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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清风送来了他， 仿佛是麻雀教会了他， 仿佛是神秘的路标指引着他， 觅见了远方土壤中怒放的兰花。 亨利·大卫·梭罗是他家族里的最后一代男性子嗣。他的祖先是法国人，很久以前从格恩西岛迁至美国，他的个性中偶尔也显示出格恩西岛血统，与十分强烈的撒克逊秉赋混合形成独特气质。 梭罗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方面并不出名。他在文学上提倡打破旧学，很少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对学校都持藐视态度，然而他实在得益于大学不浅。离开大学后，他曾跟哥哥在私立学校教书，但不久便放弃了。他的父亲是石墨铅笔制造商，亨利一度专注于这门手艺，自信能够造出一种铅笔，比现有的更好用。完成试验后，他向波士顿的化学家们和艺术家们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优质证书，证明它与伦敦最好的产品质量相当，然后满足地回到家里。朋友们向他道贺，盛赞他已打开了财富之门。但是他却说以后再也不做铅笔了。“我为什么还要做铅笔呢？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决不再做。”他重新开始他无穷无尽的行走和各种各样的研究，每天对自然界都有一些新的认识，不过还从未谈及动物学和植物学，因为，虽然他对自然界的事实充满好奇，但是他对学术的和书本的自然科学不感兴趣。 此时，他正是一个身强力壮、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所有的同学都在选择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某种报酬丰厚的工作，当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情况。他那种抗拒一切惯常道路，保存他孤独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能可贵——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常的期望。他绝对正直，严格要求自己独立，也如此要求每一个人，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未动摇。他是个天生的新教徒。他不肯为了任何狭隘的手艺或者职业放弃他在学问和行动上的抱负，他寻求一种更广阔的行业，生活的艺术。如果他藐视和公然反抗了其他人的观点，那仅仅是因为他更愿意使自己的行为与信仰一致。他从不虚度光阴或自我放纵，需要金钱时，他更喜欢通过一些适合他的手艺活来赚取，如修小船、搭篱笆、种植、嫁接、勘测，或其他短工，而不愿长期受雇于他人。由于他吃苦耐劳，需求甚少，又精通木工，擅长算术，所以他有能力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谋生。与其他人相比，他只要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因此他可以保证有足够的闲暇时间。 测量好像是他天生的技巧，源于他的数学知识，而且他有一种习惯，总想确定他所感兴趣的物体的大小和距离，树的高矮、河湖的深广、山的高度、他钟爱的山峰的直线距离——再加上他对康科德地区非常熟悉，使他不经意中成了一位勘测员。对于他，这个职业的好处是能够不断地引领他进入新的偏僻的地域，有助于他研究大自然。他勘测的精确性和工作技能很快被赏识，在这行业里他不愁找不到工作。 他能不费力地解决勘测中的难题，但他每天都被更重大的问题困扰着，并且勇敢面对。他质疑每一种习俗，并希望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进行他的实践。他是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么多的东西。他没有受过职业培训，从未婚配，孤独一生，他从不去教堂，从不参加选举，他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不知晓香烟的作用；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却从不使用陷阱或猎枪。他为自己选择做一个献身于思想和大自然的单身汉，这无疑是英明的。他没有敛财的天赋，却知道怎样清贫而丝毫不显得肮脏或粗鄙。也许，他在不经意间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后来以成熟的智慧赞成它。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常常想到，即使我富可敌国，我的目标仍然是一样的，手段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他不受诱惑，没有欲望，没有所谓的激情，对浮华的琐事没有兴趣。好房子、漂亮衣服、受过高等教养者的礼节和谈吐，他都置之不理。他比较喜欢质朴的印第安人，认为言谈举止的文雅妨碍了交流，他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和同伴相处。他拒绝参加晚宴，因为那种场合每一个人都在妨碍他人，他无法与别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说：“他们以晚餐的昂贵为荣，而我以在晚餐上节俭为傲。”当问及他最喜欢桌上哪道菜时，他回答，“离我最近的那道。”他不喜欢酒的味道，一生没有任何恶习。他说：“我模糊地记得未成年时吸干百合花梗似乎有点快感，当时我常常预备着一些。我从来没吸过更有害的东西。” 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并且自给自足——这也是一种富有。在他的旅行中，只有在需要跨越许多与当前目标无关紧要的村庄时，才使用铁路。他会步行成百上千里的路，避免住客栈，只在农人和渔夫的家里付费住宿，因为比较便宜，而且他觉得这样更舒服，也更容易打听他所关心的人和信息。 在他的个性中有种不屈服的军人气质，很有男子汉气魄，很能干，但是缺少些温柔，好像除了反对，他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希望揭穿谬误，嘲弄愚蠢，我可以说，只需要一点胜利的感觉，几槌鼓声，他就能把他所有的能量发挥出来。否定什么对他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实际上，他发现这比肯定什么容易得多了。仿佛他的第一本能就是去反对他听到的意见，他对我们日常思维定势的限制如此不耐烦。当然，这种习惯有点给交流的兴致泼冷水；尽管同伴们最终能看到他没有任何恶意或虚伪，但是这不利于交流。因此，没有一个平等的同伴能和如此单纯和坦率的人成为亲密挚友。他的一个朋友说，“我爱亨利，但是我不喜欢他。至于握他的手臂，我宁愿考虑去握榆树的手臂。” 尽管他是个隐士，淡泊寡欲，但是他很有同情心，他能全身心地、孩童般地投入到他喜爱的年青人中去，愉快地招待他们，给他们讲他在田边、在河畔所经历的各种无穷的奇闻轶事，那也只有他能做到。他总是想着要领导一个采浆果远足队，或搜寻栗子、葡萄。有一天，当谈及一场公众演说，梭罗评论道，凡是在听众中获得成功的东西都是糟糕的。我说，“谁不愿意写些像《鲁宾逊漂流记》那样的，让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东西？看到自己的文章没有一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现实主义手法，谁能不感到遗憾？”当然，梭罗相当反对，并夸耀道，更好的演讲是只讲给少数人听的。晚餐上，一位姑娘得知他将去讲堂演讲，尖锐地问道，他的演讲是不是一个好听的、有趣的故事，像她想听到的那样，还是那种她从不关心的陈旧的哲学话题。梭罗看着她，陷入思考，我看出他正试图相信自己有适合她和她兄弟的内容，如果演讲对他们口味，他们会认真去听。 他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实践者——生来就是，也因此不断陷入戏剧性的境遇中。在任何事件中，所有旁观者都很想知道梭罗将会持什么态度，说什么话。他也不负众望，对每一突发事件都有新颖的评价。1845年，他在瓦尔登湖畔修建了一间小木屋，独自生活了两年，边劳动边研究。这种行为对他来说很天然、很适宜。了解他的人不会责备他有做作之嫌。他的思想比他的行为更加与周围人不同。他用尽了这隐居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1847年，由于不满财政支出的某些用途，他拒绝缴纳镇里的课税，被关入监狱。一个朋友替他缴了税，他才获释。来年，相同的麻烦又找上门。但是，因为朋友们不顾他的抗议仍旧替他缴了税，我相信他停止了抵抗。任何反对或是嘲笑，他都不以为然。他冷静而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不假装相信它也是大家的意见。即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持相反的意见，那也没有关系。有一次，他去大学图书馆借几本书，图书管理员不借给他。梭罗先生去找校长，校长告诉了他借阅的章程和惯例：允许借书给住校研究生，本校毕业的牧师，以及学校周围方圆十英里的居民。梭罗先生向校长解释道：铁路的出现颠覆了原有距离远近的概念，所以按照校长的章程，不但图书馆没有用了，而且连校长和大学也没有用了；他从大学获得的唯一益处就是图书馆；此时，他不仅急切地渴望读书，而且需要读大量的书。他明确地告诉校长，他，梭罗，而不是那位图书管理员，才是这些书最合适的保管人。简而言之，校长发现这申诉者令人敬畏，而那些章程看起来也如此之可笑，便终于准许梭罗享受借书的特权，这特权在他手中变成了无限的。 没有比梭罗更纯粹的美国人。他对家乡和环境的爱是真挚的。他厌恶英国和欧洲的繁文缛节，几乎达到藐视的程度。他没有耐心去听伦敦周边收集来的新闻或者名言警句。尽管他试图保持礼貌，但那些奇闻轶事实在令他厌倦。人们互相模仿，在狭小的模子里生活。为什么他们不尽可能彼此远离些，做个有个性的人？他追求的是最有活力的天性，他想去俄勒冈州而不是伦敦。他在日记中写道：“罗马人的踪迹遍布英国的每个角落：罗马人的骨灰坛、营地、马路、住所，但是至少新格兰不是建在罗马废墟上的。我们完全没必要把房屋建在古文明的废墟上。” 他是理想主义者，支持废除奴隶制，废除关税，几乎要支持取缔政府，然而不用说，他发现自己不仅在现行政纲中找不到代表，而且几乎同样反对每一类改革派。然而他自始至终对反对奴隶制的政党都表现出尊重。其中一位与他有私人来往的，他格外尊敬。在还没有人为约翰·布朗上校说过一句好话时，在被捕事件之后，梭罗给康科德镇的大部分住户发了通知说，他将在周日晚，在公共舞会上演讲约翰·布朗的背景和人格魅力，欢迎大家参加。共和党委员会及废奴主义委员会传话给他说，时机尚不成熟，此举不明智。他回应：“我发通知并不是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只是宣布我将要演讲。”会堂里早早就被所有党派的人士挤满，他对英雄的热忱颂词，让在场的所有人肃然起敬，许多人都惊讶地发现自己产生了共鸣。 据说，普罗提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并且很可能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身体不听使唤，他没有应付物质世界的技能，抽象思维者往往如此。但是，梭罗先生有一副非常合适好使的身板。他身材短小精干，浅色的皮肤，一双炯炯有神的、严肃的蓝眼睛，一副庄重的表情——他晚年还留了一把胡子，颇为适宜。他感官敏锐，体格结实强壮，使用工具的手有力而灵巧。身体与思维配合得非常好，他可以步测出十六杆长的距离，比别人用测杆和链子量得还要准确。他说，他能在月光下的森林里寻找路径，用脚胜于用眼。他能非常准确地目测出一棵树的高度，可以像牲口贩子那样估计出一头牛或一头猪的重量。从装着一蒲式耳或更多铅笔的盒子里，他能迅速准确地一把抓出一打铅笔。他善于游泳、跑步、溜冰、划船，在一天的长途步行中，可能任何乡民都不是他的对手。身体与思维的关系比我们所描述的还要精妙，他说他的双腿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他想要的。他路走得多长作品就有多长。如果关在家里，他就完全不会写了。 他有很强的常识，如同司各特小说中织工的女儿罗丝·佛兰莫克称赞她父亲的那样，像一根尺，量麻布与尿布，也照样能量花毡与金缎。他总有一些新办法。我植树的时候，买了一加仑的橡实，他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好的，于是开始检查它们，拣出好的。但是发现这样做很费时间，他又说，“我想，你如果把它们扔进水里，好的就会沉下去。”我们做了试验，果真如此。他能设计一座花园、一幢房屋、一个谷仓；他能胜任领导一支“太平洋探险队”，也可以在最重大的私人或公众事件中给予明智的忠告。 他为当前而生活，不为过去所烦累和困扰。如果昨天他向你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他今天会向你提出另一个，同样地富于革命性。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像一切有条不紊的人那样珍视自己的时间，可他又似乎是全城唯一的有闲之人，总是愿意参加任何看上去有乐趣的远足旅行，愿意一直交谈到深夜。他谨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从不影响到他尖锐的观察力，无论什么新局面他都能应付。他喜欢吃最简单的食物，然而，当有人提倡素食时，梭罗认为所有饮食都是细枝末节，他说“射杀美洲野牛的人比在格雷厄姆素食馆用餐的人生活得好”。他说：“你可以贴着铁轨睡觉而不被打扰：人的天性知道应该听什么，潜意识已经决定了你不会去听汽笛声。” 而一切事物都尊敬虔诚的心灵，没有什么可以打断心境的神往。他注意到，他屡次遇到这种事情：从远方收到一种稀有的植物之后，他不久就会在他常去的地方找到同样的植物。他还有那种只有精于赌博的人才碰得到的好运气。一天，他与一个陌生人同行，那人问他哪里可以找到印第安人的箭头。他回答“到处都有”，说着就弯下腰，立刻从地上捡起一个。在华盛顿山，塔克曼峡谷，梭罗重重摔了一跤，扭伤了脚。正在爬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了能治扭伤的山金车花的叶子。 他有丰富的常识、有力的双手、敏锐的感觉、顽强的意志，但这些还不能解释他在简单的隐居生活中出类拔萃的原因。我必须加一条重要的事实：他有杰出的智慧，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流人士才有的，它向梭罗展示物质世界是一种手段和符号。这种发现偶尔为诗人产生时断时续的灵感，给他们的写作锦上添花，对梭罗而言则是一种时刻警醒的洞察力。纵使可能受性格中的缺点或障碍所遮蔽，他还是顺从着超凡的想象力。在他青年时代，有一天，他说，“另一个世界是我全部的艺术，我的铅笔不会画别的，我的折刀不会雕刻别的，我不会把它当作工具。”这是艺术灵感和天赋在指引着他的观点、交谈、学习、工作和一生。这使他成为一名目光锐利的判官。他第一眼就会打量对方，尽管不会注意一些细微的文化教养，却能目测出对方的分量和能力。这使得他的谈话常给人以天才的印象。 他一眼就能理解手头的事情，能看出和他交谈的人的弱点和贫乏，没有什么可以逃过这样一双可怕的眼睛。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感性的年青人片刻便转而相信这就是他们一直寻觅的人，人中之人，他可以告诉他们该做的一切。他对待年青人并不慈爱，而是高傲的、说教的。他鄙视他们短浅的行为，勉为其难地答应（或根本不答应）到他们家里去或在自己家招待他们。—“他不能和他们一起走走吗？”——“他不知道。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像他的散步一样重要，他没有多余的散步可以浪费给别人。”恭敬的团体邀请他访问，被他拒绝了。钦佩他的朋友自费请他去黄石河、西印度群岛、南美洲游玩。尽管没有什么比他的拒绝更深刻、更慎重，却还是令人想起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在大雨中一位绅士请他搭乘马车时回答的话，“那么你坐到哪儿去呢？”——他的朋友们都还记得领教过怎样谴责的沉默，怎样透彻不可抗拒的演讲，击溃所有的抗辩。 梭罗先生以全部的热爱将他的天赋献给了故乡的田野、山脉和河流，他让所有识字的美国人和海外的人了解它们，对它们感兴趣。他出生和去世都一直依傍的那条河流，从它的发源地到它最终汇入梅里麦克河处，他全都熟悉。他连续几个寒暑夜以继日地观察它。由马萨诸塞州委派的水利委员最近一次的勘查结果，他早在几年前就在私人实验里得到了。河床里，河岸上，或是河上的空气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各种鱼类，它们的产卵活动，它们的巢，它们的习性，它们的食物；一年一度在某个夜晚飞满空中的蜉蝣，被鱼类吞食，由于吃得太饱，很多鱼竟胀死了；浅水处圆锥形的一堆堆小石头，有时候一货车都装不下一堆，这是小鱼儿们巨大的巢；常到河上来的鸟，苍鹭、野鸭、秋沙鸭、潜鸟、鱼鹰；岸上的蛇、麝鼠、水獭、旱獭与狐狸；在河岸上歌唱的海龟、青蛙、雨蛙与蟋蟀——他全都熟悉，就像它们是同乡、同类，以至于人们如果单独叙述这些生物中的某一种，尤其是用尺寸来描述它的大小，或是展览它的骨骼，或是把一只松鼠或小鸟浸在白兰地里做标本，他都觉得荒诞可笑，或是认为这是一种暴行。他喜欢谈及河流的习性，将它说成一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生物，而他的叙述总是非常精确，永远以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依据。他熟悉这条河，同样熟悉这一地区的池塘。 他使用过的武器之一，比其他勘测员用的显微镜或酒精瓶更重要，是他的一个奇想，在自我放任中产生，然而却以最庄重的陈述表达，那就是，把他的家乡及周边赞誉为最适合自然观察的中心。他曾表示，马萨诸塞州几乎拥有全美所有重要的植物——大多数橡树，大多数柳树，最好的松树，岑树，枫树，山毛榉，还有坚果。他退还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凯恩的《北极航海记》，评论道：“记录的大多数现象都可以在康科德镇观察到。”他好像有点羡慕极地人，在那里日出日落同时发生，或在六个月后才有五分钟的白昼：这是一个壮观的现象，是安努尔斯纳克山所不曾给予他的。他曾在散步时发现过红色的雪花，他告诉我他希望在康科德镇找到王莲。他是本地植物的代言人，承认偏爱杂草胜于进口植物，正如偏爱印第安人胜于文明人。他很高兴地看到邻居的柳树豆架已经长得比豆子好。他说：“看这些杂草，无数的农夫曾花了整个春夏把它们铲除，可现在又长满了，正在所有小路、牧场、农田、花园里扬眉吐气，这就是它们的活力。我们曾用卑贱的名字侮辱它们——如猪草、虫草、鸡草、鲱鱼花。它们也有漂亮的名字——仙果、星星花、无忧草、不凋花等等。” 他喜欢对每件事都以康科德镇的子午线作参照物，我认为这不是出于对其他经纬度的无知和鄙视，而是有趣地表达他相信地域全都无关紧要，对每个人而言，最好的地方就是脚下这个地方。他曾这样表达：“如果你不觉得你脚下的这块土地比这个世界上——或任何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可爱，我认为就不能对你寄予任何希望。” 他用来征服科学上的一切阻碍的另一武器就是耐心。他知道如何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像他身下那块石头的一部分，一直等到那些躲避他的鱼鸟爬虫又都回来，继续做它们惯常做的事，甚至好奇地到近前来端详他。 和他一起散步是一件愉快而荣幸的事。他像狐狸或小鸟一样熟悉乡村，自由自在地在他自己的小路上穿行。他熟悉雪地里或者地面上的每一道足迹，知道是哪一种动物在他之前走过这条小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向导必须绝对服从，而这也是非常值得的。他胳膊下夹着一本旧乐谱来采集植物标本，口袋里装着他的日记簿和铅笔，还有一只看鸟的小望远镜、一个显微镜、一把大折刀和一团麻线。他戴着草帽，穿着结实的鞋子和深灰色裤子，可以通过矮橡树与菝葜，也可以爬到树上去找老鹰或松鼠的窝。他趟水到池塘中去找水生植物，强壮的双腿也是他盔甲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说的那一天，他去找睡菜，看见它在那宽阔的池塘对面，他检验了那小花以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日记簿，念出了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记录这些，就像一个银行家记录票据几时到期。杓兰要到明天才开花。他想如果他从昏睡中醒来，在这沼泽里，他可以通过植物分辨出是几月几日，误差不超过两天。红尾鸟四处飞翔；后面跟着优美的蜡嘴鸟，它那鲜艳的猩红色“使冒失看它的人不得不揉眼睛”，它优美清脆的啼声被梭罗比做一只医好了沙哑喉咙的唐纳雀。不久他听到了一种被他称为"夜鸣鸟"的啼声，他始终不知道那是什么鸟，他找了十二年，每次刚一看见，它就钻进一棵树或是矮丛中，再也不见踪影；只有这种鸟白昼与夜间同样地歌唱。我告诉他要当心，一旦找到了它，把它记录下来，生命对他而言可能不再有重要的事情了。他说：“你耗尽半生一直寻觅不到的东西，有一天却在饭桌上和它不期而遇。你寻找它就像一个梦，而一找到它，你就成了它的俘虏。” 他对花卉和鸟儿的好奇心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他从来不试图去定义大自然的含义。他不会把他的观察报告交给自然史学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把这记录与我脑子里的种种联系分离，对我而言，它就不再真实和有价值: 而他们不想要它的附属品。”他的观察力似乎显示出某种超常的感觉。他像是在用显微镜看，在用助听器听，他的记忆力就是一台记录所见所闻的摄像机。然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那事实在你心灵中产生的印象或影响。在他心目中每一事物都光辉灿烂，代表着整体的秩序和美。他决定研究自然史是天性使然。他承认，自己有时感觉像一头猎犬或黑豹，如果出生在印第安人中，他将会是一个凶猛的猎人。但是，受马萨诸塞州文化所限，他以植物学和鱼类学的温和形式结束了这场游戏。他和动物的亲昵关系让人联想到托马斯·富勒关于养蜂家巴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了蜜蜂一切，就是蜜蜂告诉了他。”蛇盘在他的腿上；鱼游进他手里，由他捧出水面；他抓住土拨鼠的尾巴将它从洞里拽出来；他保护狐狸免遭猎人捕杀。我们这位自然学家是绝对的慷慨，他没有什么秘密；他会带你到苍鹭出没的地方，甚至到他最为珍视的植物学湿地——或许知道你绝不可能再找到它，但他愿意冒这个险。 没有任何学院授予他荣誉证书或者教授的职位；也没有一个学术团体请他做联络秘书、发现者或会员。也许这些学术团体害怕他的存在引来嘲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此多的大自然的秘密和天赋，更没有人能将其综合到更宏大的、宗教性思想里。他对任何人或团体的观点没有半点恭敬，而唯独对真理本身充满敬意；他发现博士中流行谦恭礼貌，便对他们失去了信任。渐渐地，小镇上的人开始尊重他、赞美他，而他们最初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怪人。雇用他勘测的农场主们很快发现，他有出众的准确性和技能，并且，他所掌握的有关土地、树木、鸟类、印第安遗迹之类的知识，使他能向农场主讲述他们自己以前所不知道的农场故事，以至于每人都开始觉得梭罗先生好像比他自己更有权利待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也感受到那样一种人格的优越性，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信与所有人交谈。 康科德周围有丰富的印第安人遗物——箭头、石凿、石杵、陶器碎片；在河岸边有大堆蛤壳和篝火灰烬标志着过去常有野人出没的地方。这些关于印第安人的点滴细节，在他的眼中都是重要的。他的缅因州之旅主要是出于对印第安文化的热爱。他很高兴看到了独木舟的制造过程，还在急流中亲手架控小舟。他对如何制作石质箭头很好奇，在最后几天还托一个去落基山脉的青年找一位能够教他的印第安人：“为了学会这个去一趟加利福尼亚也值。”有时候，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的小团队会访问康科德镇，夏天他们会在河边搭起帐篷住上几周。他没有放弃去结交他们中的精英，尽管他深知问印第安人问题就像是盘问海狸和野兔一样。最后一次访问缅因州时，他很满意地结交了约瑟夫·波利斯，那是老镇上一位聪明的印第安人，给梭罗当了几周的向导。 梭罗对自然界的每件事同样感兴趣。他深刻的洞察力发现了整个自然界的相似规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天才能如此迅速地从一个事实推断出普遍规律。他不是某一学科的学究。他的眼睛看到的是美，他的耳朵听到的是音乐。他发现这些，并不是在特别的环境下，而是在他去过的任何地方。他认为最好的音乐是单弦；他能在电报机的嗡嗡声中找到诗歌创作的灵感。 他的诗亦好亦坏。无疑，他还需要有抒情诗人的文笔和技巧，但是他诗歌的源泉来自他的悟性。他是一个优秀的读者和评论家，他在诗歌方面的判断力深刻透彻。任何一篇文章中有没有诗歌元素都瞒不过他，而对这元素的渴求使他忽视或鄙视肤浅的高雅。他可能会忽略很多优雅的格律，但是却能在一卷书中发现每一处有生命的诗节或诗行，而且熟知在散文中哪些地方能找到相同的诗意魅力。他如此恋慕精神上的美好，以至于鄙视所有当前发表的诗歌。他钦佩埃斯库罗斯和品达，但是当有人也赞美他们时，他会说：“埃斯库罗斯和希腊人在描写阿波罗和奥菲斯时没有写颂歌，至少没有一首好歌。琴音不应该拔起树木，而应该向神灵们唱一首赞美歌，驱赶走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输入新思想。”他自己的诗句常常是粗糙的、不完美的。金子还不纯，还是粗糙而含有杂质的；百里香和香花薄荷还不是蜂蜜。但是，即使他还需要抒情的文笔和技巧，即使他还没有诗人的气质，他却从来不缺乏逻辑思考，这显示了他的天赋比他的才能优越。他知道幻想的价值，它能够提高人生，安慰人生；他喜欢将每一个思想都化为一种象征。你所说的事实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它的印象有价值。因此他的存在如诗如画，永远惹起别人的好奇心去探究他内心的秘密。他在许多事上都是有保留的，他不愿意去展示，他不愿那些亵渎的眼神看他认为神圣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为他的经历蒙上一层诗意的面纱。凡是读过《瓦尔登湖》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他怎样用一种神话的格式记录他的失望：——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寻找。我曾对许多旅行者说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什么样的呼唤会有回应。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猎犬的吠声和奔马的蹄声，甚至还见到斑鸠飞入云层后面。他们也急于要找回它们，就像是自己失去的一样。” 他的谜语值得一读，我得承认，即使有时候我不理解他的表达，然而那词句仍旧是恰当的。他的真理这样丰富，他犯不着去堆砌空洞的字句。他题为“同情”的一首诗显露了禁欲主义重重钢甲下的温情，以及由它激发的精妙思维。他的经典之作“烟”使人想起西蒙尼德斯，而又比后者的任何一首诗都好。他的传记就在他的诗里。他日常的想法使他所有的诗都成为赞美诗，颂扬那万因之因，颂扬将生命赋予他并且控制他的神灵：—— “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 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觉； 以前是一年年过，而今活在每一刹那， 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 尤其是在这宗教性的诗里：—— “其实现在就是我诞生的时辰， 也只有现在是我的全盛时期； 我决不怀疑那默默无言的爱， 那不是我的身价或欲念买来， 从青年到老年它都把我追求， 它引领我，将我带到这个傍晚。” 尽管他的作品在涉及教堂和牧师时会使用一种任性的语言，但他却有一种罕见的、温柔的、纯粹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在行动和思想上不可能有任何亵渎的人。当然，属于他独特思想和生活的孤独感把他与社会宗教行为隔离。对此并不需要责难或者惋惜，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给出了解释：“一个人在道德上逾越他的市民同胞，就不再是那城市的一部分，他们的法律不适用于他，因为他就是自己的法律。” 梭罗是真挚的化身，或许他神圣的生活可以坚定伦理预言者的信念。那是一种拒绝被置于一旁的积极经历。他是真理的代言人，擅长最深刻最严谨的谈话；他是救治灵魂创伤的医生；他是一个朋友，不但知道友谊的秘诀，而且几乎受到少数人的崇拜，他们视他为神父和预言家，知道他的思想和博大心灵的深刻价值。他认为没有宗教或某种奉献，伟大的事情就不能完成；而且他认为偏见的宗派主义者最好把这个观点牢记在心。 当然，他的美德有时也会走进极端。我们很容易追溯到一种凡事求真相的苛刻要求，其严苛使这位自愿隐居者比他希望的更加孤独。他是绝对正直的人，对别人也不肯降低要求。他厌恶犯罪行为，世俗世界的成就也不能掩饰它。他发现体面的、富裕的人和乞丐一样会敷衍了事，他对他们一样蔑视。处事中这种危险的坦率使他被崇拜者们称为“可怕的梭罗”，好像他沉默时还在说话，他人离开了影子还在那里。我认为理想的严肃性妨碍了他发展健全而充分的人际交往。 现实主义者习惯于发现事物表里不一，这使他喜欢以悖论的方式讲话。凡事对抗的习惯损害了他早期的作品——这一种修辞手法在他后期的作品里也没有完全淡出，专用对立相反的形式来代替直接的词语和思想。他赞美荒凉的山脉和冬天森林中“家庭的”空气，他能在雪中或冰里发现炙热，他称赞荒野像罗马和巴黎。“它是如此的干燥，以至于你可以称之为潮湿。” 他喜欢放大每一瞬间，在眼前的一个物体或组合中读出一切自然规律。在那些不能像哲学家那样洞察事物一致性的人看来，梭罗的这种倾向当然是可笑的。在他眼中无所谓大小。池塘是一个小海洋，大西洋就是一个巨大的瓦尔登湖。每一件小事他都引证宇宙的定律。虽然他的原意是要公正，但是他似乎一直认定当代科学假装详尽完备，而他发现专家们忽视了某一植物变种，未能描述它的种子或数清它的萼片。我们回应道：“也就是说，那些呆子不是生在康科德镇；但是谁说他们是呢？出生在伦敦、巴黎或罗马是他们莫大的不幸；但是，可怜的人们，他们也尽力而为了，鉴于他们从未见过贝特曼池塘、九亩角或者贝基斯托沼泽。况且，如果不是为了补上这观察结果，你又为何生到这个世上呢？” 他的天赋如果仅仅是冥想，他是适于这种生活的。但是他旺盛的精力和实践的能力，仿佛天生就是发号施令、成大事的人。我很遗憾失去了他少有的行动力，因此我忍不住要把缺乏雄心壮志算作他的缺点。由于他胸无大志，没能为整个美国出谋划策，而只是做了采浆果远足队的首领。为了有朝一日锤炼帝国的目标而锤炼豆子是有益的，但如果年复一年到头来还只是豆子呢！ 但这些缺点（内在的或是表面的）很快消失在一个健壮而智慧的灵魂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用新的成功抹去了失败。他对自然界的研究是他头顶持久的光环，鼓舞朋友们带着好奇心去看他眼里的世界，听他冒险的经历。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兴趣。 他有许多自己的讲究，尽管他藐视俗套的讲究。他不能忍受自己的脚步声，砂砾的摩擦声；因此他从不愿意在马路上散步，而喜欢漫步在草地上、山中和森林里。他的感官敏锐，他说每所住宅在夜晚都排放出糟糕的气味，像是一个屠宰场。他喜欢草木犀纯粹的芬芳味。他对某几种植物有特别的偏爱，尤其是睡莲，其次是龙胆属、蔓泽兰、“长生草”以及他每年都要去看望的七月中旬开花的椴树。他认为嗅觉是一种比视觉更加妙不可言的探索力——更微妙、更可靠。当然，嗅觉能察觉其他感官所不能察觉的。他通过嗅觉发现泥土气息。他很喜欢回声，说那是他听到的唯一一种有血缘关系的声音。他如此热爱自然，在它的幽静中享受快乐，以至于他非常警惕城市，警惕它们那些精细矫饰对人及其居住地产生的可悲作用。斧头总是毁掉他的森林。他说：“感谢上帝，他们不能砍掉云朵!” “这种含纤维的白色颜料把各种图画绘在蓝色的背景上。” 我附上一些摘自他手稿的句子，不仅是记录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是为了记录他描写的能力和文学造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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