得那么遥远。唯一剩下的记忆，和小说中的画家一样，入迷过，爱过，我对此也算满意。
———何多苓
1992-1997的五年里，我喝了很多酒，喜欢过很多姑娘，也读了很多剧本。我喜欢莎士比亚和契诃夫，喜欢他们华丽的激情和含蓄的幽默。遗憾没有留下一件我设计的舞台模型，哪怕是一张照片。尤其是为契诃夫的《三姐妹》做的设计，一座漂浮在俄罗斯森林上的房屋。我是一个没有行李的旅人，只能在追忆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