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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其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中研究了该领域。它指出，“行为经济学”从3个方面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看法：首先，我们的大部分想法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是自动产生的；其次，它受到社会的制约；第三，它脱胎于不精确的思维模式。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其2011年出版的《思维，快慢有别》(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探讨了人类有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观点。拥有一种自动反应的思维体系显然是必要的。我们的祖先没时间从基本原则中寻找解决生活挑战的办法。他们获得了自动反应的本领，也形成了听从经验法则的文化倾向。这两种特质我们都继承了。因此，我们会受问题提出方式的影响。 另一个特征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即将新信息解读为能够支持已有观点的倾向。我们还有“厌恶损失”(loss aversion)的倾向，即强烈抗拒失去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对我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祖先来说，这种倾向非常明智。 人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连我们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想法本身，也是受到社会制约的。我们也绝非完全自私。社会规范的强大威力带来的一个糟糕后果是，社会可能陷入消极的行为模式。裙带关系和腐败就是例证。如果裙带关系或腐败根深蒂固，个人不参与其中或许就很困难（或危险）。但社会规范也可能是有用的。信任是一种有用的规范。它依赖于人类最擅长的行为之一：有条件的合作。人们将会惩罚搭便车者，即便惩罚他们要付出代价。这种特质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从而肯定会提高团队成员的生存能力。 思维模式非常关键。有些似乎是人内在固有的，此外，有些模式可能同时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观念如果经过社会规范的强化，很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从仅仅是不公平的，到酿成灾难的。有些思维模式能够产生有关谁将成功、谁将失败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些思维模式同样重要。《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有证据表明，有深厚历史根源的思维模式可能决定人们数百年的世界观：种姓制度就是一个例子。此类思维模式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上不断繁殖，成为了一种自动（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应。它们不仅影响我们对其他人的看法，还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为了表明这些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该报告还分析了贫穷、幼儿期发展、家庭财务、生产率、健康和气候变化的政策挑战。 例如，在家庭财务方面，该报告指出，潜在借款者是否被明确告知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一种小额、短期的高利贷,用于贷款人下一次发薪之前临时急用——译者注)与等额信用卡贷款相比有多么昂贵，结果将大为不同。如果在一个种姓混杂的班级里让大家知道谁是低种姓学生，那么低种姓学生的表现就会不如其身份没有暴露时的表现。别人如何介绍自己，会影响这些男孩的表现。同样，贫穷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它还削弱一个人审慎思考的能力。 人们的思考方式也可能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一个例子是，签订这样的合同有不错的效果：约定工人如果未能完成自己选择的产量目标就会受到惩罚。要消除良好意愿与实际表现的差距，这是一种方法，比如我们同意只要我们骂人就要往罚款箱里投钱。我们常常让自己失望。我们可能希望约束自己、迫使自己表现得更好，就像奥德修斯(Odysseus)让人把自己捆在桅杆上（以抵挡海妖歌声的诱惑）那样。 健康领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思维模式的重要性。一种明显的思维模式是非理性地反对接种疫苗。《世界发展报告》举出的另一种思维模式是，贫穷的妇女往往认为，腹泻的正确治疗方法是减少液体的摄入，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再“拉稀”。还有一种思维模式是，人们往往不愿购买收费的健康产品，哪怕金额极低。报告称，人们之所以一分钱都不愿花，可能是因为，免费提供才符合有难同当的社会规范。 因此这些有趣的例子表明了政策手段有必要更加细致。另一个关键领域是金融监管，在这一领域中，如果仅仅关注于激励就可能导致误解。许多经济学家相信，金融市场中的失灵行为完全是扭曲的动机造成的，比如：存款保险、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观念，以及其他众多显性和隐性补贴。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社会行为规范，比如认为银行家主要应该对他们自己、而不是客户负责的观点；或者不适当的思维模式，比如危机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房价不会普跌。监管需要建立在了解此类人性弱点的基础之上。它必须不仅关注于扭曲的动机，还关注于社会规范和群体迷思(groupthink)。 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尤其是正如《世界发展报告》承认的那样，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士往往对他们自己的决策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我们全都由康德所说的“曲木”制成：没有人有上帝那样的智慧和自制力。 然而政策是必须制定的。充分了解相关信息、从现实出发制定政策，肯定要比基于对我们真实能力的过分简单化理解制定政策要好。此外，通过鼓励人们储蓄、学习、过健康生活或更好地抚育子女，推动人们朝他们本来就希望的方向前进，这不能说是严重侵犯自由。然而，鼓励不应轻易地演变为强制。不应把成年人当做小孩对待。那也是一种社会规范，而且还是相当根深蒂固的一种。 FT专栏作家沃尔夫：真正的人和富有远见且理性的“经济人”完全不同。我们感情充沛，不是精于计算的机器，理解这一点，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非常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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