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时代特征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http://www./xzll/zylw/bdsd/kz2007/kz200702.htm 摘要 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显得很不适应。关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是从系统论中脱胎出来的，但是，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又需要超越系统论的基本思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特别是要求我们建构起新的组织形式去治理我们的社会。 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20世纪后期开始，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人类的一个封闭的、片段的和简化的理论的丧钟敲响了，而一个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时代开始了。”[1] 其实，何止是理论正在向复杂性的范型转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也是如此。或者说，首先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出现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性状，才投射到理论上去，使理论成为“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对这一时代特征的把握，必然要求冲破传统的简单化的理论范式。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看到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 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发现，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与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比，“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显得微不足道了。因而，“资本主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以及基本结构都难以在这种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继续立足，以至于当代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活动都不得不根据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现实，去按照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重建我们的世界，那就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3] 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农业社会是很简单的社会，它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简单。在此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它称作为“简单社会”。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对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是极低的，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动，甚至要很长时间才会在社会中引起涟漪。与农业社会比较起来，工业社会由于人口以及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变得复杂起来，因而，可以把工业社会称作为“低度复杂社会”，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已经是复杂的社会，但是，它的复杂程度相对较低。不过，与农业社会相比，它毕竟是一个复杂社会，因而对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工业社会也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市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4] 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工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组织，官僚制组织形式以及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分化、领域分离和专业化等，都是适应一种科学性和技术化的要求而作出的安排。总 的说来，对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又可以归结为确定性，比如，政府组织的结构和形式需要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公共政策需要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等等。当然，针对不同问题和不同对象，可能会使用诸如明确性、稳定性、持续性等概念。其实，所有这些称谓，都无非是确定性的不同表现，都属于用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确定性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公共需求。复杂性是与社会运行速度相对应的，在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就只能对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作出确定性的要求。这正如测试低速运动的物体需要按照经典物理学的方式，而对高速运动的物体就需要求助于相对论一样。后工业社会是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它对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要求就不再突出确定性的问题，反而需要突出的是弹性，灵活性和灵敏性。我们正处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用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去迎接后工业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建构原则的问题。显然，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去思考治理体系建构的问题，是当前的任务。 如果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话，那么，在这一世界观的视野中，“宇宙的演化是分化的秩序或复杂性的展开史。”[5] 社会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更充分地表现了这个展开过程，在自然的展开中积累复杂性，使秩序分化和变得向无序状态逼近，直到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重建秩序的方案，使统一秩序得到恢复，从而使复杂性的性状一下子降到某一最低值。接下来，又进入复杂性增长的循环过程。“展开与构建不同，后者强调结构并以系统‘自下而上’的结合来描述系统等级层次的出现；而展开意味着过程的交织，这些过程导致了在不同的等级层次上同时形成结构的现象。”[6]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展开”是一个客观过程，而“构建”则意味着群体性的主观创造过程；“展开”是冲破旧秩序，而“构建”则意味着建立新秩序；“展开”是用新的社会结构取代旧的社会结构，“构建”则意味着认识新的社会结构并根据新的社会结构去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选择。 可以说，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辅料，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是始终存在的，人类总是在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作斗争。20世纪后期，“危机管理”一词的诞生就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控制主义思路。“危机管理”是人类针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作出的管理主义应答，但是，危机管理决不可能达到让危机减少的目的，反而会使社会呈现出更多的危机状态。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危机管理，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的应对危机的组织和方法，而常规的危机管理方法，即依赖于常规组织的控制主义思路，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应对危机，就需要采取新的组织策略。由于危机爆发的时间、性质、频度、社会影响力的各异，我们很难采取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以逸待劳的方法”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新时期是不适应的，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组织积淀成本和财政负担，而且在事件发生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应对力不强。 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 本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对自然以及社会过程的控制能力都不断增强，但是，为什么人类却发现自己越来越陷入到“风险”增大和“危机”频发的境地，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事实上，根子存在于人类对自然以及社会过程中的传统控制方式上。人类社会在自己的行进中进入了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同时映射到了自然界中，或者说，在人作用于自然过程的时候，把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入了自然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传统的控制方式已经无法适用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境遇，从而以“风险”和“危机”的形式出现。所以，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应放在社会过程的控制方式的改变上，或者说，应当扬弃传统的控制方式，摆脱既有的“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代之以“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如果在社会过程中能够建构起“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也必将会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解除。 就人的利益实现的状况来看，休谟认为，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不论我以什么为业，社会中若干成员的财富可以有助于增加我的财富；他们消费我所生产的东西，而以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给我作为交换。”[7]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决定了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垄断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政府必须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以便形成多元的、灵活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从而有效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满足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途径的多元化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而且在合作互动中提供了自主创新进行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 历史的进步总是把对人的能力的关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古代社会对人的体力等自然能力的关注，到近代社会对人的知识获取和应用能力的关注，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自主创新和交往能力的倡导，是历史发展的轨迹。在当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方面，要求人们必须拥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必须采取共同行动。这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实则是统一的。在共同行动中，人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基础上的共同行动才是他的自我确证，才是对于他的自我实现有意义的行动。否则，就会像以往世代中所出现的那种共同行动一样，人被裹挟于其中而失去自我。 考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客观依据是它的组织形式，工业社会中的官僚制组织所拥有的一切设置都表现出处理“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事务的要求。尽管人们也可以经常性地察觉到一些客观的不确定性并未在决策的过程中得到完全排除，甚至会导致风险。但是，毕竟官僚制组织提供了一条借助于科学、技术手段的强化去尽可能地排除不确定性的道路。然而，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冲破了它固有的临界点，以至于组织已经不可能通过强化科学、技术手段去对它作出排除了。反而，必须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必须加以接受的现实。因为，在社会的复杂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官僚制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缓慢且笨重地在最初确定的方向上蹒跚前行。它仍然提供服务，或许数量与质量都不错。但其动作的速度与灵活性却在逐步下降。”[9] 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传统视角下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并不是最基本的需要，反而，组织运作的速度和灵活性才是及时处理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危机因素的必要组织能力。如果组织不具有较高的运作速度和灵活性等特质，而是在最初确定的方向下提供服务，无论这种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多高的水平，只要在应对哪怕一件小小的危机事件方面表现得能力不足，就会使已经取得的全部成绩付诸东流。 当前，工业社会中成熟的组织形态越来越感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压力，官僚制组织是在传统决定论哲学理念下而做出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安排，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因素，它惯有的那种独断性特征已经演变成无意义的话语“独白”，它的僵化与环境的不确定性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那种以稳定的“形式合理性”制度和运行机制去应对变化着的管理对象的方法，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临界点上形成了桎梏。因而，官僚制组织模式需要在它的替代形式中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管理主义取向是以公共事务的确定性为假设前提的。它以严格的程序来把公共事务纳入到管理框架之中。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公共事务中的或然性越来越成为官僚制难题，在原有的官僚制框架下增加回应性和灵活性也成了杯水车薪。如果没有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政府必然会在公共事务的或然性中变得无所适从。所以，政府必须在自我的进一步开放中为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的成长打开通路，并准备与一切政府组织一道来实现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使公共事务的变量难以用决定论思维来加以有效的把握，官僚制赖以建立的简单因果关系发生动摇，从而使官僚制失去存在基础，进而，官僚制组织的控制模式经常性地陷入力所不及的境地，程序化的决策回应机制在不确定因果链中显得游离于要解决的问题之外，从而使组织以“古董式”的思维习惯应对新涌现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组织模式在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越来越增强的是放在古董架上来加以欣赏的价值，而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则越来越失去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当官僚制不再是一个有效工具的时候，它的工具理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官僚制组织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依然会表现出它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人类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会这样。但是，作为官僚制建构原则和思维方式的因素，将成为“古董”。 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历史迹象：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以官僚制组织为代表的常规性组织在规模上出现了大幅度削减的要求，相应地，原先处于一种边缘化位置上的任务型组织则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在迅速增长。在这种格局中，具体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大都由任务型组织来加以承担，常规性政府组织的“保留地”仅仅在两个方面；其一，带有传统色彩的、极其简单的公共事务，这些事务在社会的自我管理机制中可以得到自行处理，但政府担任引导性的职责；其二，“元战略”以及重大战略的制定和监督实施，这是直接对任务型组织的活动加以引导的职责。但是，政府的现时表现是，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政府组织规模也出现迅速膨胀的趋势，而且，无论怎样进行机构改革，想尽了一切办法去削减机构和编制，总是不尽人意。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实现组织观念的变革，没有在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的关系方面作出系统性的方案设计。所以，关于政府组织调整的未来行动，应着力于对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规划，优化任务型组织的设立和布局。最为关键的是：不要把任务型组织看作是常规组织的补充，而是看作社会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并行的、互补的组织形式。当然，任务型组织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但是，这种临时性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临时性，而不是组织体系总体上的临时性。就组织体系的整体来看，一些任务型组织解散了，还会有另一些任务型组织成立。 三、关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理论是在系统论里成长起来的。但是，20世纪的系统论还带有旧哲学的痕迹，具有还原论的色彩，只不过它改变了旧哲学还原论的路径，不是向个体方向的还原，而是向整体方向的还原。这就是莫兰所指出的：“……系统论用‘整体论’或‘整体’观来反对还原论。然而，自以为超越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却实行了向整体的还原：它不仅对部分之为部分闭目不见，而且对组织之为组织十分短视，对统一整体内部的复杂性一无所知”。[10]
鉴于20世纪系统论的这一缺陷，莫兰提出了对系统论加以重新修订的设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系统的概念加重新界定。莫兰说：“系统论的复杂性一方面随着元素的数量和多样性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也随着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愈来愈具有柔性、愈来愈错综复杂、愈来愈少决定论特点……而增长。”[11] 莫兰认为，在高度复杂性的条件下，系统可能会同时表现出“多中心”、“无中心”和“单一中心”等多种特征。他说：“高度复杂性表现在它们同时是无中心的（也就是说以无政府的方式通过自发的相互作用运转）、多中心的（即拥有几个控制和组织的中心）和一中心的（即同时还有一个最高的决策中心）。”[13] 这种在形式上的表现可能恰恰能够对“复杂性”这个概念作出准确的注释，而在实质上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的。也就是说，这种复杂性的涵义是无法被纳入到传统的中心化思维中去理解的，只有从“解构”的意义上来看，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表述，那就是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因而，也就不再允许按照“中心化”的思维习惯来认识和把握它。 莫兰给复杂性理论作出了这样的定位：“我们的系统观是对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超越，它通过统合两派各自所有的部分真理来寻找一个理解原则：它不应该为了部分而牺牲整体，也不应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重要的是阐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互相凭借”。[14] 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描述性的定位，即不是对复杂性理论实质的揭示，但是，它已经能够表明复杂性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对已有科学思维方式的超越。传统的向个体方向的还原以及20世纪系统论的向整体方向的还原，都是过于简单的思维方式，无论还原到哪一个方向上去，都不足以帮助人们把握系统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于全面开放的系统而言，更做不到了。所以，对复杂性的把握，也需要有着具有复杂性特征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具体的，是从各种具体的、现实的关系的具体性出发的，而不是从实体的具体性出发的，既不被还原于抽象的也不被还原于具体的实体；既不被还原于个体的实体也不被还原于整体的实体。 虽然系统及其要素都不应作为思维的原点，但是，这两个概念在认识和把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候都是无法回避的，应用到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整体以及这个整体中的个体的人也都是思维的要素。这时，个体的人应当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和功能，以及这些特征和功能如何在社会整体中获得依然是有价值的问题。詹奇指出：“自主性以复杂性为前提，但确切地说两者并不等同……自主性是复杂性的能动的、动力学的应用……”[15] 在我们考察社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复杂性视作为环境、结构等方面的性状，而自主性则属于拥有复杂结构的整体性的主体，这个主体因拥有自主性而能够在不依赖于其他主体的情况下应对复杂环境，也能够因应对复杂环境的需要而自觉地与其他主体展开合作。在这里，我们看到，应与传统的整体论或个体论都区别开来，在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中，个体的人是作为整体存在物而出现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僵化的整体性概念所能描绘的。根据这一思路，一切关于社会的建构性行动，都要从个体的人的整体性的获得、实现和维护出发，同样，社会也只有在个体的人能够作为整体性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时候，才会获得和谐的基质，才会走向和谐社会的境界。 具体地说，根据复杂性理论来观察社会治理，所得出的结论是：“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社会不会有好效果”；“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体制。”[16] 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长期形成的偏见是以为只有有效的控制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走向合作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偏见必须破除。因为，等级化的控制体系在解决问题时，必然会遇到一种复杂性的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就不再有效，反而有害。从根本上说，等级控制体系所适应的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以及低度复杂性的社会状态。随着社会从弱复杂性向强复杂性、从低度复杂性向高度复杂性的转化，等级控制体系出现了全面失灵，这时，惟一的出路就是解构控制，用社会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取而代之。其中，自主性的组织和个人等之间的合作，才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对社会稳定产生冲击的因素。从经济上说，社会的转型会以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要素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原有的经济关系、经济格局都会发生变化，在社会表层上，会反映为经济活动收益与预期的巨大反差，从而在作为个体的经济主体这里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经济要素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一些经济要素原先是重要的经济因素，现在可能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到经济活动之外，成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代表这些经济要素的人也就可能会进入失业队伍中去。同样，在这种变动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要维护和保障的社会存在状态也已经成为过去，而新的社会存在状态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从而置新的社会存在状态于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就政府而言，旧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它会运用已经成为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去应对新的问题，造成社会治理目标与手段的离异和错位，反映到表层，也就是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各种各样新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适当的解决，也有许多问题在原有的视界内无法被发现，以至于在演化成危机事件而被认识的时候，已经错失了最佳解决时机。如果社会转型像今天这样发生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世界“交通”的无碍化，不同类型的文化出现了碰撞和冲突，更会在文化和心理上造成一时的混乱状态，反映在人的行为上就是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会表现为人的普遍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范，从而对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压力，甚至会破坏这些秩序。所有这些问题，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以自然条件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形式出现。所以，社会转型总会表现为危机重重的状况，走出危机的道路首先是对社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把握，只有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才能作出正确的方式、方法的选择。 近代以来，在环境的变动中，私人组织总会努力地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事实上，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也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政府则不同，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的本能性的回应就是控制环境，阻止环境发生变化。起初，它的控制显示出了成效，政府也因所取得的控制成效而增强了信心。但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因素没有消除，反而积聚了起来，直到有一天，再一次引发环境的变化而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才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自身的调整去适应它。这个由环境的变化而引起政府变革的运动，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运行的速度也不是很高。随着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这种变革模式将会为社会带来无法承受的消极后果。但是，工业社会的这种政府变革模式是由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中心化、行为的控制导向、官僚制组织形式等决定了这种变革模式。 控制是与征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在内向作用中表现为控制导向的话，那么也就必然会在外向作用中表现为征服，比如，征服他人、征服更大的地域、征服异族、征服其他国家和征服自然界。但是，当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的根本性胜利的时候，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引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8] 由此可见，即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不能够作出简单的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是人类简单化地作用于它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尽管自然界是复杂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还给人以把握它的希望，而人以及人的社会之复杂，则是一个想起来都头痛的问题，而社会的发展又在不断地把复杂性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了。 面对复杂性迅速增长的社会，我们重温恩格斯的告诫会有益处，那就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9] 其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我们对“生产方式”的概念还要作出更广义的理解，人们之间广义的交往关系以及交往形式以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都需要根据复杂性增长的现实作出调整和重新安排。 官僚制组织是群体化的征服和控制行为赖以发生的最成熟和最有效的工具，特别是近代以来，政府正是借助于官僚制组织去展开社会治理过程的。但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组织迅速分化，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领域分化、产业分化和职业分化的历史转变为组织的分化，组织结构从一元的单一类型分化为多元的复杂类型，组织类型出现多样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以及民间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按官僚制组织模式来进行建构的历史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在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以及民间的领域中，官僚制在一些组织中还会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但是，也出现了大量无法按照官僚制来加以建构的组织。也就是说，出现了多元组织共存的局面，原先那种官僚制普适条件下的“单一性决定论”组织格局为“多元共存”组织格局所替代之后，必然会在组织间造就出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的衍射，则走向合作制组织出现的结局。因而，合作制组织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组织类型，而是多元组织共存条件下的一切组织所共同拥有的基本性质。 美国学者哈拉尔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了组织行为模式的变革，由于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的运用，“各种机构将不再是在一个固定地点工作的人员的分散的集合体，而是联系从事大量经济和社会交往的人的不稳定的通讯网络。”[20] 在哈拉尔看来，正在行进中的技术革命将造就全新的人，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哈拉尔指出：“长期的趋势是相当清楚的。劳动生活的特点一度是体力劳动和重复的例行公事，但是今天，大多数工作都涉及难处的人际关系、信息的超负荷以及其他向我们拙劣的制度机制提出挑战的紧迫而令人困扰的问题。这些需要正在造成一种现代的‘经济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社会和理性的利益——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型的‘理性人’。”[21] 哈拉尔把信息看作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的“引信”，他说“因为信息是把一个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纽带，所以这种新技术具有明显地改变我们的现实感和加速所有其他形式社会变革的力量。计算机化通讯网络可以使人们更广泛地交往，加快技术革新的速度，增强我们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用更精确的信息丰富我们的环境，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扩大我们的经验范围，提供更多的知识，增强我们的意识——从而提供推动社会进化的力量。”[22] 在组织以及社会的结构意义上，“信息时代的这种复杂性需要有它自己的结构形式像工业时代不可避免地使物理技术适应支配过去的巨大金字塔一样。”[23] 哈拉尔相信，灵活性将成为“未来与主导地位的结构形式的组织——由信息系统产生的网络。这些取代僵化的等级控制的网络是按允许不断改变相互联系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从而提供一种能够对付动荡环境的更强有力的控制形式。”[24] 总之，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技术革命，不仅会引起政府运行机制上的变革，而且也会在组织结构、制度、行为模式等各个方面引起变革，即引发政府模式的整体性变革。比如，“因特网引发的制度重组标志着……政府制度转型的开始。”[25] 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