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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进论：我的历史观
吴钩
在表明我的历史观之前，我要先批驳几个比较流动的中国历史观。
第一个：【中国停滞论】
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 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然而，东西洋汉学界基本上都认同一个著名的论断：唐宋变革论。如果中国历史停滞不前，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
第二个：【冲击 回应论】
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提出的“冲击 回应”论，简单点说，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 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 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
这个“冲击 回应”模型论用来分析晚清变革，似乎很有解释力。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时段拉得更长，则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当宋王朝在11~13世纪打开近代化的大门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在哪里呢？
纵然在晚清之时，实际的情况也远比所谓的“冲击 回应”更复杂。外来的西学固然带来了“冲击”，乃至提供了宪政的镜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蓝图与经验，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转型，既是开放的，也是内生的。而“冲击 回应”模型假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停滞、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封闭型“死局”，将外来的西方“冲击”当成近代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源，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第三个【“历史三峡”论】
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将中国近代“惊涛骇浪的大转型”比喻为“历史三峡”，认为“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
然而，事实令人沮丧 如果历史的演进不是被中断，传统的积累不是被腰斩，那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迄今150年整，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构建与政制转型之种种成果，应该煌煌可观了。即使真有唐德刚所说的什么“历史三峡”的话，也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但这个“历史三峡”，现在还不能说已经通过了。因此，我并不相信“历史的必然”。
至于那个“历史五层塔”论，就不必说了。
 我的历史观：【“冲积平原”论】
对于国史之演进，我想提出一个“冲积平原”模型论，或将比唐徳刚的“历史三峡论”更具解释力。所谓“冲积平原论”，其实便是文明演进论。
我们看传统社会自治的展开，似乎步履缓慢，模样看起来似乎也不够“现代化”（黄仁宇似乎就是这么看的），但代代有积累，有扩展，有推进。历史如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社会的文明就如一个冲积平原，慢慢堆积出来。若不是后世“截断巫山云雨”，将这一文明积累全部淹没，那么积千年之功，发展至今日，必蔚为大观。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不过，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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