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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居，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类型，凝聚了中华先民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形象地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直观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哲学是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创造。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思虑，甚至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的。因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基本精神的最有效途径便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 从哲学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四大思想资源，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学。早在孔子和老子分别创立原始儒学和原始道家之前，中华先民已经表现出很高的精神智慧，创立了关于宇宙和世界万物的三种思维模式，即远古时代的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到春秋战国时期，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开始走向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出现思维共生现象，即所谓“阴阳五行”、“阴阳八卦”之说。阴阳五行思想、阴阳八卦思想由于其直观性和整体性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极为广泛、深远。[1]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一种乐感文化、一种超越宗教的现世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思想资源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展示了以儒家文化为本，儒道互补，儒道佛合一的逻辑结构和发展图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结构模式势必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审美趣味，从而铸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涵盖四大主要方面。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价值系统，自强不息、豁达乐观的民族心理，观物取象、整体直觉的思维方式，超越宗教、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就价值系统而言，中国文化表现了突出的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有别于以神为本的西方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不是脱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脱离社会群体的个人中心主义，而是儒家“道德的人本主义”与道家“非道德的人本主义”的融合互补，是天人合一，群己和谐的人本主义。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心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又一个闪光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动力源。它表现在以无数志士仁人为代表的对崇高理想的正义追求和对事业前程的坚定信念；表现在人们对悲喜炎凉的人生采取乐处达观的态度，表现出豁达大度的胸襟情怀；同样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的和合特征及融合功能。 思维方式是文化精神和民族智慧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直觉体悟的直观性和观物取象的象征性。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于直觉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儒道释三家都是如此，以对象为整体，或诉诸经验，或推崇直觉，或讲究顿悟；而且都把主客体当下的冥合体验推到极致。无论儒家的道德直觉，还是道家的艺术直觉，抑或佛家的宗教直觉，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的全体和真谛。观物取象的象征性思维是指用具体事物或直观表象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思想感情或意境的思维形式。这在古代居室文化、民俗文化中有着广泛而多样的表现。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和最高境界。它不仅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特征和精神，而且标示出相异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质的区别。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中的最基本问题。事实上，天人合一观念在儒道开始对此进行哲学论辩之前，就已经历了“合——分——合”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演化过程。天人合一为儒道共同推崇，但儒家注重的是群己和谐，即个体对群体的适应，并将天人合一的重心落在道德主体的自我反省、自我实现的努力“践仁”的功夫之上。而道家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在道的基础上建立天人合一，即道人合一。合一的基础是人对道的认同，人对自我的觉悟。 中国传统民居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透过中国传统民居，我们可以形象而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基本精神及其深广影响。中国传统民居的哲理观、宗法观、环境观、思维观，等等，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大精深和高明智慧。 二、中国传统民居的哲理观 关于中国传统民居所反映的哲理观，首先要推阴阳、五行、八卦思想。阴阳、五行、八卦思想早在远古时代就萌芽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相互渗透和融合，从而形成以气本论为基础的阴阳五行思想和阴阳八卦思想。有学者认为，“气”主要表达万物生化循环的思想。气、阴阳、五行这三者虽各有渊源，但一俟合流便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气是宇宙的基本实体，它的动因在于阴阳，而五行乃是阴阳之气的基本形态。于是五行的相生相克具体展示了阴阳之气循环迭至和聚散相荡的过程，成为宇宙生生不息的基本构象。[1]而八卦及其演化便成了解释万象世界的基本模式。 这种以气本体为基础阴阳五行、阴阳八卦思想对中国传统民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四合院（北方汉族民居的典型代表），其空间组织的核心——庭院和厅堂的组合就体现了阴阳互动的思想观念。南方汉族民居中司空见惯的祖堂与天井，成为民居空间的核心，住宅总是以祖堂和天井为中心展开布置。而祖堂和天井就是阳和阴的互动关系思想的很好体现。 近年来，随着传统民居学术研究的深化，传统民居表现的阴阳思想日渐引起学界研究兴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四合院构成和空间组合上，阴阳法则倍受遵从。首先，院子在形态上是由四周房舍相围合，外‘实’内‘虚’构成一对阴阳关系。其次，组合依据‘门堂制度’，在轴线主导下次第排列门屋和正堂，再配以两厢，而‘门堂’这一主一次又是一对阴阳关系，在等级上有严格要求。东西厢的配置亦成第三对阴阳关系，以横轴线贯之。而在纵横线交织控制院落关系之中，纵为主，横为次，形成第四对阴阳关系。”[2]不仅如此，院落空间的“四正思维”也构成一对阴阳关系，在整体上是一个序列布局完整的八卦空间。从内外空间层次演进上看同样体现阴阳组合关系。从东南位置的宅大门→垂花门→中院正房→内院后房→后罩房，不仅反映出等级尊卑的礼制观念，而且“每一级组合成为一个递进层次，形成一个层级的阴阳关系”。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基础以及“择中而居”、“居中为大”的思想观念的影响，阴阳五行、阴阳八卦思想往往与之相揉合，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民居的单（阳）数开间，影响到传统民居村落的规划布局。如浙东南永嘉的苍坡村、皖南被宋代大儒朱熹誉为“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的徽州古村落呈坎。后者以八卦式的特殊格局和左祖右社的典型模式传达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而前者之所以经过近两百年自然成长构成一个经规划而略带不正的形态，就是因为受到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地理学系主任R.G.Knapp(那仲良)教授经过对苍坡村的实地调查后得知，“随着苍坡村的发展，五行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相生相克之说法。在苍坡村西边的山本应是属金平二阔（疑为“平而阔”，引者注）的却成了属于火的尖锐山峰。在北面属水的地方，其实没有足够的水来克制西面的火和南面的本来的火。为了化解过盛的火，苍坡村东南方起了两个长方形池塘。而在村中纵横交叉的河水渠，相信是可以引水流过来克制火的威胁。”[3] 与阴阳、五行、八卦相联系，同样深刻地影响中国传统民居的哲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实用理性精神。天人合一和实用理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总体特征。因此，天人合一和实用理性不仅内化为中国传统民居的哲理观，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民居的宗法观、环境观、思维观和审美观等各个方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天人合一和实用理性是以人本思想或人本主义为内核的。民居是最具实用性的建筑类型，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民众（主要是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需要。从民居的选址到布局，从民居的营造到造型，乃至民居的装饰装修，始终一贯的指导原则即满足主人的现世生活之需，努力实现民居建筑适应自然、适应社会、适应人文的内在的综合适应性要求。 如前所述，天人合一思想在儒道两家有着不同意义指归。儒家强调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适应，这种思想我们可以透过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的布局得到直观而形象的理解。如北京的四合院、云南的“一颗印”、浙江的“十三间头式”、福建的“五凤楼”、闽西的围楼、赣南的围屋、粤北的围垅屋、苏州的“四水归堂式”、潮汕的“四点金式”、粤中的“三间两廊式”，等等。这种布局和空间组合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表明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影响的主流地位。与儒家相异，道家的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其天然真趣之境界。这种思想对传统民居特别是具有较好水系环境的古村落布局有巨大影响。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不同阐释，在中国传统民居的历史发展中都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就传统民居建筑的环境观而言，则构成了殊途同归的天人合一的环境理想。 三、中国传统民居的宗法观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套始终维护和持续不断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从源头上讲，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据《左传·定公四年》，周武王克商后，周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西周建立以后，由于周人有着悠久的农业生活传统，而且宗族关系在人们生活中占突出地位，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便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完备，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尚书大传》记载，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其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确立了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度在内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影响是深刻而又广泛的。无论是传统民居聚落景观的构成，还是传统民居的建筑布局，抑或是营造规格、建筑装饰，无不透射出宗法伦理观念和礼制等级思想的气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农业社会的长时期延续，农耕生活基础和宗族文化心理根深蒂固，这也就决定了宗法制度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自始至终的。所以说，有人称中国传统民居是传统中国社会宗法制度的活化石，也就不无道理。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1、礼制性建筑在传统聚落中地位突出，类型多样。礼是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和核心内容。礼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约束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带有强制化、规范化、普遍化的特点，制约了包括传统民居在内的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方方面面。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传统聚落中礼制性建筑的普遍存在，并往往占据突出而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们通过对传统民居和聚落的大量的实地调研而了解到这种礼制性建筑从类型上分，便有寺庙、宗祠、祖堂、牌坊、廊桥、文塔。这些类型的建筑当然不是用来居住的处所，但是在传统民居聚落环境中的地位和意义往往比供居住用的传统住宅更高更大，成为整个村落的主导和决定因素。比如寺庙，清真寺是回族聚居地区最醒目的公共建筑，是地区性回族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回族信仰的物质显示，也是现实中生活路标的象征。回族群众一般围寺而居。宗祠在汉族地区往往是独立的院落，占居全村的中心地位，也有的依“左祖右社”的原则，位于村落左方。它不仅是祭祀场所，也是族人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等多功能的家族礼制活动的场所。堂则是渗透包含在第宅中的礼制性建筑，是《礼记》所讲的“六礼”[注]的活动之所。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民居，还是粤中三间两廊式民居，抑或是闽粤赣的客家民居，浙江十三间头式民居，这种礼制性空间的堂，一直是传统民居空间布局的核心和重心。此外，遍布城乡的功名坊、节孝坊等各式牌坊同样成为传统村落往昔礼制活动的见证。浙江东阳的雅溪村牌坊群、安徽歙县的棠越牌坊群更是壮观之极，令人叹为观止。 2、传统民居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是以等级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汉以后，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维护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中心内容的等级制，便成为维系“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社会结构的主要依托，也是礼制、礼教的主要职能。千百年来，建筑被视为标示等级区分、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分贵贱、辨尊卑成了中国传统民居被突出强调的社会功能。就等级制度而言，可以山西民居对昭穆之制的推崇作为典型之例加以说明。昭穆乃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营建宗庙时，始祖庙居中，以下按先左后右，左昭右穆的定制交替排列。不仅如此，祭祀行礼时的队列秩序也是如此。昭穆之制便是区别长幼、远近、亲疏、尊卑的影响传统社会方方面面的等级制度。山西祁县民居就体现了左上右下，东尊西卑的昭穆之制。东厢房的屋脊高于西厢房，东厢房的尺度略大于西厢房，东厢房的入口也略大于西厢房。等级制度在传统建筑中是十分严谨的，单就宗庙来说，由于天子、诸侯到庶人的等级差别，其宗庙组群、家庙开间、家庙数量、宗庙门堂、梁柱用色、以及刻桷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如下表）[4]，不得僭越。 中国传统民居·宗庙等级制度 官爵等级 制度规定 天子 诸侯 大夫 士 庶人 家庙组群制度 三路五进以上 三路 五进 一路 三进 一路 二进 家祭 无庙 《礼记》宗庙制度 7 5 3 1 0 家庙建筑开间制度 9 7 5 3 3 宗庙门堂制度 一门 四熟 一门 四熟 一门 二熟 一门 二熟 一门 无熟 梁柱用色制度 红 黑 青 黄 刻桷制度 雕刻加细磨 雕刻并粗磨 雕刻 无雕刻 作为宗法制度的一部分，建筑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现象。就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宏观意义而言，建筑等级制度的影响在于不仅导致了传统建筑类型的形制化，建筑的等级形制较之于功能特色更显突出，而且也促成了传统建筑的高度程式化。严密的等级制度，把建筑布局、规模组成、间架、屋顶做法，以至细部装饰都纳入了等级的限定，形成固定的形制。汉族传统民居尤其如此。 3、血缘家族观念的深刻影响。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纽带，家族观念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基础，传统民居所秉持的宗法制度的影响也表现在维持和强调血缘家族观念。对中国传统民居的调查表明，聚族而居是宋以后封建家族制度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其建筑组合方式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单元组合为特征的“合院群聚落”；一类是以向心式围合为特征的客家聚居建筑。如浙江东阳卢宅村体现了“合院群聚落”的特征，是卢氏累世聚族而居形成的村落。村落入口，气势磅礴，捷报门、肃雍堂、乐寿堂、世雍堂等礼制性公共建筑居于主轴线上。主轴线之东尚有两条轴线，主轴线之西还有六条轴线，每条轴线都有多进院落。一座院落是一个小家庭，一条轴线是一个大家族。他们有共同祭祖的祠堂——肃雍堂，也有记载血亲的共同的家谱。又如客家聚居建筑，无论是粤北的围垅，还是闽西的围楼，抑或赣南的围屋，都以“点”（祠堂）“线”（居住用房）围合形式来表达聚族而居的家族观念。广东梅县白宫镇的棣华居，福建永定县湖坑的振成楼、江西龙南杨村的燕翼围所刻意强调的家族观念和宗法思想都给人深刻印象。 在聚族而居的传统民居村落中，祭祀祖先的祠堂总是处于最重要、最突出的地位，在整个村落的布局里，不是居于村落的中心点，就是处于主轴线的端点。民居院落和居住用房都是围绕祠堂或以祠堂为控制点来延伸分布和递进布置的。在很多村落中不仅有整个家族的总祠堂，还有的有家族中每一个分支的支堂，成为民居建筑分布的多个中心。 四、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观 从生产方式的层面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社会，又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物质文化，抑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创造发展都离不开农耕的社会生活基础。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化讨论的中心。 人类关注环境、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缘于人们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对于环境价值的认识和深化。环境价值包括物质功利价值和精神审美价值两个方面，前者表现在人们生于环境、长于环境，从外界环境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后者表现在人们寄情于环境、畅神于环境，要从外界环境中吸取美感，增进生活的情趣，求得情感的愉悦和审美的享受。中国传统民居的历史发展不仅表现出适应环境的高超精湛的技法和艺术，而且本身成为人们的生活环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居环境思想。这里仅从环境理想、环境模式和环境意向等宏观层面进行简析。 1、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理想。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理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是由上古社会原始宗教的天人合一观念转化而来的，其思想萌芽是西周时的“天人通德”观念。传说中，“五帝”以前，乃混沌蒙昧之时，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神相通，没有界限，即《尚书·尧典》所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至五帝时代，颛顼则“绝地天通”，断绝了以往天神和人间的通路，确立了天神与人间二分的思想观念。殷周之际，周人又沿着天人相通的思想理路，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主张，成为儒道天人合一论的思想来源。 儒家天人合一的落脚点在主体性和道德性上，注重建筑环境的人伦道德之审美文化内涵的表达。儒家天人合一的环境理想追求则表现为强化和突出建筑与环境的整一和合，以及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结构的群体性、集中性、秩序性和教化性。透过中国传统民居尤其是汉族民居的村落布局和建筑空间组织，我们可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威严崇高的集中性、井然鲜明的秩序性、礼乐相济的教化性。就是传统民居的装饰装修和细部处理，多以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习俗为题材，常用人们熟知的人物图案，籍此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 道家天人合一的环境理想同样深刻地影响到古代中国的建筑意匠。它一方面表现为追求一种模拟自然的淡雅质朴之美，另一方面表现为注重对自然的直接因借，与山水环境契合无间。古往今来，不乏这种环境理想的具体表现。古代楚都南郢北依纪山，西接八岭山，东傍雨台山，南濒长江，真可谓水萦山绕，天造地设。又如云南的丽江古城，生于自然，融于环境，它契合山形水势，布局自由；道路街巷随水渠曲直而赋形，房屋建筑沿地势高低而组合，宛自天成，别具匠心，给人以自然质朴、舒旷悠远之美感。 2、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模式。中国传统民居天人合一的环境理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是通过风水理论由风水术加以实践的，这种实践的结果便是五位四灵的环境模式。“五位”主要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四灵”指道教信奉的四方神灵：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就思想背景和思维模式而言，风水理论根基于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风水术，由于承继了巫术及占卜之术而具有迷信色彩，又由于揉合了阴阳、五行、四象、八卦之哲理而不无启发意义，同时还附会了龙脉、明堂、生气、穴位等形法术语，使人感到深奥难喻，高深莫测。风水术将《老子》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奉为经典，把“生乎万物”之气作为本体论依据，视寻求“生气”、回避“邪气”为风水活动之宗旨，其关键在于“相气”“理气”，自古以来，对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影响深广。从《阳宅十书》和《葬经》可知，不论阳宅还是阴宅，“四灵之地”为风水宝地，其环境构成模式完全套用五位四灵图式。即《阳宅十书》云：“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也”。 《葬经》云：“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頫。” 近年来，我们在大量的古建与传统民居调查中，亲身感受到五位四灵环境模式对传统建筑特别是汉族民居的聚落选址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如山西平遥民居风水楼，是依据风水理论而建。其要旨是以天之九星、地之九宫的交互感应为宗，将宅按洛书九宫划分，并以后八卦确定宅门以及其它各部位座宫卦象，从而依九星之序，按各座位卦象与伏位卦象的五行相生相克关系来判定宅及各部位之吉凶。又如广东之水乐平镇大旗头村，其聚落选址的依据是“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气模式，反映了人们对兴旺发达的心理祈求。整个村落呈现为坐南朝北，前塘后村的总体布局，以合“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的风水义理。 3 、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意向。传统聚落和民居村舍总是与环境合为一体的。或临河沿路，或依山傍水；小桥曲径，阡陌纵横；荷塘溪池，家禽成群；宅前屋后，林木成荫。可以说，民居建筑是最早的一种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一致的建筑类型。中国传统民居所追求的环境意向以崇尚自然和追求真趣为最高目标，以得体合宜为根本原则，以巧于因借为创造至法。这在大量的园记和游记文学中得到丰富而生动的体现。 白居易曾在《草堂记》中说：“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人居堂内，“可以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林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休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这种“质有而趣灵”的优美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如痴如醉。文震亨《长物志》有云：“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鏖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内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追求人居环境的天然真趣和居者情感的审美愉悦。李渔提出“不能现身岩下，与木石居，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所谓无聊之极思也。”可谓情真意切。计成主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更是言简意赅。在现存不少的古代城镇和村落中，其依山循水，随势赋形的环境设计和布局特点，其“绿水村边合，青山廓外斜”的巧于因借的景观创造，具体而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民居体宜因借的环境意向。 五、中国传统民居的思维观 中国传统民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思想和宗族观念，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宇宙观、环境观。同时，中国传统民居作为中华民族生活智慧和艺术才能相结合的产物，还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乐观向上的崇生心理以及重体悟的整体思维方式。 首先，中国传统民居的思维观具有人本主义的整体和合特征。这种人本主义的整体和合可以溯源到远古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思想。先秦时期的“三才”思想，其逻辑起点就是天、地、人是互相联系，整体和合的，即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整体和合又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也就是说，人的现世生存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民居建筑的选址、布局、营造和装饰装修。人的现世生存和生活需要是多方面内容的组合。由于人们所处的自然、社会、人文等条件和环境的差异，人的现世生存和生活需要的内容组合特征必然不同。中国传统民居在类型和造型特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反映了传统民居以人为本的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精神。透过中国传统民居的布局，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民居村落还是民居院落，都普遍强调以祠堂为中心的空间组织结构和由此而表达的群体性、集中性和秩序性特点。这显然就是整体和合的思维观的反映。 其次，中国传统民居思维观的重体悟特征。从总体的宏观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功利性文化。人们关注的不是宇宙万物的形式结构而是其功利意义。中国文化的尚虚性和实用理性特征也反映和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性特征和模糊性特点。《周易》释卦，《尚书》讲五行，《管子》讲气，重功能倾向愈明显，模糊性愈强。所谓模糊性，就是不能给予固定的形式化，从而决定传统文化的重体悟的思维倾向，主张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于直觉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道、无、理、气等重要范畴都不是言语所能穷尽的。对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意境，也是不能由语言概念来确指、来表现，而只能靠主体依其价值取向在经验范围内体悟。中国传统民居对这种直觉体悟性的思维精神的秉承则突出地表现在村落布局和院落的空间组织上。传统民居通过共生——生态关联的自然性，共存——环境容量的合理性，共荣——构成要素的协同性，共乐——景观审美的和谐性，共雅——文脉经营的乘续性[5]让人感受和体悟人与自然、人与人相融相谐的天人合一的人居理想。尤其当人置身于合院式民居之中，沿院庭而漫步，绕天井而行走，感受到有一种力量，体会到有一种理念在牵引着，使人在有限的空间中去体悟宇宙的无限和永恒，在瞬时的游历中去遐想生命精神的伟大和崇高。即使是一幅幅门联、题对，也总是传达出进取、为善、博爱的思想内涵，让人感悟颇深，回味无穷。 再次，中国传统民居的象征性思维。所谓象征性思维，是用直观表现或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感情或意境的思维形式。传统思维的象征性特点与古人对宇宙整体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周易》，作为儒道二家思想的共同渊源，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体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就是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象征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古代科技、中医、民居选址布局和建筑营造等方方面面。如山西平遥古城，整个聚落布设有3000多口垛口，以象征儒家先师那里的孔门三千弟子，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和颂扬。又如福建永定深远楼外环开间数量为72间，房间数量为64间，以“九八七十二”、“八八六十四”来象征族人既忠君又进取的优越感。再如浙江永嘉县的苍坡村，全村呈方形，象征写字的白纸；村南边有一个大水池，象征书写工具砚；水池旁特意安放的长条形石块象征书画用的墨块；而村落中的那条由东向西正对村西的笔架形山峰的街巷，称为“笔街”，象征一支置放于笔架之上的毛笔。整个苍坡村的村落空间布局和环境景观象征着笔、墨、纸、砚这为人所熟知的“文房四宝”，以寄托希冀后人才子辈出，人文荟萃的规划理想和愿望。 中国传统民居的象征性思维更加直接广泛地影响到传统民居的装饰装修。传统民居装饰总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广大的民居建筑，多以福禄喜庆、长寿安康、戏文故事、花草纹样为题材，往往通过某种自然现象的比喻关联、寓意双关、谐音取意、传说附会等形式，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谚语古语、历史典故、民间习俗等内容，从而抒发祈求吉祥、消灾弭患的愿望，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平安吉祥的向往。传统民居建筑中的装饰图案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吉祥符号，具有广泛的通识性，因而在使用上较为普遍，象征意义也较为一致。多种多样的装饰符号和装饰图案在象征寓意的方式上主要有三种。其一，水玉比德。借助于某些动物、植物和器物的自然属性和特征加以延伸和情感化、伦理化的比附。如，鸳鸯戏水比附夫妻恩爱，莲花浮萍比附高洁淡泊，牡丹芙蓉比附荣华富贵，兰桂齐芳比附仕途昌达。其二，谐音取意。如，鹿——禄，蝙蝠——便地是福，花瓶——平安，鱼——余，狮——师，柿——事，猫蝶——耄耋。其三，民谚传说。如，鲤鱼跳龙门隐喻登科及第。有些神话传说和历史掌故如盘古开天，龙凤呈祥、三顾茅庐、桃园结义、竹林七贤等直接用在装饰中，以强化和提升文化内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民居建筑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相当深刻的。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讨论传统民居与文化的开始便先简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基本精神，以期提纲挈领，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入手分析其对传统民居的影响作用。这里，我们仅仅从中国传统民居的哲理观、宗法观、环境观、思维观四个层面进行梳理。事实上，这四个方面远远不能穷尽传统民居与文化的关系，如生态观，审美观等等就是有待拓展和专文论析的学术领域和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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