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应县木塔

　　按：梁思成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祖师爷，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是在清朝覆亡不久民国初期。可以说梁思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掌握了现代科学方法并研究中国建筑的领军人物。

　　1933年，梁思成赴山西应县考察，从而发现了应县木塔这座中国古建筑的文化瑰宝，由此应县木塔进入了世人的视野，继而名扬天下。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梁思成赴美国留学，攻读建筑学。在美国的时候，梁思成就树立了一个宏愿，就是能够撰写一部内容翔实完备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1928年，梁思成学成回国，先后就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

　　1932年，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完成了他的抗鼎之作《清式营造则例》，对于清代官方关于建筑的规矩、作法做了一个详尽的著述。梁思成有了清代建筑知识作为根底，对他以后研究古代建筑时，就有了一个很好参照物。因此，他著述《清式营造则例》，是他进行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完成《清式营造则例》后，梁思成认为对理论上的研究应该告一段落，他应该把目光投入到散落在全国的建筑遗存实物上来，以期得到更广泛、更全面的古代建筑实物资料。

　　在梁思成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时候，明清建筑在中国大地比比皆是，因此他并不觉得十分难得。梁思成真正感兴趣的是中国民间遗存的比明清建筑更古老的建筑，特别是中国建筑发展的最高峰唐宋时期的建筑，他希望通过寻找中国更多、更古老的建筑（特别是唐宋建筑）来理清中国建筑发展规律，从而通过揭示这种文化传承脉络，来构筑一个完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的王国。

　　在哪里寻找明清以前，乃至唐宋时期的古建筑呢？梁思成想到北京民间流传很久的谚语：“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也是梁思成对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最开始的模糊形象。

　　1932年，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日本学者关野贞（日本建筑史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外籍社员）于1918年在中国北方的一份考古报告。在报告中，关野贞说到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为“应州塔”，这和流传已久的华北谚语相吻合，这让梁思成感到非常兴奋。

 

　　自从知道应县有这么一座木塔后，梁思成就对之非常关心和痴迷，以至于有点神神叨叨。在早晨洗脸的时候，梁思成会说：“上应县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有时会突然的说一句：“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一直若有所思的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然后梁思成就不往下说了，也许太过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

　　梁思成那种痴迷的样子，常常让他的夫人林徽因觉得哭笑不得。林徽因曾经这样笑着对梁思成打趣道：“阿弥陀佛，你所倾心的幸而不是电影明星！”

　　那时候，梁思成最难受的是根本没有看见过这座木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或翻印的相片也没见到过。从关野贞的考察报告中，梁思成知道了有这座木塔的存在，关野贞也只是约略说这是一座建于11世纪的塔，并没有用图片作为佐证，但究竟真的是建于11世纪的木塔还是以后重修的明清建筑，这让梁思成有点捉不准。

　　于是，梁思成就去了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应县的资料，但是遗憾的是却看不到一张应县木塔的图片。

　　如果有一个人在应县，能够将应县木塔的照片拍下寄过来就好了；可是，梁思成又没有应县的熟人。这时，梁思成灵机一动，他决定写一封信到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尽管梁思成不知道应县那时是否有照相馆），并在信中附上一元钱（当时一元钱已经价值不菲），请他们代照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来。

　　奇迹真的发生了。过了不久，梁思成果然收到山西应县ＸＸ斋照相馆（那也是当时应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的来信，并寄来了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在信中，照相馆主人的索价也很新鲜，他托梁思成帮他购买一些北京的信纸和信笺作为条件。

　　那时的信纸和信笺都是宣纸精心印制而成，宣州在长江以南，所以宣纸也称南纸。应县是边陲小城，没有南纸店，开设应县照片馆的老板是位雅士，他希望得到这些当时纳罕之物的想法也颇儒雅有趣。

 

　　1933年9月6日，经过一番筹备，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终于踏上了考察山西北部重镇大同以及应县木塔的旅程。

　　大同曾作过北魏的陪都，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地，在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座城市。在这里，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先后考察测绘了华严寺、善化寺、和云冈石窟，他们对大同这所城市的精美的艺术遗存叹为观止，取得了非常满意的调查成果。

　　林徽因对大同的各个古建筑群作了简单的考察后，因放心不下刚刚一岁的儿子小弟（梁从诫），便提前于9日晚坐火车返回北京。这样，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纪玉堂完成了对大同古建的测绘，于17日踏上了应县之行的旅途。

　　当时大同并没有直达应县的客运汽车，要从大同去应县，必须先坐汽车绕至山阴县岱岳镇（山阴县府所在地），然后再换乘骡车前往应县（现在去应县不用绕山阴县，从大同经怀仁县即可）。梁思成他们早上七点从大同乘汽车出发，到达岱岳镇是上午十点多。大同市所辖县镇自然环境恶劣，人民非常贫困，交通工具更是缺乏，梁思成他们为了在岱岳能够寻找到去应县城的骡车，竟然耽搁了两个多小时。又忍受了六个多小时的长途颠簸之苦，晚八时许他们终于到达了应县。

　　虽然梁思成他们到达应县是晚八时，但他们却更早的看到了应县木塔。在骡车上，梁思成从距应县城20里外的地方就看到塔，他兴奋地写道：“我到镇西五英里外时，正是落日时辰。前方几乎笔直的道路尽头，兀然间看见暗紫色天光下远远闪烁着的珍宝：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夕阳，掩映在远山之上。…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

　　由于一天舟车劳顿，梁思成他们都很累了，便找了一个小店休息了，等第二天再去看木塔。

 

　　18日一早，梁思成一行就进入了破旧不堪佛宫寺，仰望着面前这座高耸入云、雄浑古朴的木塔，一种历史沧桑感迎面扑来。

　　梁思成不由感叹道：“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belmlng（势不可挡），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不独梁思成作如此感叹，就连刘敦桢也是赞不绝口，他居然发誓说：如果元、明代以后有如此精品，我的“刘”（姓）字倒过来写！

　　刘敦桢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是和梁思成齐名的建筑教育大师，在建筑界素有“南刘北梁”之称。当时刘敦桢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和担任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同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两大台柱。

　　刘敦桢的此话出自于梁思成给已回北京的林徽因的信中，当时原文是这样说的：“士能（刘敦桢字士能）忘情时那句‘如果元、明以后有此精品，我的刘字倒挂起来了！’，我时常还听得起见。这塔比起大同诸殿更加雄伟，单是那高度已可观。士能很高兴他竟听我们的劝说没有放弃这一处同来看看，虽然他要不测量就走了。”

　　同时，梁思成也对林徽因没有亲临观瞻木塔而感到遗憾，他这样对林徽因表示道：

　　“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开三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同向着塑像瞪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

 

　　梁思成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佛宫寺木塔了，能够在这木塔的前面、后面、上面、下面、里边、外边环绕着测绘他素仰的木塔，梁思成感到无比的幸福。

　　以往测量一座古建筑时，一般大致一两天时间就可搞定。可这次测量一座孤立的木塔，梁思成和莫宗江居然用了整整6天时间，这在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经历是少有的。

　　其时刘敦桢因为有事，一个人先行离开应县了。纪玉堂（营造学社职员，曾多次随梁思成外出考察古建筑，主要做一些劳务及联系住宿等辅助工作。抗战胜利后，纪被梁思成招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职员）只能做些后勤工作，这样测绘的任务就只有落在梁思成和莫宗江两人身上。尽管工作繁多，梁思成因为喜欢，倒也不觉得很累，他这样描述道：

  “塔共有五层，但是下层有副阶（注：重檐建筑之次要一层，宋式谓之副阶）上四层，每层有平坐，实算共十层。因梁架斗拱之不同，每层须量俯视，仰视，平面各一；共二十个平面图要画！塔平面是八角，每层须做一个正中线和一个斜中线的断面。斗拱不同者三四十种，工作是意外的繁多；意外的有趣！…”

　　营造学社的成员、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回忆说：“应县木塔事实上是九层重叠，具有独立梁柱的结构。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地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余下的就是塔刹的尺寸了。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做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上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这才成功地把塔刹各部尺寸及作法测绘下来。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莫宗江说的没错。梁思成早年因车祸造成一条腿有点跛，后来他经常锻炼臂力，攀爬的本领非常强，当时测绘到塔刹的部分，梁思成就是双腿悬空、两手互换攀在铁索上，完成测绘的。

    但是莫宗江没有讲的是，当时梁思成正专心致志地在塔头测量和拍摄，未曾留意头顶上的云层迅速合拢，随即一声惊雷在身边爆响，梁思成一惊之下差点松开自己紧握铁索的双手，这让他后怕不已。要知道从约60多米高的空中摔下，整个人肯定会变成一个肉饼的。这也是梁思成在所有野外考察时最为惊险的一次事件。

　　梁思成虽然没有摔下来，但雷电交加、狂风暴风骤至，他和莫宗江赶紧收拾东西从木塔高层往下爬。慌乱之中，他们拿着的测绘记录本被狂风吹开，并将一页吹飞至栏杆处。眼看近十天的辛苦劳作就要化为乌有，梁思成、莫宗江急步下楼追回。

    等梁思成、莫宗江从层层楼梯转着跑到地面，却发现已经雨过天晴，太阳从云层中透射出光芒，地面上，已经急流成河。他们也从容地找回那页测绘记录稿。

 

　　当时的应县是个简陋的塞北小城，多低矮土房，因地含盐碱，故树木也不多。据梁思成记载从塔上看全城，只数到14棵不很高的树，其贫瘠景象可见一斑。

　　梁思成在完成了对木塔的测绘后，还专门去看望了托他买信笺的照像馆主人。发现那个应县唯一的照像馆已经因为生意萧条而转行，现在只修钟表而不照相了。梁思成的这次回访，也为他和这个照像馆的缘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9月24日，梁思成、莫宗江和纪玉堂离开应县赴浑源县考察悬空寺后返回大同。后于26日返回北京，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晋北古建筑调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梁思成等人随中国营造学社转适四川李庄。临逃出北京时，梁思成等人将中国营造学社历年来野外考察的很多古建筑测绘图及照片、底片等资料存入到天津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内，其中就有应县木塔的测绘资料。

    1939年，天津遭受水灾。中国营造学社寄存在天津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的全部水泡，其中包括很多测绘图及照片，林徽因和梁思成知道此消息后痛哭失声。

　　后来，留在北京的营造学社同仁将被水浸泡后的资料寄往四川李庄。其中关于应县木塔的照片全部损坏，只留下一份残缺不全的污损了的图纸和字迹模糊的测绘稿。

    在李庄，梁思成也一直惦记着沦入日寇之手的应县木塔，在对木塔的测绘资料进行整理时，梁思成不无担心的表示：“我曾在华北调研过的多数地方现在都落入日军手中。……这座木塔如此见宠于自然界，已经进入了千年轮回的最后一百年，但它现在也许正在日本人的手里挣扎着。”

　　1943年，营造学社成员陈明达（时任刘敦桢的助手）根据这些残余的图稿，绘制了一份1/20的详图。那也成了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关于应县木塔最全面、最完整的图纸。

    也就是在李庄，梁思成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在这部饱含艰辛的《中国建筑史》中，应县木塔作为我国木构建筑的典范在书中熠熠生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梁思成也辗转得知应县木塔等华北古建筑居然安然无恙，非常欣慰。

    1947年初，梁思成赴美国访问讲学。在耶鲁大学，梁思成将包括应县木塔的照片和测绘图在内的中国古建筑资料制成了400多张幻灯片，给学生展示，作为教学之用。现在这批幻灯片已成为耶鲁大学美国图书馆最珍贵的馆藏。

    1947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庆祝建校200周年之际，梁思成应邀参加了“远东文化和社会”研讨会的活动，他在研讨会上举办了一次“中国建筑图片展”，其中就包括应县木塔的图片，得到国际同行的热情反响，对中国建筑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仲夏，梁思成回到祖国，从此，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职务。在清华大学，梁思成常常会对学生们讲：“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全国各地。”在这无数的宝贝中，应县木塔无疑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可惜的是，梁思成以后却一直未没有机会再次重登木塔。

　　时间转至1962年，中国文物出版社决定编著一部关于应县木塔的专业研究书籍，经过派人测量、摄影等补充资料，最后由古建筑研究专家陈明达编著了《应县木塔》一书，并于1966年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最客观的介绍应县木塔的专业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编著者陈明达先生也是从三十年代就入职于中国营造学社，他同刘致平、莫宗江长期在梁思成、刘敦桢身边受益，抗战时期一同辗转到达四川李庄继续做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梁思成的早期同事及弟子之一。

    陈明达的著述也可以看作是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学者为释迦塔的研究交付的一份完美答卷。