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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2日下午，财政部发布《通知》称，自13日起将上调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润滑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即由此前刚上调的1.4元/升，提高到1.52元/升。同时将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也由1.1元/升，提高到1.2元/升，但对航空煤油继续暂缓征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还是在2014年7月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已出现罕见“十一连跌”的市场大背景下推出的。 毋庸讳言，第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率《通知》发布之后，社会各界的非议之声、异议之语、置疑之问，以及嘲讽言辞、谩骂秽语，等等，很快汇成了滔滔舆情热点。其实，这次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引发的舆论关注度，并不比几年前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引发的舆论关注度低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本次的反对、异议与非议之声，远胜于当年。 那么，成品油消费税率上调非议之声四起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笔者以为 第一，因为任何税收都会带来纳税者的痛感。直言之，税收的本性意味着纳税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因此，基于人性的自利本能，任何税收如果没有外在强制的话，纳税者大都不会自觉自愿地交纳，存有搭便车的心理。因此，别说是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就是任何其他税种要上调税率，纳税者都是十分在意，会有切身痛感的。更何况，目前中国成品油的税负实在不低，比美、日等发达国家还高，“税痛”本来很大，见涨便会喊痛。以92#汽油为例，按每公升6.05元零售价计算，增值税0.88元；消费税1.52元；城建税0.168元；教育费附加0.072元；地方教育费附加0.048元；企业所得税按7%利润率计0.1059元；总税合计2.7939元，已经占到价格46.18%。而且，一般情况下，税负越高，纳税者的“税痛”越大。 差别或在于，由于税种不同，可能引发的纳税者“税痛”在强度大小、久暂、快慢等方面存在差异。比如，直接税的“税痛”敏感度就明显大于间接税。因为直接税纳税人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交了多少税，但间接税纳税人由于存在税负的转嫁问题，纳税人不一定清楚自己究竟交了多少税。 当然，作为间接税的消费税，也因税率的高低、征收方式的差异，以及征收环节的不同等等因素，形成不同的“税痛”效应，做出不同的反应：支持或者拒绝。 第二，因为这次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的理由与根据不充分，方式与时机值得商榷。 这次调增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明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为了支持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发展。但真正讲来，或许更多是因为“聚财”的惯性思维方式，或者为了缓解由于经济下行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压力。当然，就这此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法律依据而言，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直言之，仅仅满足了税收法定的形式要件，只是有“法”可依而已，并没有追问所依之“法”本身的合法性与优良性。同时，政府征税的强势态度也是原因之一。这点可从三次上调《通知》递进式的用词：“提高”——“进一步”——“继续”就可得到印证。 就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的具体方式而言，短短两个月内就连续三次调增，显然违背了民众的正常心理承受力。俗语曰：所有伤害，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再四。但这次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恰恰是“再三”而为，毫无顾忌。同时，心理学知识也告诉我们：“长痛不如短痛”，不幸的是，这次政府加税却是“木刀”杀人，连砍“三刀”，客观上，也放大了纳税者的“税痛”感。 而且就这次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的时机选择而言，也值得推敲与反思。试想，被经济下行走势、通货膨胀，以及生活开支刚性化等诸多不顺心因素压抑了一年，正处于“节日综合症”郁闷期间的国民，能对政府连续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作为满心的欢迎称快吗？ 第三，由于这次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上调所消减之利益对象的特殊性。毋庸置疑，成品油消费者这一群体具有自己相对稳定和突出的特点，比如，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大多经济状况比较好，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平均文化程度比较高，社交圈子也广泛，特别是由于互联网、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群体的信息沟通比较充分，权利意识相应比较强，等等。因此，这一群体一旦感受到自己的基本权利被无视或伤害，就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有痛感的声音与呼吁，并迅速传递相关的信息与观点，寻求与自己有共同感受的同道。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此次政府连续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如果没有出现非议之声四起的现象，反倒有些不合逻辑。这岂不是在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境遇下，政府的一切增税行为，都必须慎之又慎，都要尽可能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利弊因素，特别是要认真倾听来自纳税人的声音。事实上，发达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教训也一再告诫我们，转型时期任何不当的税收决策，都可能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必须理性导引，反复论证，如履薄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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