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998/呼唤实验建筑师（迁移自原next

   实验建筑师或称“理论建筑师”。但我认为，其主要贡献不在其理论，而在于其独到的建筑作品从设计观念、设计思想及设计手法等诸多方面对传统建筑设计观念及意识造成冲击，推动建筑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其价值主要在其实验性而非理论性。故这里称其“实验建筑师”。
    密斯曾对SOM事务所的负责人说过：“象医院这样的建筑，我们可以不做，但你们必须做。”这句话清楚的表达了实验建筑师与实践建筑师的分工。作为实验建筑师的密斯，其意义在于第一个把玻璃幕墙作为一个设想提出，并将玻璃幕墙建筑从技术的高度上升到建筑及美学的高度。而SOM及同时大量密斯学派的实践建筑师,它们的使命在于沿着密斯开创的道路,是玻璃幕墙建筑更符合各种不同功能、不同地域的需要，最终是玻璃幕墙建筑普及化、普遍化。
    也就是说，实验建筑师和实践建筑师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没有SOM等实践建筑师，密斯也许只有如范思沃斯住宅等几个孤零零的实验作品（西格拉姆大厦是实验建筑师密斯和实践建筑师约翰逊共同设计完成的。）；而如果没有密斯，SOM也断然没有如利华大厦这样的作品，也是显而易见的。
    建筑界的每次革命都离不开实验建筑师和实践建筑师的配合。以后现代建筑为例，（如何看待后现代及后现代名称的起源非本文讨论的范围。）六十年代末，作为实验建筑师的文丘里以其《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及少量小型建筑作品如母亲住宅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锋。（那篇文章宣言性大于理论性，故这里不将文丘里视为建筑理论家。）接着有摩尔等几个同样的实验建筑师起而追随，在建筑学术界初步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流派。（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最终走向了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但文丘里并不是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者。他的价值在于提出“矛盾、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等不但异于密斯学派更有别于古典美学理论的设计观念。使用传统建筑母题仅是其副产品。）
    而当七十年代末，美国建筑界的泰斗，欣赏前卫的实践建筑师菲利浦.约翰逊以其纽约电话电报公司总部大楼让世界建筑界茫然时，后现代主义便开始从实验的层面走向实践的层面。曾是号称“白色派”的实验建筑师格雷夫斯改弦更张，波特兰大厦和休曼那大厦的实践性多于实验性。约翰逊和格雷夫斯这样的建筑师是前卫实践建筑师，他们起到连接实验建筑师和实践建筑师的桥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出现了如赫尔穆特.扬和KPF这样的实践建筑师的大量作品，最终使后现代深入人心。
    这个由实验到实践的过程，也失去了后现代主义最初的很多革命性的东西。如“矛盾、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等最初的革命性设计观念，最终成为KPF式“古典美学和现代表现技术结合”的新古典主义。正如柯布西耶等先驱们革命性的现代主义在实践建筑师的实践中成为丧失了革命性的国际式建筑一样。这种例子不仅在建筑界，在任何领域都是随处可见的现象。纯而又纯的成功是不存在的。
    国内建筑界从来没有实验建筑师的位置，这与二、三十年代国内第一批建筑师所受的古典主义教育背景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的不重视创造力的教育有关。时至今日，两种类型的建筑师还常常被混为一谈。这种现象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对国外同行的严重误读和歪曲。密斯的范思沃斯住宅在国内报刊杂志上从来就是一个反面样板，大家似乎只记住了其功能上的不合用而忘记了密斯这个作品在现代建筑美学发展上的贡献。同样，以品评实践建筑师的标准去品评埃森曼等人的作品，会使人极为茫然，从而忽略其创新的积极意义。记得几年前读过国内建筑杂志上某知名老建筑师的作品，以不要盲目崇拜大师的立意出现，但文章的内容通篇都是以实践建筑师的标准去对实验建筑师吹毛求疵。按他的口气，似乎那些大师都一钱不值。（当然行文中免不了要加上符合中庸之道的“我并非贬低......”之类。但，真正所谓“盲目崇拜大师”的有谁呢？）老一辈经常以实践建筑师的标准去否定实验建筑师的探索，而由于概念的混淆由来已久，年轻人也会错误的把埃森曼等实验建筑师的作品当成可以在城市里大量照抄照搬的东西，结果把埃森曼的精彩之作改造成了一大堆的垃圾。
    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实验建筑师和实践建筑师之间互相蔑视的气氛。国内有些名气的实验建筑师为数极少，在国际实验性建筑竞赛中获奖者姑且算是吧。（实在地说，这些获奖作品确有优秀之作如张永和的一些东西，但更多获奖的原因在于文化上的投机取巧。那署名“佛站”并在图纸上画上乐山大佛的加油站设计方案仅仅是获奖的垃圾而已。）实践建筑师常轻蔑地问“张永和建成过什么东西”，而实验建筑师也可以同样轻蔑地认为实践建筑师的作品“毫无创意”。如前所述，实验建筑师和实践建筑师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筑界的每次革命都离不开实验建筑师和实践建筑师的配合。没有这种配合，中国建筑是无法再往前发展的。所以，这种环境气氛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了。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现在没有实验建筑师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互相交流的天地。这些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听一下我的具体分析吧。国外实验建筑师的生存土壤往往是在大学校园，文丘里、埃森曼等人的职业都是大学教授、讲师等。而日益浮躁的中国建筑界，教师队伍本就不稳，教师们津津乐道的只有“炒更”；再加上学术上论资排辈的现象严重，留给实验建筑师的空间实在太少。但至少，高校里的有志此道者，所拥有的时间和所接触的资料是充分的。另外，不可忽视建筑界大量存在的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现在只能为柴米油盐而劳碌奔波，但却有很多深藏理想的通道。另外，网络的普及使实验建筑师营造自己交流的天地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中国实验建筑师产生的条件尽管不仅成熟，毕竟已经具备。
    故在此，热情地呼唤中国的实验建筑师，中国的建筑界需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