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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重视人的心灵秩序建设
2015年01月26日 08: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6日第697期 作者：葛晨虹 访问量：112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表明，国家在治国方略和执政定位方面已进入“依法治国”语境之中。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是基础之维、治国重器、善治前提，但依法治国不能陷入“唯制度主义”单边思路中，在强调外在法制、制度治理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精神文化的德治引导及人的心灵秩序建设。正如《决定》所强调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德治、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德治和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功能。 软实力理论具有硬道理。“软实力”理论强调，社会治理的多维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体系，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传统文化、道德要求等。就社会治理能力而言，政治制度和法律的硬性治理必不可少，但价值共识、精神信念及道德力量产生的非强制性约束，对社会治理，对引导公民自觉接受社会规约，具有更积极的作用。 另外，中国理论、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也有来自其他文化的竞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文化、价值观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有人说中国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也有外媒说中国不是世界大国，因为它没有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价值观。 由此可见，国家软实力建设是世界各国竞争力的“硬道理”。而软实力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理论意识、价值观及文化的建构和实践。中国要想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格外重视国家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打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视“中国理论”和文化的建构，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和社会化。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文化整合。社会整合通过多种维度和方式实现，但“文化系统”在其社会功能理论中占有突出位置。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价值模式最为核心，它定位文化系统的性质，为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的合法化提供最直接的论证。一个社会系统，既组织社会运转，也调控个人或群体进行社会互动。社会成员同心同德的凝聚力、行动目标或动力方向，都和他们拥有的价值观相关。如果过多的社会成员拒绝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离心离德严重，社会稳定就将崩溃。 处在转型期中的市场经济发展，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传统家族、地域共同体、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组织，都解构或淡化了，而新社会组织、公民团体，还在零散生长，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就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状态。而碎片化的、多元的价值状态，会带来诸多社会失序问题。能否构建起社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内化”使社会成员共享这些价值观，使其更好地整合社会，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 建设心灵秩序、公共精神以化解道德困境。关于现代社会治理，有一些人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及其功能，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强调大力发展外在制度性规范建构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现代人的内在心灵秩序。须知外在制度秩序必须和内在心灵秩序相结合，才会生成真正的社会秩序。 转型期人的心灵往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现代化带给人们诸多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带来某些心灵秩序的“碎片化”和“无意义感”。伦理思想史上提出三问：什么是好生活？为好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应当成为什么？现代人比较关注的是“应该如何行为”，而非“成为怎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规则功利主义导向，往往使人忘记了人性的高贵、美德的意义，放失了人的精神家园。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片面“物化”的发展模式忽略甚至放逐了人对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以及高贵人性的追求，社会才会出现大量道德问题。 另外，随着现代市场转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人际关系建立在一种非血缘、陌生人的、个体化了的利益关系基础上，交往活动不再囿于亲缘范围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体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公共交往。这种交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友爱德性即公共精神的普遍化，其中就包含着对陌生人的友爱和他人意识、责任意识。在转型期，原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和精神文化被冲淡后，新的契约法制关系和适应陌生人际的公共精神还未备好，就容易出现“道德冷漠”、“低信任度”等社会问题。显然，转型后的现代公共生活中，陌生人之间的人际相处需要更多的他人意识和公共精神。 对于一个“好社会”而言，仅有物质不够，仅有制度也不够，要想建立真正公平而和谐的社会，在制度正义、依法治国基础上，还需要核心价值观、社会德性、公共精神作补充。所以，我们在大力强调依法治国、制度治理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人的心灵秩序的建设！社会秩序应该是制度秩序加上“心灵秩序”才能真正产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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