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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 潘小娴 河北承德乾隆年间的“文津阁”，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乾隆为“文津阁”题诗中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这两句诗最后的两个字分别是“问”与“津”，也同“文津”谐音。在诗注中又说：“山庄建阁，以文津名之，御园之文源，大内之文溯，皆由此津逮也。”大意为：追寻文化的源流，继承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现代文化，先要找到它的渡口；而文津，便是在文化长河上由此岸到达彼岸的渡口。无疑，“文津阁”这三个字在读书人的心里，天然就代表着古意盎然和高尚文雅。也因此，在我居住着的广州，出现了这么一个文津阁书店时，读书人心中自然就对其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 文津阁，是一间以卖古旧书籍为主的书店，也是广州本土旧书店中的老牌书店。书店于2004年2月开始营业，店址原设于中山大学西门旁的新港西路135-11号。原店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专售文史社科学术古旧书籍，用店主陈晓平的话说，想开文津阁的初衷，就是志在“为学术研究拾遗补缺”。因而书店中销售的旧书，也非常讲究品质，一般都为名家之作、著名出版社出品，但是印数较少，现时市面上很难找到的，从中可以找到同一本书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的版本。所以，虽然文津阁书店的空间逼仄到近乎窘迫，但却深得淘书人的喜爱。2007年，由于新港西路要重新规划打造文化一条街，文津阁书店店址从原先的旧址处往前挪了几十米，搬到现在的新港西路85号，并已退居到二楼。文津阁的搬迁，印证了很多书店经常要面对的两种共同命运：一是，不得不搬迁的命运；二是，不得不退居到更寂寞角落的命运。 如今，文津阁小小的蓝色招牌，简朴至近于简陋的门面，就夹在蜂蜜产品店和房地产置业之间。穿过小门，沿着宽宽的水泥楼梯上到二楼，眼前是依墙而立的一大排木质储物柜。书店面积比原来大了不少，大概有近百平方米。一眼望去，大小不一的棕灰色木书架，依次而立，架上桌上的书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除了墙上和天花板上零星地挂着几个风扇，书店没有其他任何的修饰。朴实的风格，让文津阁书店看上去更像一个储藏书的仓库，除了书，依然还是只有书。
一般说来，很多旧书店都喜欢收藏线装书，但在文津阁却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线装书。和朴实的店面一样，文津阁并不经营贵价的线装书。店主陈晓平说，他希望文津阁能给学者、读书人提供内容上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文津阁自开业以来，一直坚持“为学术研究拾遗补缺”的这种纯粹理想，专售文史社科学术古旧书籍，因此搬迁后的文津阁，书架上放得最多的依然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史哲社科类的旧版书，陈晓平认为，那个年代的图书，编辑认真负责，校对严谨，保证了书的好品质。比如，有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6卷《鲁迅全集》，1993年初版的仅印2000册的上海古籍版《司马相如集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老版本《广东新语》等等。此外还有许多1980年代前后的港台读物以及历史档案等。比如，台湾中央日报译印的70年代出版的《蒋总统秘录》版本，共有十五册，此书是日本产经新闻依据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各有关机关现存官方资料，所汇编而成的一套叙述中华民国故总统蒋中正生平的书籍，于1974年8月15日起至1976年12月25日以日文在该报连载发表，同一时期中央日报也做中文连载，并出版为15册的单行本，是极为难得的版本。另外，书店内还有不少八九十年代的极为难得的外文原版书籍，除了英文，还有日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原版书。虽然是原版外文图书，但由于是二手书的关系，售价却比新书要廉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文津阁还成为了众多外文原版图书读者的淘书之地。
作为一个立足在广州的旧书店，文津阁还特别开辟了一个“岭南文化历史的专柜”，这个专柜收集了许多有关岭南诗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粤语研究方面的资料，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全套都能在店里淘到，还有广东历史文献丛书、岭南丛书等。这个专柜是喜欢历史尤其喜欢岭南历史的淘书人的心头爱。此外，店里还有不少关于普通广州人的一些旧照片，照片放得很大，有简单的文字解读。比如，有一张《广州第一次集体婚礼》，上面是一男一女手捧鲜花的合照，文字写道：“1936年11月中山纪念堂刚刚竣工，广州市第一届集体婚礼就选在这里举行。婚礼的礼服均是市政府指定的，男的是蓝绸长衫，黑绸马褂，黑礼帽，唯有手套是白色的；新娘从头到脚都是纯白的，白绸长衫、白头纱、白手套……”另一张《尘封的美丽》，照片上一女子托着下巴微微笑着，文字写道“相中的少女穿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襟衣，脑后梳着一条粗粗大辫子……”这些图文并茂的发黄照片，无疑为广州的民间文化，增添了一种更生动更原始的时代解读。
除了众多的旧书，文津阁也还出售一些折价新书，但这些折价新书依然还是以人文社科类以及名家之作为主，比如，有《符号学与社会科学》、《历史诗学》、《罗念生全集》、《格拉斯文集》、《斯坦贝克文集》等，还有不少《多元文化的现代美国》、《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策》、《美国受众成长记》、《选举的困境》等研究美国文化的书籍。在摆放新书的书架边上还贴着“文津阁书店新书五折酬宾大行动”的公告，上面写着：“2011年10月26日起，新书全场五折，中华、商务、三联全线降至六折，旧书八八折。”这种坚持酬宾的价格基本能和网络书店持平。而矮墙边的一排书桌上摆着的书，竟然低至三折。这些三折书中，还有《阎连科文集》、《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等不错的好书。文津阁这种实在低廉的价格，一直是其深得读者们喜欢的原因之一。 虽然文津阁的价格实在低廉，但是逛书店的人却很少，最多时，也就只能碰上三两个人而已，而经常地，除了一个店员，整个书店就只有你一个顾客，这让近百平方米的文津阁显得更静悄悄的，静悄悄得简直到了寂寞的地步。不过，这种静悄悄的寂寞倒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间断地和店员交流一下。前几天，我逛文津阁时，刚逛到收银台对面的一个小型铁书架，看见架上堆着残旧的古书，有些书封已经脱落，拿到手上，感觉纸张似乎很容易会碎裂下来。一旁坐着的店员，很热情地告诉我说，这个小铁架上的书堪称文津阁最古旧的书籍，很多都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然后他还向我介绍说他姓陈，是个大三学生，每天来此兼职五六个小时。我翻了翻铁书架上的书，看见一本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生文库》第一集，主编是著名出版家王云五和徐应旭，出版日期为民国二十三年，封面已经不见踪影。还有一本是朱骏声撰写的《说文通训定声》，为世界图书局景印，出版者为国学整理社，民国二十五年初版。民国二十三年是1934年，民国二十五年是1936年，这两本书出版至今，历经了七十多年的历史。我用手摸一摸这古书，思绪似乎也穿越到了历史的前尘，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待我把书放下后，小陈边拿起封面脱落的《说文通训定声》粘贴起来，边和我闲聊说：“很多顾客看到这些旧得发黄的古书，忍不住会动手翻阅一下。这些古书本来就脆弱，往往书皮就很容易脱落，这本书我都已经粘贴过很多次了。但每次看到顾客们翻阅这本书，我还是不忍打扰。”
闲聊之中，我瞥见小陈所坐的收银台后面还有一个小铁书架，上面不规整地摆着好多书。小陈说，来这里淘书的很多都是老顾客，他们经过文津阁书店，经常会走上来看看，随性得就像是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而这个铁书架上的全部书籍，便是一些老顾客挑选出来留在这里的。那是因为当时老顾客们看到喜欢的书籍，欢喜地抱到手上时，却发现身上带的钱不够，但又怕下次再来时，此书被别人淘了去。于是书店便特别辟出这一个书架，把这些老顾客们挑选好的旧书放置在这个特殊的书架里，等下次老顾客前来时再购买。这个特殊的书架，给淘书的老顾客们提供了方便，让他们不会错过心头所爱之书，因而一直以来特受欢迎，已经成为链接文津阁与淘书人之间一种特殊情感的纽带。 在文津阁深处的一窗口处，还有一张长长的旧木桌，桌上堆满纸张发黄的老杂志老报刊。报纸是70年代出版的旧报纸，纸张很脆，手一碰，就会看到很多碎纸屑掉出来。老杂志堆里，有50年代的《文学研究》、80年代的《世界知识》、80年代的《南北极》等古旧杂志外，最多的还是七八十年代的《大众电影》杂志。翻开《大众电影》细看，那时候的杂志编排很简陋，杂志用的纸张很粗糙，演员们的穿着也极其素朴，但他们所透出的那种笑容却有着一种穿透尘封岁月的纯粹和纯美。 每次逛到文津阁深处的这个窗口，看到这一张张发黄的纯粹纯美的笑容，我总是会想到文津阁那种纯粹的坚持。或许，对于读书人而言，文津阁书店就是让他们重新寻找和发现书籍里尘封着的美丽的渡口，虽然这个渡口，如今不得不从热闹的一楼退居到寂寞的二楼，但其所展现的那种“为学术研究拾遗补缺”的纯粹追求，却永远让读书人为之感动，为之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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